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多情仗义李世洽

作者 | 曹杰友

在同治版《太湖县志》卷六之“舆地志六”中“古迹”里，以载录地点的方式记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昙云墓舍，在县北龙山下，邑侯李世洽之姬人（侧室）埋香处也。绕墓多桃花，花时烂若云锦。中有墓门，世洽题联云：‘元寄无端，偶为山川留玉佩；春归何处，可堪风雨问桃花。’旁为智果庵，供姬小像。买田于旁奉香火，有碑。游人多题咏。邑观察赵畇，少读书其中，撰有联云：‘青冢依然，何处问美人香草；红尘不到，此间有流水桃花。’兵燹后庵毁，墓石犹存，而桃花杳然矣”。

原来在顺治年间，太湖有一位知县叫李世洽，有一美姬叫王昙云，年轻貌美，李世洽纳为侧室，怜爱无复，宠爱有加。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昙云不幸染病而亡，李世洽悲痛不已，把她厚葬在太湖龙山之麓。又在墓旁建了一座“智果庵”，里面供着王昙云的小像。购地三十余亩，以供香火之用。墓的四周广植桃树，每当春风送暖，桃花盛开时，灼灼若云霞。正因一位知县、一位才子这两副对仗工整、文笔优美的楹联，使得李世洽这段爱情故事，成为太湖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美谈。

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卷二十杂志类“寺观”和道光版《太湖县志》卷之六“舆地志”六“寺观”再载：“智果庵，龙山下，知县李世洽侧室王氏葬此。置田三十亩九分二厘，延尼住持，有碑记。”智果庵于位于龙山下的四面畈，可惜在咸丰四年（1854）毁于战火。

在一派春光融融之中，踏青四面畈，细看流水桃花，寄思香草美人。看罢此处，或许世人片面认为李世洽一定是一位多情风流的知县。殊不知李世洽不仅有情于自己的家人，有请于优秀的士子友人，更有情于太湖的万千子民。

那么李世洽是哪里人？在太湖做了哪些值得人们称道的政绩呢？后来的宦迹如何？

据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由官至直隶总督的李卫（1688—1738）监修的《畿辅通志》载：“李世洽，束鹿人。”据《江南通志》卷10载：“李世洽，东鹿人，进士，顺治八年任。”这里说“八年任”，是指其在任的时间。束鹿和东鹿皆是指清朝时的东直隶束鹿县，即今河北省辛集市。据辛集李氏族谱记载：李世洽（1622—1676），字君渥，号溉林，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科进士。为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205名。当年即初授太湖县知县，为清朝太湖第三任知县，到顺治十一年（1654）升任兵部武库司主事才离任。在太湖前后任职八年，按清制县衙一级三至四年一任期，任职时间较长，在太湖历代知县里很少见。

后李世洽离开太湖，于顺治甲午年（1654）升任兵部武库司主事，乙未年（1655）题管密本，丙申年（1656）升任武库司员外郎，本年升车驾司郎中；丁酉年（1657）加一级为山东乡试主考，本年升河南按察使司佥事、江南淮徐兵备道佥事；庚子年（1660）升任山东布政使司督粮道参议（清时对道台雅称为观察），辛丑年（1661）加一级，康熙癸卯二年（1663）考满一等称职，奉旨记录在案，皇上赐给表里锦帛各一匹，康熙戊申七年（1668）告病还乡。

在乾隆版之后的《太湖县志》“秩官志”或“职官志”里，李世洽皆有专传，极为简略地记载了他在太湖八年的治绩。在该版志书里还载有顺治六年进士“词坛怪才”官至翰林侍读的桐城人何采撰写的《邑侯李公去思碑》（后简称《去思碑》），对李世洽在太湖的嘉行进行叙述。然而李世洽治绩甚多，仍不详备，今拙文以补遗漏。在这八年之间，李世洽在治理匪患、重视文教、修建城池和粮仓、编纂县志、刊行周易、移风易俗等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可谓文韬武略兼备，有情有义，对湖邑德泽甚厚，循声高扬。

