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贝当路的美童公学和国际礼拜堂

又到了梧桐树绿，枝叶遮天蔽日的时节，天气不冷亦不热，徜徉在衡山路上，看看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建筑，颇有一番韵味。如果你对它还不够了解，那么请带上《海上遗珍：衡山路》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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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路是上海64条风貌保护道路之一，也是上海高档住宅区，沿街两侧集中了许多公寓建筑、花园洋房。衡山路10号，现在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4研究所，如果打开1947年出版的《上海商业行号名录》，这里标注的是“Shanghai American School”，也就是“上海美国人学校”（俗称“美童公学”）。这是一所什么学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我们得先从上海美租界的历史说起。

上海美租界

19世纪中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国家实力列于英、法等发达国家之后，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倡“利益均沾”，意思就是，像美国这样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应该享有发达国家在殖民地的利益，这个政策后来发展成为“门户开放”政策。

美童公学旧址（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4研究所）

1947年地图

衡山路10号是Shanghai American School，对面75号是美国人学校教师宿舍。

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1844年7月3日，中美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望厦条约》，中美正式建立邦交关系。8月，美国政府任命费信登（Henry Fessenden）为驻上海第一任领事，不知什么原因，这位领事并没有到任，于是，1846年夏，美国重新任命已经在上海的旗昌洋行大班吴利国（Henry G Wolcott）为驻上海领事，这是世界外交上常有的事。吴利国作为商人而被自己的国家任命为外交官，十分兴奋，于是就把领事馆设在旗昌洋行在外滩（今福州路外滩）的院子里，并定制了一面美国星条旗，高高升起，迎风飘扬，好不得意。在英租界内升美国国旗，此事立即遭到盛气凌人的英国人的反对、抗议。他们声称： 上海英租界是英国的领地，这里除了英国国旗外，不许升任何其他国家的旗帜。此事还得到上海道台的默认，并同意把它写进《上海租地章程》。在自己的领事馆不能升自己国家的国旗，这位从来没有处理过外交事务的美国领事，被英国人弄得手足无措，又无可奈何。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倡“利益均沾”，这下不仅没有“占便宜”，反而吃了哑巴亏，有口难言。该事件在上海近代史中称为“升旗事件”。

1848年，吴利国指使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n Jones Boone）向上海道申请，意欲像英国人那样，在上海设立美国人居留地。上海道认为，在“升旗事件”中，美国人吃了亏，就口头答应，把吴淞江（苏州河）北岸虹口三里之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就是后来的“美租界”或“虹口美租界”。几年后，美国领事馆在苏州河北岸的美租界建立，美国的星条旗在上海美租界升起来了［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界正式合并，称“上海英美租界”（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就是后来的公共租界。上海是唯一曾经有过美租界的城市，中国的任何通商口岸都没有美租界］当然，早期的美国侨民绝大部分居住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美租界。

上海的美国人

上海开埠后，侨民人数长期占城市人口的3%以下。据1948年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印的《上海人口志略》统计，1895年，上海公共租界侨民人数为4684人，法租界侨民人数为430人，合计5114人（1895年，上海两租界的总人口为297847人，侨民人口仅占约172%）。有统计，19世纪后期，上海美国侨民人数在侨民人数中排名第四，据此估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美国侨民人数在700—800人之间。租界时期，侨民之间会以国别、宗教、教派形成许多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壁垒分明，互不往来。侨民子弟人数不多，于是，在上海的教会、租界工部局等机构创办了不少的华人学校，但没有侨民子弟学校。一直到1886年，英国规矩会才在上海英租界北京路创办了一所上海规矩会学校（The Shanghai Masonic School）。这是一所不分国别、性别和教派的侨民子弟小学，可能由于经费不足，这所学校于1889年移交给工部局，改称The Shanghai Public School，上海人称之为“西童学校”，不久就迁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建设新校址。按西方国家习惯，男女应该分校上课，20世纪后，随着侨民人数的增加，侨民子弟的学龄儿童数量上升，于是，工部局在虹口创办男校，开始男女分校上课，上海人分别称之为“西童男校”、“西童女校”，仍然是不分国别和教派的学校。20世纪后，部分国家在上海创办只招收自己国家侨民子弟的学校，如英国的Cathedral School for Boys（无中文名称，可以译为“圣三一男校”，校址在今九江路219号）、Cathedral School for Girls（无中文名称，可以译为“圣三一女校”，校址在今华山路，即今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德国也在虹口黄浦路德国领事馆对面创办“德国子弟学校”；日本人的子弟学校就更多了。

