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寺的千年石窟与佛像,奠定了其国内石窟艺术绕不过的一道风景
一
三月的马蹄寺山依然是雪花飞扬,整个马蹄寺山都笼罩在阴霾中,但天气的阴沉、寒意并没有减弱我们到马蹄寺的迫切。我知道,这份迫切不光光是来此找寻一处心灵的净土,来朝拜和觐见这些石窟的佛像,而是心里的那份冥冥中的牵挂时时刻刻在揪扰着自己。
虽然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到马蹄寺了。1993年的那次,父母带着我,游过后深有体会,那是对大山的体会,是对祁连山的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但对马蹄寺却没有多少印象。而2003年,是和单位上的几个同事一起来的,那时是作为一个文化的初醒者,对马蹄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对马蹄寺的历史文化有了一个大体的思考。回来后写作的那篇《暗殇马蹄寺》,是作为一个文化良知者对现今马蹄寺存在状态的一种思考,是对马蹄寺遭到破坏的惋惜。而对于这一次的到来,似乎已经让我对马蹄寺从历史文化的背景和风物景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而这每隔十年的到来,似乎都能看到马蹄寺的变化,也看到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逐渐重视。
记得十年前当看到马蹄寺内那些缺鼻子少眼睛、断臂、身上开裂口、剥落、断指的佛像与壁画的时候,心里还是隐隐的作痛了一番。这十年里,我一直想再次来看看,但最终由于车途不便,加上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再来过。今见时已是修复和重建,作为新颜呈现在我们面前。除过那些放置佛像的石窟是旧的,佛像已然新塑,听讲解员说,那些早期的佛像早已采取特殊手段密封搁置在仓库里。因为它们再遭受不起一点点损伤和毁坏了,它们就像一个个垂暮的老人,身体虚弱,一场小小的感冒也可能要了他们的命。历经时间的摧残,后经长期无人管辖,如今能幸存下来也算是劫后余生了。相比起在中国北方的这片大地,很多文化古迹在经过历史动荡的洗礼以后基本上就荡然无存了。有时候我就想,这是我们国人的愚昧,还是人性当中破坏欲的正常体现?当今天,我们意识到文物遗迹重要性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这些文物遗迹的可贵之处。但后悔已没有用了,世上也没有卖后悔药的。历史中有些是让我们不敢诟言的,却让我们体会到那些动荡的历史时期对文化曾经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是那样深刻。索性,这些石窟里的佛像、壁画随着后来旅游业升温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保护,经过重建和修复,依然焕发出它艺术的光彩。
作为马蹄寺石窟,它是继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之后,河西走廊三大石窟之一。而更让人惊叹的是其绝壁外的凿洞,这大大小小二十一个石窟全部是悬挂在绝壁上的,其险峻和当时开凿的艰难可想而知。当看到那些洞壁上显眼的凿痕,更是惊讶于古人毅力的坚强。如何在石壁上凿窟,如何凿出一个个房间一般大小的石洞,在多少个日月里,那些倔强的隐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锻凿着。当今日从那洞窟中走过的时候,仿佛仍能听到日夜不休的叮当声。在没有走进马蹄寺石窟还不曾觉得,走进以后,才知道这些石窟的开凿绝不仅仅代表人间的苦难,而更多地像是在诠释人生的真谛。在这里,那些苦修的隐士们靠着这每日不停歇的清脆的声音一点点顿悟,最终佛窟建成时,也是他们功成时。
有的人,可能一生就凿了一个洞窟,而有的人一生则凿了很多个。有的人认为一生做一件事情,做的尽善尽美便可;而有的人不断地在追求突破与战胜自我。在这尽善尽美与不断的追求中,造就了马蹄寺石窟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那神态,那优雅与超凡的身姿,那恢宏的气势,那威严与慈祥的面容,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马蹄寺石窟排在国内四大石窟之后,但它同样是我国石窟艺术中的瑰宝,特别是金塔寺的高肉雕飞天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它还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的一座寺庙,呈现出一种异样而独特的佛教文化现象。马蹄寺石窟内神态各异各式神佛,各种气宇轩昂的佛塔,这些神佛和佛塔被放在这些凿出的洞窟里,俨然看不出它是镶嵌在里面的,而就像生长出来的一样,与这里的一切浑然融为一体。