除暴安良，首功当属不没

据2015陈良学编著的《明清大移民与川陕开发》所述，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际，太湖之地几乎连年战乱不断，一直延续到顺治朝，造成了太湖县大量地移民和流民，为安庆地区最多。崇祯十年（1637）二月张献忠率农民军攻打太湖县城，史可法和总兵左良玉增援解围；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从湖北又攻入太湖山乡，明监军杨卓然驻守太湖城，张献忠佯降，第二年春撤走。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夜，张献忠再率部攻打太湖城，知县杨春芳、参将邱壮猷战死；到顺治二年五月，知县李盛英带兵阻击，不幸阵亡；顺治三年九月，张献忠再次袭扰太湖城，知县朱时熙退守四面山。一直到李世洽上任，长达十余年，匪患成为太湖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据《去思碑》写道：“侯始至湖，国家新造，金逆倡乱，寇盗蜂起，危城灌莽，介在江楚，四面受敌。”县志李世洽专传再载：“初令湖，值土寇盘踞，邑治屡为所侵，民散不守。”上任伊始，李世洽认为聚民和安民，当为首任，须率先消除匪患。李世洽便聚集太湖城里的居民，在兵卫城里，按照士兵管理的方式进行训练，共同抗寇，于是乎“哀鸿渐集”，群情激愤，战斗力大大提升。

在李世洽知太湖的第二年，即顺治五年（1648）初，降清明将金声桓重新反清归明，皖西南地区一时战事骤起。在《台湾文献丛刊》中曾收录《蕲黄四十八寨纪事》，此书由湖北罗田人王葆心（1869-1944）所撰，王葆心曾做过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该书主要记载了湖北和安徽两省的寨氛，宋、元、明、清之末季，大别山南成为风云际会之区，豪杰啸聚之地。其时历建大小寨堡三百有余，要寨七十二，名寨四十八，称“蕲黄四十八寨”，后来也成为天平天国部队与清兵作战之地，太湖现有的寨堡遗存大都出于此时。该书分“鄂寨篇”和“皖寨篇”，据“皖寨篇”记� ��，顺治六年（1649）四月，“陈麟谋起兵太湖以应金声桓，知县李世洽设计擒斩之。”十二月二十三日，余公亮以数百人侵掠宿松县市，打败了县将李之培，并围攻不去，李世洽以太湖民兵会同副将李正驰援剿灭，解除了围困；顺治七年（1650），统锜自称宁王后裔，或号朱九风子。“二月初四日，奉为石城王，居飞旗寨，以镇中枢”，蕲水、黄梅四十八寨有二十四寨归属，凡是不归附的，即发兵围攻。岳西（岳西的部分土地当时属于潜山县管辖）的飞旗寨，成为大别山令人闻风丧胆的七十二大寨的总寨。据民国九年《潜山县志》记载：“飞旗寨位于潜山北乡，遗迹尚存，海拔1046米，明末士人修之以防流寇。张献中曾三攻此寨，射断旗绳战旗飞落获胜，因此名飞旗寨。”再据《清史稿列传二十七》记载：“土寇余尚鉴挟明宗室统锜和声桓余党，据险为二十余寨，掠桐城、潜山、太湖诸县。”太湖知县李世洽、霍山知县门毓英各婴城固守（即倚仗城墙达到坚守的目的），坚决抵抗，英勇壮烈可见一斑！

史载张献忠嗜杀成性，著名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曾道：“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对于太湖明末这段历史，著名的苏轼研究和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太湖人孔凡礼先生（1923—2010）在乾隆版《太湖县志》曾评述道：“我县地处皖西要冲，兵祸频仍。《杂类志》载明末一次兵祸竟被杀一万多人，为当时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农民起义军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们同时承认，起义军的流寇主义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上述惨象的发生，明朝政府的军队要负责任，同样，流寇主义也要负责任。县志中这类记载的文献价值，远远超出本县。”对于太湖后人，这一评述是最好的历史镜鉴。

“夏四月，操江巡抚李日芃遣安庐兵备道见驻兵太湖之石镇国及副将梁大用，马国柱檄总兵卜从善，江南安庆巡抚李犹龙檄各路兵剿抚，合力进攻；破梅家寨，杀其监军葛懋修、游击夏胜重等二十余人。”后降白云寨、英窠寨、金紫寨等。

李世洽召集太湖民兵，配合和支援巡抚李日芃，各个击破诸山寨。而后战局渐缓，他亲自写檄文，招抚迫于无奈占寨为王、落草为寇的民众。顺治六年六月，李世洽派耆老往山乡招抚农民军，吕孟、张尽等农民军首领率部3000余人来县城投降，志书云：“解甲归农，士民始有城居之乐。”《去思碑》也道：“侯不请一兵，降其渠，胁万余。已而用降擒叛，戡定敉平。”为做好农民军的安抚，李世洽实行了很多措施，《去思碑》再道：“初易以牛犊，再易以襦袴，又再易以弦歌诗书。”一次招抚这么多人，且能安居乐业，相当不易。这一壮举在太湖史册上可谓闻所未闻，功绩巨大。

