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法·源 | 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会馆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
CitylinX策展前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法源寺街区所沉淀的以中国佛学院所代表与延伸的新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新文化生活方式，与本区域湖南会馆、谭嗣同故居、绍兴会馆等遗迹所沉淀的中国新文化创新精神相融交汇，我们以此邀请国内顶尖的设计师与新文化生活家阐述当代的传承创新与独特解读。”
2002年，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被确定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街区范围北至法源寺后街，东至菜市口大街，南至南横西街，西至教子胡同，南北长374m，东西宽585m，面积21.50公顷。这里有唐代创建的悯忠寺（现称法源寺）；明代这里属外城正阳门外大街以西五坊之一的“宣南坊”，从地理角度说这儿是“宣南文化”的核心区域并不过分；清代这里曾有全国多地的会馆20余处；近代则有谭嗣同、毛泽东、鲁迅等一大批新旧民主主义的先锋人物居住、活动。时至今日，这里依旧保存了初始的南北走向胡同以及大量四合院建筑。这是一处记录了北京城市变迁，文化开放，社会进步的历史城区。
1.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会馆
可以说，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血缘性和地缘性观念是会馆产生的思想基础。北京的会馆作为以籍贯为基本纽带的机构，为同乡或同行业人提供了异地居住、聚会、议事、祭祀、娱乐的活动场所。北京的会馆自明出现、清兴盛、近代之后逐渐消亡，大量分布于北京老城的南部地区。有专家研究后提出，北京的会馆在三个区域分布最为密集：一是以丞相胡同（绳匠胡同）（现已经扩宽为菜市口大街）为中心的区域；二是以孙公园、琉璃厂为中心的区域；三是以上斜街为中心的区域。现今虽不少会馆已经拆除，但作为会馆主要集中分布区域，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中烂缦胡同、南半截胡同仍然保留了部分会馆建筑。
经查阅历史资料，初步确定现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中曾经有过24处会馆，涉及全国12个省份，其中省属会馆8处、府属会馆5处、县属会馆11处，这些会馆均为清代设立，且主要是清代晚期。
目前街区中保留的会馆有20处，其中湖南会馆、浏阳会馆、绍兴会馆、粤东新馆为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现存的20处会馆中有多处会馆与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事件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相关联，其中浏阳会馆、粤东新馆、东莞会馆与戊戌变法及其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湖南会馆、绍兴会馆则与毛泽东、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他在这里活动过的名人就更多了，足可见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2.旧民主主义革命与会馆
“戊戌变法”的序曲——粤东新馆
粤东新馆位于南横西街11号（旧为路北二十六号），又称粤东邑馆，是继原崇文区境粤东会馆之后新建的广东省馆，始建于19世纪，为戊戌变法保国会成立旧址。有资料认为，明末清初时这里曾是怡园的一隅。“七间楼在南横街南半截胡同口。即怡园也。康熙中大学士王熙别业”。有“怡园水石之妙，有若天然”的记载，乾隆时，怡园毁废。粤东新馆建筑坐北朝南，在菜市口大街南延改造前建筑有东西两路。东路两进，院落较为开敞，最后一进为戏楼。西路三进，大门三间，进深七檩，前出廊；东西厢房房各二间，进深五檩；南房亦为三间五檩；最后一层院正房三间进深五檩加前廊；西路以西还有一个小院。现东路及西路部分房屋在菜市口大街建设工程中已经拆除。
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1898年4月12日），由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在粤东新馆的戏楼成立。在此大会上康有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救国演说，其中提到“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当时集者朝官自二品以下，以至言路词馆部曹，及公车数百人，楼上下座皆满，康有为演说时，声气激昂，座中人有为之流泪者。” 此外康有为作《保国会序》一篇，呼吁“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只有“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以保一大国”。这一次集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确定了《保国会章程》30条。其中首条便是：“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明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虽然在守旧反动势力的攻击下，保国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其集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盖有为演说而后，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夷祸为忧，不复措意内政”。“吾华之兴废有自乎，付章程请将其事刊之于报，虽西人闻之亦必惊为创事，非如强学会之封禁也。”可见其影响深远。
处于“百日维新”前夕的保国会组织和团结了一批爱国官僚和士大夫阶层。“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杨锐、刘光弟都是保国会成员，杨深秀则是关学会的发起人。在光绪帝其后“下定国是”诏后，林杨刘则均被列为“四品卿”，参与新政。同时在戊戌政变后被严查的宋伯鲁、徐仁镜，李岳瑞等清官僚也是保国会成员。这些成员成为“百日维新”的直接参与者和协助者。在梁启超后来对戊戌变法的总结中如此表示：“论政变之起，保国会实为最大一原因”。
“戊戌变法”的结尾——浏阳会馆