美童公学

20世纪后，上海美国侨民人数上升加快，为了解决侨民子弟上学困难，1911年，上海的美国商会、美国协会出面，联合美国基督教公谊会、长老会、圣公会、监理会、复临安息日会等8个教会，组织成立Shanghai American School，没有中文名称，上海人称之为“美国人学校”（即美童公学），是一所不分男女、教派的美国人子弟学校。学校实行董事会制度，董事由美国商会、美国协会和8个基督教会代表组成。据说，学校的初创经费大部分来自美国政府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庚子赔款”，日常经费则来自美国本土和在华侨民的捐款。学校实行美国的教育课程，设小学和中学，使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同等学校。实际上，当时在上海的美国侨民子弟的学龄儿童的总数有限，再分成不同的年级，每个班级的人数更少，所以，学校也酌情招收其他英语系国家的侨民子弟。据1922年版《上海指南》记载：“美国中小学，在北四川路48号。”“北四川路”就是现在的四川北路，这里是“美租界”，是美国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区，美国人学校设在虹口是理所当然的。不过，20世纪20年代，

1918年地图

纵路是北四川路，横路是窦乐安路Darroch Road，即现在的多伦路。早期的上海美国人学校就在这里。

上海的门牌号与现在的不一致，无法确定当时的“北四川路48号”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好在笔者找到一张1918年上海字林洋行出版的Map of Shanghai，在现在的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即四川北路1822—1920号的位置，清清楚楚地标着“SHANGHAI AMERICAN SCHOOL”，这里后来被新沙逊洋行建设为狄思威公寓和余庆坊里弄住宅。

在19世纪末以前，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西界，均在现在的西藏中路和西藏南路。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成功，租界的西界伸到了静安寺。1900年和1914年，法租界两次扩张成功，今肇嘉浜路以南、华山路以东的土地划进了法租界。租界的市政建设较快，没过几年，沪西就成了新的市区，成为上海中高档住宅区，沪东的侨民或富裕的华人陆续向沪西搬迁，租界相应的城市配套设施也相继从沪东向沪西转移，许多美国人迁到了沪西，美童公学也应该向沪西搬迁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远离欧洲战场，成为欧洲战场军火及战争物资和生活物资的“供应商”。战争使美国发了大财，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上海的美国侨民也与日俱增。虽然上海的虹口是美租界，但是许多富裕的美国人相继迁居到沪西的“上只角”。由于美国人分散居住，上海的美国侨民没有形成自己的“社区”，许多美国人混迹于英国人之中，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人嘲笑上海的美国人是“假英国佬”或“半吊子英国人”，这使有志的美国人感到懊恼。1921年，美国亚洲协会上海分会表示，上海的美国人应该把“上海变成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生存的地方”，应该在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美国人的“社区”，使美国人摆脱“半吊子英国人”的窘境。在亚洲协会上海分会的主持和帮助下，美国人学校决定与其他的美国机构和美国侨民迁居到沪西法租界（现在衡山路303号的西湖公寓原来的名称叫做“华盛顿公寓”，321号的“集雅公寓”的英文名称是“Georgia Apartments”，规范的译名应该是“佐治亚公寓”，是以美国佐治亚州命名的。这些公寓都是美国房地产商投资建设，住户以美国侨民为主），建立并形成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社区”。

衡山路旧名贝当路，筑于1922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贝当（Philippe Ptain）的名字命名。美国人学校抢先购进沿贝当路的土地56余亩（实际面积37210平方米），建设新校址，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默飞（Henry Killam Murphy）设计。默飞，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8年与人合作创办Murphy & Dana建筑设计事务所，1914年来中国，主持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前身）的总体改造规划，并参加设计燕京大学办公楼、民主楼、图书馆、外文楼大礼堂、学生食堂，清华大学大礼堂、图书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楼，上海沪江大学总体规划和部分校舍设计，上海复旦大学简公堂，以及岭南大学部分建筑的设计。现在的一些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者以为，是默飞把西方大学校园设计的“Campus”理念带进了中国，就是校园不宜过分强调对称式布局，而“不对称”更有利于与自然环境协调，有利于校园空间的扩张、延伸，给学生以更多的自由空间和遐想；在建筑上，部分选用中国元素融合于校园建筑。有人认为，默飞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近代建筑“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者、引路人，此说有失偏颇，也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后，在如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西方建筑“中国化”的倾向，尤其是西方的宗教建筑和教会学校建筑出现了明显的“中国化”趋势，其主要原因是20世纪初许多在华的基督教会力图摆脱他们母国教会的干涉，掀起了一股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indigenous movement or natur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也就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运动，首先表现在西方宗教建筑的“本土化”、“中国化”，不过，默飞对中国近代校园及学校建筑的发展是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的。