和李世洽交往甚深的桐城人方文（后文再述）多有诗文赞赏李世洽。在《太湖赠李溉林明府》其一赞道：“城荒闻亦久� ��不谓逐如斯。古巷全封棘，官斋半覆茨。泽鸿声未定，边马檄交驰。出宰非人杰，谁能耐此时。”用诗记录了李世洽的功绩。

筹建儒学，大兴文化之风

破了山寨，安抚了民众，从此湖邑辖境熙宁，李世洽开始实行善后之政。首先修建文庙，据乾隆版《太湖县志》载其道：“尤重文教，首建学宫，以育多士。”在卷十五“艺文志”中收录了李世洽两篇碑记，分别为《儒学文庙碑记》（后简称《碑记》）和《城隍庙碑记》（后简称《庙碑记》）。《碑记》里对修建文庙的原因、筹款、校规等等写得非常详尽。由于遭群盗兵燹的侵害，文庙倾圮几成墟落，尽入灌莽之中，李世洽深感有责兴建。《碑记》云：“皇上御极之八年，世洽治湖逾三年矣。其始至之明年，爰议鼎新文庙。”又云：“乃毅然不辞艰蹇，同学先生输禄庀材，拮据营构。”除自己捐俸外，还号召自己的同科、老师和文士们积极筹钱或者提供建材。文庙在清顺治六年己丑（1649）八月开工，到顺治八年辛卯（1651）八月落成，整整用了两年时间。尤其提到重建了大成殿、明伦堂，对大成殿的祭祀、配享、规制、礼乐等等都进行了规范。顺治九年还建立了“卧碑”，刊刻学训其上，晓示生员。

修成的文庙气象一新，《碑记》云：“是以栋干聿闳，楹庑次辑，山川瑰玮，文物蔚蒸，有英英勃勃之气。”此时李世洽感叹道：“洽益感于励之难易，亦惟其时惟其人耳。”即便再困难，只要依靠天时地利，依靠太湖的人民，没有干不好的事情。其实，早在刚到太湖的第二年即顺治五年（1648），李世洽还任江南乡试同考官，能做外帘同考官，说明李世洽文才品德兼优。

《碑记》再云：“汉晋以来，于斯为盛。多士既欣逢其时，湖虽江南小邑，皖地素称材薮。”盛赞太湖为文化之乡，而对于兴建文庙之功，则非常谦逊，“则励惟功，洽不敢居；励惟效，湖士实收之已。”由此可见其为人，不得不感叹李世洽对太湖办事至迅用情至深。

主修城池，衙署邮仓并举

一边要率兵荡平匪寇，一边湖邑要百废待兴，各项政务繁琐，李世洽不厌其烦，一件一件去认真办理。

太湖老城区地处低洼，常遭长河浸刷，时有溃墙。据《江南通志》卷二十一舆地志“城池”所载：“寻经流寇洪水六门倾圯，国朝顺治五年（1648），知县李世洽修。”在乾隆版县志记载：“顺治戊子（1648），知县李世洽重修城池。是时，金逆叛豫章，寇孽扰英、六、蕲、黄、宿邑，已署伪官。楚贼乌合，日逼城下，民逃深山。李世洽单骑抚辑守御。本年夏霖，城圮七百余丈。秋九月，即修复之。己丑（1649）雨，再圮其半，又加修砌坚固。庚寅（1650）重建四门，楼如旧制，俱捐俸劝输，未动公帑。”由于有匪寇的常年袭扰，城里老百姓大都逃到深山里避难。既四面受敌，又缺人手，还缺资金。在这般危机万难之下，李世洽孤身守城，还自己捐俸，连续三年修建城池；而且城池多次被雨水倾毁，不弃前功，竟然一丝一毫不动用府库的� �帑。短短的三年时间，把城墙修复好，还增修了四个城门，其用心用力之巨，非常人所及。

对于县署，他因陋就简，从不要求巍焕高大，讲究门面，县志载：“五年，知县李世洽际荒废之余，因民间地，构小堂听治。”反而在北门内，依靠城里居民贡献的地基，建立起新察院，“有堂，有后堂，有东西序，有室，有厨。前有班隶房，有仪门，有门。”新察院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处理刑狱公诉等。下属皂隶差役们住居的环境比堂堂知县还要好，又见其高风亮节，为人低调，行事朴素。