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南口半截胡同41号浏阳会馆是谭嗣同故居。谭嗣同在这里出生、生活，最终在这里主动被捕。整个会馆主要房屋坐西朝东，广亮式大门临菜市口大街。正房五间，这便是谭嗣同的所居住的莽苍苍斋。两厢房各五间，倒座五间。正房南有三间西房，会馆房屋尺度不大，均为五檩硬山式，无前廊。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5—1898），“戊戌六君子”之一。浏阳会馆是其幼年生活、戊戌期间生活、最后主动被捕的地方。谭嗣同父亲1859年考入进士后迁入北京，购买了烂缦胡同宅邸，谭嗣同即出生于此，并在这里渡过儿时的时光。当时的法源寺以南地区人还很少，谭嗣同有描写“方余读书城南际，春蛙啼雨，棠梨作华，哭声殷野，纸灰时时飞入庭院，即知清明时矣”。浏阳会馆原为湖南会馆公产，后改为浏阳会馆。其门匾据说亦为谭继洵所书写。光绪三年（1877年）谭父至湖北任职，谭嗣同亦随其离开北京。1898年，光绪帝听从康有为的关于变法的情况，并向光绪帝推荐了谭嗣同等人。其后，光绪帝多次召谭嗣同进京辅助新政。谭嗣同深感光绪之诚，便于此年的7月再次抵京，住在浏阳会馆正房北套内，自题为“莽苍苍斋”，书门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后改上联为“视尔梦梦，天胡此醉”，改下联为“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在整个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均居住于此。“莽苍苍斋”同时也就成为了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常常议事之处。戊戌政变的当天下午，谭嗣同还在“莽苍苍斋”与梁启超商谈，搜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谭嗣同并不慌张，他对梁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现在要救先生（指康有为）也不可能，我已无事可作，只有等待死的来临了”。在他被捕前梁启超希望谭嗣同能够与他一同南下，或去日本，再谋变法事宜。谭嗣同决意留下，并留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竟让我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慷慨名言。于此同时，谭嗣同也曾积极尝试救助被软禁的光绪帝，然而当他发现这已经不可能完成时，便安坐家中，等待逮捕他的人。
1898年9月26日清晨谭嗣同便将浏阳会馆的大门缓缓打开，回到“莽苍苍斋”中。片刻后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五六个捕快冲入屋内，谭嗣同让他们不必费力，自己会随他们前去，便从容走向屋外。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墙壁上留下了千古流传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9月28日，34岁的谭嗣同仰天大笑，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勇就义于浏阳会馆不远处的菜市口。谭嗣同遇难后，人们为了悼念这位为救国变法而牺牲的志士，在其故居苍莽莽斋设置灵堂，正中挂有谭嗣同大幅画像，香火一直持续到1940年前后。
伴随着光绪帝被软禁，“六君子”的就义，戊戌变法失败了。然而谭嗣同在浏阳会馆中主动被捕并慷慨就义，犹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投下了一颗石子，其渐远渐广的涟漪，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精神献身改革，极大的激励了世人。作为毛泽东和蔡和森的老师，杨昌济曾这样表达：“谭嗣同是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的‘仁人’，‘成仁而死，则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则身生而心死。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谭浏阳（谭嗣同系长沙浏阳人，故此名）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矣’”。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过谭嗣同：“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雄大，成非今之俗学所可比。”谭嗣同的《仁学》曾是毛泽东等人创立新民学会的重要读物。
康友为思想的传播——东莞会馆
北京的东莞会馆有两处，分别为“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烂缦胡同的是东莞会馆，后搬迁至上斜街的称“东莞新馆”。
烂缦胡同127号东莞会馆，1875年（清光绪元年）由东莞人邓蓉镜经手购置，为东莞县明伦堂留置公产。会馆曾有多位名人居住过，如冼玉清、张伯桢、张次溪、容庚和容肇祖等，占地约为1300余平方米，是四进院落。张次溪家三代曾在此居住55年（1914-1969）。张次溪之女张淑安女士在《我记忆中的东东莞会馆》记载：“东莞会馆是由四座独立的小院组成，门上悬挂有“东莞会馆”的匾额，两侧为黑漆大门。四个独立的小院由一条甬道和四个拱形入口相连。整个会馆为东西走向，其中前三座小院做北朝南，每座小院都是由前出廊后厦的北房和东西厢房组成。”最后一处小院座西朝东，清末举人伦明（伦哲如）先生曾经居住于此。现在的东莞会馆居住，除大门可以看到部分老构件，其他建筑皆已经翻建。曾经居住于此的张伯桢作为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在变法失败后刻印发行康有为的著作数百种，宣传维新思想。对康有为著述的完整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桢，字子干，号沧海，又号篁溪，东莞篁村胜和村人。1893年，年仅16岁的张伯桢在梁启超来东莞讲学之际结识了梁启超，并接受了其改良思想。3年后，张伯桢在广州府学宫孝弟祠康有为馆旁听，随后更成为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成为变法救亡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变法失败后，张伯桢依然追随康有为。1917年之后，康有为委托张伯桢在北京琉璃厂开设"长兴书局"经销图书，刻印发行康有为的著作数百种。同时张伯桢自己也花费了巨大的力气整理、刻印和经销康有为的著作数百种。为康有友刊印了《万木草堂丛书》等近10种著作，同时还整理了康有为的藏书。1946年，病逝于北京的张伯桢在临终前，将珍藏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牍墨迹捐资给了北平历史博物馆。这些史料则又成为了解当时历史事件的重要资料。
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会馆
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诞生地——湖南会馆
烂缦胡同101号的湖南会馆建于光绪十三年。为三进院建筑，院内宽敞，为集会场所。据记载当时主体建筑有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现已无存。湖南会馆在民国时期是湖南籍革命志士活动的场所。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1923年来京求学时，也曾住在湖南会馆相当一段时间。这里更是毛泽东召开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的举办地和毛泽东到北京后生活过的居所。