法国总司令、陆军元帅贝当

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默飞

贝当路美童公学建于1922年，主建筑，也就是教学楼，假三层砖木石混合结构，以中间的大门为中轴线，中轴线上建有尖顶塔楼，站在衡山路上直接可以看到高耸的尖顶；两翼对称，清水红砖外墙，檐口和窗架部分用白色石材，红白相间，建筑色彩艳丽、明快；坡顶平缓，出檐不远，合理配置屋顶窗（即俗所谓“老虎窗”）。

学校对面的贝当路75号是“American School Hostel”，就是“美童公学宿舍”，而实际居住者是美童公学的校长Henry H Welles，所以，这幢所谓的“宿舍”是校长住宅。其北侧相邻的贝当路53号就是现在人们所谓的“国际礼拜堂”，它原来的英文名叫做Community Church，中文名“美国社交会堂”。关于它的历史或者故事更是众说纷纭，似乎均与事实相去甚远。众所周知，世界的基督教按教派、国别区分，同一个教派的信徒，不会去同一个教派但不是同一个国家的教堂做礼拜；同样，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也不会去不是自己教派的教堂做礼拜。举例说明： 英国圣公会的信徒不会去美国圣公会的教堂做礼拜；美国圣公会信徒也不会到美国监理会教堂做礼拜。初步统计，近代进入上海的美国基督教教会约有8个教派，还有一些为这8个教派以外的信徒。有的教会在上海建有教堂，如圣公会的救主堂，监理会的摩尔堂、景林堂，北长老会的怀恩堂、清心堂，复临安息日会的沪北堂等，有的教会在上海没有教堂。美童公学就是在上海的多个基督教教派联合体为了避免宗派分歧而创办的美国人子弟学校。于是，约1917年，上海的美国基督教徒成立了一个不分教派的美国人唱诗班（活动场所在杜美路，今东湖路），英文名称就是Community Church，中文名称“协和堂”或“国际礼拜堂”。美童公学建成后，没有教堂，于是由美国教会的联合体在学校的对面建设“国际礼拜堂”，实际上是美国基督教的“联合教堂”，是一个不分教派的美国基督教教堂。

国际礼拜堂建于1925年，许多人以为是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的作品。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2016年6月《上海城建档案·专刊》中说：

国际礼拜堂于1925年3月8日揭幕，占地733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372平方米，礼堂可容纳700余人。教堂由布雷克设计，江裕记营造厂承建，内部为全木结构，室内设备齐全，建造时就装有暖气设备。

《专刊》没有标出英文。不过，我见到过一份原始的资料，国际礼拜堂的建筑师是J H Black，译名“布雷克”不错，但是，承建商的英文名为“Whay Ching Kee”，好像怎么念也无法与“江裕记”联系起来，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另外，教堂的屋顶承包商是Paul I Fagan & Co，即美商美和洋行。

国际礼拜堂的建筑平面呈曲尺形，假三层砖木石混合结构，主立面朝西面临贝当路，人字形的陡坡覆盖教堂，在上海众多的教堂建筑中别出心裁，与众不同。

本文摘自《海上遗珍：衡山路》，

中华书局2018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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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遗珍：复兴路》即将面世，敬请期待！

在百年衡山路阅读建筑，读懂人文，

感受上海城市历史变迁的温度

主 编：方世忠

中华书局 2018年8月出版

继《海上遗珍》第一辑《武康路》2017年出版之后，2018年出版的第二辑《衡山路》依然延续原有的风格，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等撰写的关于衡山路（辟筑于1922年，旧称贝当路）和宝庆路（辟筑于1902年，旧称宝建路）上的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名人的文章，既有对建筑历史沿革的精确考证、对轶闻趣事的生动记述，也有对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的深情回忆，透过细枝末节，感受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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