我想那些开凿者,起初可能并未想到这些石窟后来会变成寺庙。因为最初开凿的这些石窟仅是一些学者和隐士,在这里躲避战乱的居所。后来来了一些和尚,当然是一些苦修和尚,也加入了凿窟的大军中。渐渐,当隐士退出历史舞台后,和尚们便闪亮登场了。虽然在魏晋时期,和尚们的地位依然很低,但通过佛教文化的不断渗透,已然在本地落了户。在还没有走向俗世之前,马蹄寺成为他们不二的首选地。但佛教已经在西域乃至河西走廊传播开来。据记载,当时的北凉国国主沮渠蒙逊在阻拦了西去求法的和尚法显,法显在其国内开展的讲经说法并没有满足这位皇帝的向佛之心,在对法显放行后,他又下令在他的出生地临松山涧(马蹄寺石窟处)开凿佛窟。在马蹄寺石窟群落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北凉时期开凿的。后来和尚们陆续加入,让这里最终变成一处远近闻名的寺庙。这是一段几乎人人共知的关于马蹄寺的一段历史。
再后来回鹘、吐蕃、西夏、蒙古等民族的出现,让这里又从汉传佛教寺院,变成了藏传佛教寺院。而它的这些变化与它所处的丝绸之路重要地带,几千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我国佛教文化传输重要通道,魏晋的动荡年代,以及人们内心的浮躁与追求平静和这里历来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历史原因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每一种文化的呈现都有着它必然的原因。我们只需要用心灵默默地来体会、观察,这些出自艺术家手下绝美而惊艳的艺术品,我们才能与它们达成心灵上的默契与沟通,最终真正理解这艺术的真谛和内涵。
二
对于马蹄寺来说,简简单单把它当作一个佛教寺庙来看,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实际上马蹄寺石窟的存在是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的。不光是其同样作为我国石窟艺术的瑰宝,同时它也是魏晋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可以把它看成是魏晋文化的一个遗留物。
说到马蹄寺,很自然地会让我们想起一个人,那就是最早带领学生到这里开凿石窟的郭瑀。郭瑀,敦煌人,魏晋名士。一说敦煌,会让人马上想到闻名遐尔的敦煌莫高窟。是的,马蹄寺石窟的确与敦煌莫高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马蹄寺石窟内很多石雕的雕刻手法可,无不与敦煌莫高窟如出一辙。但这与郭瑀的生世并没有多少关系。这只是后来佛教东渐传播过程种所留下的印迹。
其实郭瑀的到来,并没有多少神秘。他起初是以学子的身份到张掖求学的。当时正值东晋末年,中原发生永嘉之乱,史称五胡乱华事件。相比起当时中原的混乱,本来一直被游牧民族窥视的河西走廊成为一块理想的福地。很多名士也相约来到这里,教学相长,办书院教学生,成为延续他们生命意义的唯一途径。正是这些文化名士的到来,在这里掀起了,与当时江南文化、中原文化并称的河西文化三大文化体系。郭瑀前来求学的老师正是在张掖东山书院授学的文化名士郭荷。郭荷死后,郭瑀继承了郭荷的衣钵,为避俗世的打扰,他便将书院迁至今天的马蹄寺。似乎在他到来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云山雾罩,山林峭拔,郁郁葱葱,有柔美铺排的瀑布,还有纵横交错的山涧,似乎这样的地方更应该称之为人间仙境。人是不是更应该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郭瑀从张掖大东山迁往马蹄寺,当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时,而且适合开凿石窟,他就依依不舍的,不想离开了。
起先,他是为避战祸,主要是为躲避一些官僚和帝王请他为官。魏晋人就是这样,他不想在那种飘摇不定的生活里迷失自我,而他们想的恰是想在这青山绿水间陶冶自己的情操,滋润自己的精神。这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中稽康的《与友绝决书》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宁可死,也不愿失去这一份自由,他们是真正的隐士。