1919年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毛泽东先住在福佑寺，组织各界力量进行革命活动。12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会馆主持召开驱张大会，并发表演讲，并在湖南会馆议决驱张案五项：“一、电南政府请促北政府速撤张敬尧；二、电全国宣布张罪状，求国民公判；三、呈北政府即日罢张；四、举代表见当局，报告开会情形，面求撤张；五、设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为去张机关”。在湖南各界人民的努力下，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也正是在这次驱张运动中毛泽东更加深入地思考了未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十几年后对斯诺这样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1920年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诞生地——绍兴会馆
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创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由浙江籍著名学者章学诚创建，初创称“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简称“山会邑馆”。民国初年，山阴、会稽两邑合并为绍兴县，这所邑馆改名为“绍兴会馆”。现存绍兴会馆保留完整，原格局未变，由南、北、中三组院落组成。
这处会馆住过许多名人，其中最为有名的末过于鲁迅先生。周树人先生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这里是鲁迅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鲁迅先生在北京一共生活了14年，在四处居住过。按居住时间排列分别是位于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号、宫门口（现在的阜成门三条 21 号）。其中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第一处住处。从1912年5月6日至1919年11月21日，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了七年半的时间，是他自十八岁离家外出求学至五十六岁逝世这里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1912年5月，随南京革命临时政府教育部迁来北京的鲁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便借助在绍兴会馆。会馆中北厢房两间便是鲁迅居住过的“补树书屋”。在绍兴会馆居住的7年时间，鲁迅经历了正值中国社会动荡、文艺运动失败，同时个人身体多病、婚姻不幸，这使让鲁迅彷徨与苦闷、内心十分痛苦，只得潜心研究整理勘校古籍以求内心的慰藉。他曾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就连过年在他的日记中也曾经写到：“(今夜)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在鲁迅后来的作品《呐喊·自序》中写道：“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代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而作为鲁迅的好友，不愿意看到鲁迅在这种氛围下沉沦，他们指责鲁迅这是在浪费生命，鼓励鲁迅做点文章。1916年，学医出生的鲁迅通过对前来投奔的表兄的观察，认为其可能患有“迫害狂”类精神病。而由此鲁迅尝试通过一个人的遭遇窥见整个社会的病情，恰逢其后到来的五四运动高潮，鲁迅便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震惊中国文坛的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而在这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开始使用“鲁迅”这个笔名。紧接着又连续创作了 《 已己》 《药》 《我之节烈观》、《明天》等作品。由此对中国近现代青年读者有深远印象的“鲁迅”诞生了。在绍兴会馆的这7年，鲁迅如同破茧前的蛹，艰难的突破自我旧有思想的束缚，经过无尽的黑夜。终得破茧而出。
4、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的时间与会馆的内在关系
纵观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这些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密切相关的会馆，其产生的事件和人物都集中发生在1890年——1920年短短的30年。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1）会馆具有较强的地缘性籍贯纽带作用，聚集了那个年代思想活跃的同籍士人学者，并为这些初入京城的同乡人提供了经济便利的交往空间场所。在科举时作为举子的住所，在科举废除时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同籍贯士人的居住活动场所。如此，广东人康友为选择粤东新馆作为保国会成立地点；东莞人张伯桢选择东莞会馆为其居所；毛泽东进京活动居住在湖南会馆；鲁迅将绍兴会馆选做入京的临时住处便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浏阳会馆本来就是浏阳人谭嗣同的故居。2）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始必有终，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明代开始至乾隆时期兴盛的会馆伴随着战乱、政府南迁等诸多历史原因至建国前早以丧失其功用，甚至无人知晓。会馆中活动的主体是士人，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南京建都，京师被改为北平特别市。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同时经济地位也大为下降。与中央政府息息相关的官僚、部分文人、商贾等纷纷南迁，会馆中的重要活动大为减少。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七七事变”标注着抗日战争的暴发，其后日寇侵占了北平。大量北平的民族资本家、学者、文人出于民族大义，纷纷弃家朝西南四川迁移，誓死不当亡国奴。商人南迁北平会馆失去了经济支柱。而学者、文人南迁，会馆原有的社交网络已不复存在，会馆的功能便逐渐消退了。
但无论如何，法源寺历史街区中的会馆曾在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变革期有过轰轰烈烈的影响。
本文作者：北京建筑大学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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