滨海往事丨近代邮政开先河
近代邮政开先河
历史上,滨海新区是拱卫京师的海上门户,古代邮驿至晚清已有较长历史。到了晚清时期,出于军政、漕运、盐业的需要,在大沽、新城、邓善沽等处都设驿站递铺,它们位于交通便利的官道上,可直接通往天津、宁河、静海等地。
1878年春,总理衙门同意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建议,由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主持,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仿欧洲办法,试办近代邮政。赫德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负责管理各关邮递业务。德璀琳于1878年3月6日建立天津至北京的骑差邮路,随后组织开展北方各口岸之间和上海间的邮运。7月下旬,海关邮政在天津发行大清邮政局大龙邮票,我国近代邮政由此拉开了序幕。
1878年8月,天津海关邮政在大沽设置了水路邮件转运站,这是近代邮政最早的水陆路邮件转运站。最初,转运站的办公地点在一艘名叫“亚丁”号的轮船上。9月2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签发一个通告:授权驻在“亚丁”号船上的海关职员,当带有邮件的轮船因受阻而停泊在河口外不能及时抵达天津时,由“亚丁”号海关职员负责用驳船或其他陆路邮运途径将邮件尽快转运至天津。
为保证京津地区和牛庄、烟台、上海以及南方各地邮路快捷通畅,德璀琳在天津与大沽之间组织骑差邮路,保证近六十公里路程三小时内能够到达,比船只沿海河航行80公里快一倍多。天津与大沽之间骑差邮路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北京骑差转来的信件或海关总税务司署寄南方的紧急信件到天津时,如果运送信件的轮船已经离开天津,邮务人员只要认为还能在大沽赶上船,他就可以将这类紧急信件另行封袋,派骑差送到大沽。海关书信馆的骑差可以在三小时内将邮件送到大沽海关分卡,由海关二等总巡转交给运送信件的轮船。冬天封河前后,船只由于河里有冰不敢冒险来天津码头,也不能预先确定离港时间,每天就由天津派骑差往返大沽送邮件两次。以后每逢冬春之际,海河冰封或枯水,轮船无法驶入天津,就主要依靠天津至大沽之间骑差邮路传递,大沽邮站成为衔接陆运和水运的枢纽,地位日显重要。
1888年10月9日,津唐铁路全线通车,对加快陆路邮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加快邮运速度,大沽海关邮站从大沽口锚地接海路轮船带运邮件后,马上通过小船溯流沿海河走近二十里“S”水路,靠码头,交火车再运往天津,这是我国铁路运输邮件的开始。
1893年海河封冻期间,德璀琳试验用火车邮路来全部或大部取代以前的骑差邮路。但由于当时火车班次很少,管理层面复杂,替代不了骑差邮路“小、快、灵”的优势,试验进行得并不成功。
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上呈“遵议兴办邮政”的奏折,当日光绪皇帝就朱批“依议”,准予建立大清邮政局。在朱批“依议”的奏折里,还附有赫德写的《邮政开办章程》:“先将京都、天津、牛庄等处所设之寄信局作为邮政局。以上各处,现开设之邮政局,办有端倪,即在附近处所随设分局。即如天津之塘沽、大沽,并铁路沿线沿途各站”。《章程》将塘沽地区发展近代邮政放在显要位置。1897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一),天津海关邮局改名为“天津邮政津局”。两星期后,设立天津第一个邮政分局——大沽邮政局。依然由“税务司会同监督、派人管理”。在塘沽地区还陆续设有大沽民船、北塘民船、塘沽车站等支所。
天津至塘沽铁路是我国火车邮运和火车邮政的发祥地。大清邮政局成立初期,铁路由中国人管辖,邮政和铁路关系完全是按双方签订的协议执行。1897年7月15日,天津税务司会同邮政司与津榆铁路局签订天津至塘沽铁路邮运协议,这是我国铁路邮运第一份协议(天津至北京铁路邮运协议是9月5日签订的)。协议约定,铁路运送大清邮局邮件或邮差服务是不收费的,铁路只收取提供特殊设备或专用设备的费用。当年津塘铁路收取特殊设备费为两千元。有此协议,身着制服的大清邮政局邮务人员可免费乘车往来于铁路线上,车厢内设有大清邮政的工作场所。
1896年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冬季与南方联系困难,天津没有像其他商埠那样建立单独行政的地方邮政局,仍延续海关邮政原来的管理模式。邮政和船运方一直遵循总税务司和几个大船运公司的合同,凡是挂这些合同公司旗帜的轮船、汽艇、帆船,大清邮政局均有权用来运输邮件。因而天津及沿海各商埠的水运邮件运输非常便利快捷。
1899年8月,天津至塘沽之间的火车专门加挂两节装运邮件的车厢。从10月25日起,天津至大沽邮件运输也由每日三班增加到每日四班,邮运数量不断上升。大沽邮政局1899年共办理邮件84948件,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倍,汇票业务也增加了两倍多。1900年5月15日开业的北戴河暑期邮局每天与大沽局交换一次邮件。
1900年5月21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局面一片混乱,邮政业务遭到了巨大破坏。大沽邮政局负责人纽码渠擅离职守,瞒着总局投奔到管辖港口的美海军魏兹上校处谋职。于是魏兹下令将大沽邮局迁至距他的军舰不远的一间房子里办理邮政业务,并令海军人员负责。由于魏兹不善管理,至6月16日大沽邮局关闭。纽码渠的失职,导致价值两千余元的邮票及大沽邮局全部邮政档案、资料丢失,损失惨重。经天津税务司与八国联军协商,塘沽邮局于8月恢复邮政业务,由八国联军二等总巡师安蒙负责管理,大沽邮局业务由其接收。
由于铁路破坏及八国联军入侵,邮件往来主要依靠军舰运送。八国联军自己也带有随军邮政人员,为保证通信联系需要,他们于1900年7月在大沽炮台火药库内设立了邮政办事处,每月一次利用公务船往返于海河之间,托运邮件。
1901年4月1日,塘沽站开办铁路邮局,接受在开车前最短时间内交付邮寄的平信业务。同时开办此项业务的还有北京、天津、唐山、山海关。1903年6月,遵照邮政总办指示,天津局和塘沽局对各邮界总局分别设置拣格口,建立邮件直封,体现地区水路联运枢纽的独特优势。此时,塘沽邮局已替代1900年前大沽邮局的地位,成为海运衔接铁路的转运中心。
此外,当地还活跃着由私人经营的民信局,其成员多为合股伙计,没有固定薪金,年终结账,各按照股金及劳动数量分取红利。特别聘用人才,每月付薪水五六千元,专雇脚夫每月付两三千文,到节日则另有赏号。民信局不像“官局”那样需贴用邮票,民信局的收费称为“酒资”,按照沿袭惯例,不向发信方收费,而全部向收信方索取。大沽地区民信局登记注册的只有名为“三盛”的一家,其他都设在商铺、客店内兼营,不登记注册。由于近代邮政发展迅猛,民信局把“官局”当作他们的竞争者。为生存,他们主动从发信商铺、居所收受信件,有时信差在途中接受信件,因而有一定客户群。但至清末,民信局已很难维持。
虽然当地人口不多,建制也不大,但由于地处拱卫京师、联系海外的国门位置,又赶上清政府大力兴办洋务,使其在中国近代邮政发展上具有了特殊的地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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