他们就是要在这种隐藏当中找到生活的真谛,找到人生的真谛。而苦修也成为这种隐士生活必备的功课。所以,郭瑀带领学生开凿石窟顺理成章。因为他们的苦修就是开凿石窟。加上还有一些佛教徒的加入,他们的石窟从最开始的住人,到后来成为正经八百的佛窟。让这些石窟从本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而并非一开始就是佛教圣地。
三
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上可以看到,西晋末年东晋之初,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胡人乱国,造成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历史。中国北方先后分裂成十六个国家。中原更是乱的一塌糊涂。中原人士中很多都跑到河西来躲避战乱。相对于中原来说,河西虽然也经历着战火的洗礼,但还算相对稳定,加上轮番上阵的那些帝王们也是求贤若渴,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地招收名人学士,特别是一些有学问的人。所以中原的名士和有学问的人都跑到河西来,掀起了当时河西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郭瑀的到来正是这样。并不是一开始就来讲学的,他最开始是来求学问的。当他在敦煌的时候就听到大学问家郭荷在张掖讲学。他便慕名前来 。
对于郭瑀本人的聪慧和极高的悟性,马上得到了郭荷的认可。那么多学子中,他是唯一一个继承老师衣钵的人。东大山东山寺唐山书院,作为当时张掖最大的私人书院,在郭荷短短的80年间,这里的僧众和学者多如牛毛。当郭瑀成长起来以后,为避免俗世的干扰,郭瑀便从张掖东山寺迁往了马蹄寺,随后也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1000多人,白天凿石窟,晚上就在石洞里听他讲课。这样的盛况让外界的很多人咂舌称赞,所以,到后来他还是被外界所知晓,所以,一批一批的帝王们或者是将要建功立业,闯出一翻天地的人们轮番请他出山。前凉的张天锡来找过他,前秦的符坚也来找过他,都被他婉言谢绝,最终郭瑀没有坚持住,而被王穆纠扰,跟随王穆一起反抗前秦,但又因王穆杀友绝食而死。
郭瑀的死,就如他的到来一样,又一次改写了马蹄寺的命运。马蹄寺不再是那些学者的隐居处,而从此,被一些僧众继续留居,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修建,藏以佛像,建成了寺庙。后北凉国国主沮渠蒙逊也酷爱佛法,又因在自己的家乡,便在前代开凿石窟、供奉佛像的基础上,大开佛窟之先,再次补充了郭瑀时代佛窟的数量,后经的北魏、北周、隋、唐、元、西夏、明、清历代补充凿建,最终形成今天的规模。
但今天的奇迹是建立在昨天的历史之上的。如果没有郭瑀,这里也不可能形成这样独特的石窟群,让我们领略到如此美妙的艺术。但郭瑀本人并未可知,他的时代已经遥遥地离我们远去,但他的功绩,他的学问,他在这个世间的名望,注定与这个佛窟,与这个寺庙有着扯不断的渊源。
当今日我们再次抚摸洞中石壁上留下的那一凿子一凿子划下的凿痕,心中不免有几分感慨和敬佩,敬佩古人的持之以恒毅力之坚强,相比起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能有几人承受?不要说那些超强度的劳动了,光那清苦就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正是有了他们,这些石窟与佛像,才奠定了其作为国内石窟艺术绕不过的一道风景,才成为我们今天瞻仰的一个奇迹!
作者简介:万有文,男,甘肃高台县人,出生于1981年8月7日,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曾用笔名阿文、万禹等,作品见《诗刊》《星星》《阳光》《散文选刊》《诗选刊》《四川文学》《飞天》《诗歌月刊》《延河》《国家湿地》《甘肃日报》《牡丹》《芒种》《短篇小说》《诗林》《石油文学》《中国文学》《散文家》等报刊杂志,已出版诗集《故地》《月照河西》,曾获诗刊社征文奖、国土资源部作协主办的首届“徐霞客杯”地学诗歌散文征文大赛佳作奖、张掖市第四届金张掖文艺奖,并有小说、诗歌作品入围“赵树理杯”全国乡土文学征文大赛、天津诗歌节及全国青年阳关诗歌奖。现供职于高台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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