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会馆诞生在菜市口
北京宣南文化,是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中重要的篇章,经专家考证,宣武区是北京建城和建都的肇始之地。宣南文化被誉为北京文化的源头、缩影与精华。“宣南史迹,源远流长,周封蓟城,金建中都,古都北京,始于斯地”。尤其是宣南士人文化,兴起于明代,盛于清朝。
朱棣1421年迁都北京以后,明朝政治经济中心北移。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寻求商机;举子们入京会试照例要拜访京都的家乡籍官员,冀望他们能在食宿上提供方便;迁京的各地官员远离家乡千里之远,也迫切需要通过聚会来祭祖敬贤或排解思乡之忧。皇城内管理极为严格,因此,他们大多聚集在临近城门的菜市口地区。
此时执掌鹤年堂的堂主叫丁文勇(丁鹤年长子,明朝著名医药学家、养生学家)。丁文勇坚持秉承父亲丁鹤年乐善好施的传统,多次为来京会试的外省举子们或入京公干的官吏提供资助或免费诊疗服务,如明永乐九年(1411)辛卯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的萧时中,明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科状元、历事永乐至景泰五朝,由修撰累官户部尚书,位至少保兼太子太傅的陈循以及工部主事余谟和后来的大学士严嵩、兵部武选司杨继盛等……
俞谟原是南京户部主事,相当于现在财政部的局级干部,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也就是说调到了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航政的工部内。
俞谟经常在丁文勇的私宅里接待来自芜湖的父老乡亲们,丁文勇也尽可能地为余谟提供生活上和医疗上的方便。久而久之,俞谟在丁文勇的启示下萌生出创建公所的念头。于是,他在离鹤年堂不远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会馆——“京都芜湖会馆”。
据研究会馆史的胡光明教授等人说,“京都芜湖会馆”挂牌之后,“各州县在京官商,纷纷效纺,慷慨乐输,京中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北京会馆最盛时有540多家,仅在宣武门外鹤年堂周边就先后建立的会馆就有200多家。知名的如芜湖会馆、湖广会馆、湖南会馆、南海会馆、绍兴会馆……
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就和会馆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的著名人士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内。康有为在会馆撰写《上清帝书》,成立“强学会”(会址在安徽会馆内),创办《中外纪闻》。甲午战争后,再撰《上清帝第二书》,促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进行变法。谭嗣同亦在会馆内撰写诗文和信,与朋友志士抒谈维新。光绪下决心变法后,召见谭嗣同,赏其四品卿衔,命其为军机章京。但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只一百零三天便遭失败。后党的爪牙在南海会馆捕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浏阳会馆捕走了一代志士谭嗣同。并于七天之后与另外四人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一同杀害于近在咫尺的菜市口。
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北上来到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湖广会馆还留下了张居正、纪晓岚、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及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的足迹。1912年5月,鲁迅先生来京后,即住进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在这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许多不朽之作。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后曾居住于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在会馆的戏楼里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康(熙)乾(隆)之世,增设博学鸿词科,广揽汉族知识分子编修史书,辑释典籍,直至大规模纂修《四库全书》,天下鸿儒学士奔走京师,客居宣南。在通达仕途之余,形成了广博活跃的学术氛围和结社唱和的文学环境,产生京师城下的“宣南士乡”现象,为清代文化繁荣创造了独特空间。清代中、晚期,国事艰危,一批志在变革图新的思想家、政治家、志士仁人,在宣南土地上倡禁烟,筹变法,兴报业,办教育,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演出了一幕幕近代中国振聋发聩的悲壮史剧。
因此,史学家都说,宣南文化肇兴于菜市口,荡漾于会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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