在《江南通志》二十一里又载：“小池驿丞署，在县治；便民仓，旧在石山潭西，后改建城中，顺治间知县李世洽重修。”李世洽遇事总有预谋，还兴建“惠仁仓”，主要用于贮藏用于狱囚的口粮，有年租八十石八斗，因战乱无人耕种。在各版本县志“仓储”或“积贮”里还载：“乱后，籍焚田荒，顺治五年，李世洽召垦。”在清人陈梦雷原编《古今图书集成》的“方舆汇编职方典”安庆府部的“汇考三”载：“载阳桥，明崇祯间儒士阮大镇，助田七十亩，为岁修桥之费，乱后，渡废田隐，知县李世洽清查，造舟济之。”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之“庙考一之五”再载：“顺治六年（1649）知县李世洽重建上格城，亦有古城隍庙。”兴建驿递通邮，重建粮仓储粮，重造舟楫渡行，这些政事无不深得人心。《去思碑》赞道：“侯有其大美在人心也。”这样的评价一点不为过。

编修邑乘，体例完备简明

太湖历代编修县志凡12次，明代4次，清代7次，民国时期1次。明代县志最早的为成化甲辰（1484年）本，主修为县丞王珍；后有嘉靖癸巳（1533年）本，主修为知县翁溥；嘉靖庚申（1560年）本，主修为知县王杰；万历甲申（1584年）本，主修为知县王大谟。但明代县志，因罹于兵燹，后世早已无存。所幸的是，在知县李世洽下乡视察时，从山民煨烬之余，拾得残本一帙，上载有明代知县王杰一序及历次递修者姓氏，故而才得知明代之前县志版本的存在。这一记述，也为后世县志所采用。

顺治县志为顺治十年癸巳（1653年）李世洽主修、香山何天衢纂修，沿袭前明修志，设舆地、建置、秩官、礼制、食货、选举、人物、风俗、通纪、艺文10分分志，共10卷，后代县志也几乎按这一总目设置。体例完备，记事简略，收罗丰富。清初之时，百废待兴，国力尚微，民生多艰，修志成功，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据2012年张安东编著的《清代安徽方志研究》第二章“清代安徽修志概述”所记载，整个安徽省在顺治朝所编修的志书尚存总计不过23种。顺治版《太湖县志》今存也仅有1—2卷和8—9卷，无以窥全貌，甚为可惜。

在《去思碑》载道：“而又精蒐邑乘，网罗古今，手笔云汉，照垂简策，斑斑可考。”孔凡礼先生在《乾隆太湖县志提要》里曾赞道：“清县令李世洽于荒烟断碣之中，诹遗人，拾残帙，求什一于千酉，于顺治十年癸巳（1653）修成县志十卷，表彰往迹，功不可没。”这也是对李世洽在太湖进行抢救性恢复性修志，进行了很好地肯定 。

关心民瘼，写诗撰赋率行

明清时期，知县到任之时，皆要到当地的城隍庙斋宿和庙祝，再谕安民告示。李世洽在《城隍庙碑记》里充分阐述了自己在太湖的施政纲领，其他的官员认为“凡邑之理，听于令，又听于神。”各版县志里道：“同安郡俗信鬼神，好淫祀。”而李世洽在《城隍庙碑记》里表露心迹，他要带头不信奉神明，“神职惟幽，令职惟明。”“洽治湖，不听于神，一惟吾民是听。”对于民饥、名寒、民飘摇、民刀剑、民有髦士、民有鳏寡孤独等六种情形，皆列举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对于“慈孝节义，敦崇表励以听之。”他还深明大义，也希望老百姓不要听从于神邸，有什么咎过，皆由作为县令的他来承担。可见他是一位相当开明，且有作为、有担当的官吏。

李世洽在任时，始终关心民瘼当做首务。首先是济困扶危，《江南通志》卷二十一载：“养济院，在县城东门外，顺治间知县李世洽修。”首创了养济院，养济院即为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的场所。据乾隆版《太湖县志》载：“养济院，县东门外。凡县内贫民无告者，收入赡养。月有廪，季有薪，岁有布棉，死给棺瘗之。明季废。顺治八年，知县李世洽招聚孤贫入院赡养。”让孤贫生有安养、死有安息之所。

在乾隆诸版县志“杂著”里，李世洽还写了《征节孝启》，“顾此荒域，兵戈战斗之惨栗，凶年饥岁之灾祲，盖十有余载矣。”造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或有枯骸未返，徒萦塞北之尘；抑亦芳魂欲归，长结江南之草。”心感凄怆，潸然流涕，“某（指李世洽自己）初到官，意欲咨询父老，访求懿行，敬用表彰。”对于贞刚义烈者、学博耆德者，无不探访传闻，征诸实迹，疏报朝廷，永树芳规。

最早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卷十三“艺文志”里记载了很多李世洽的诗赋。顺治七年太湖，正是秋收高成之际，受蝗虫之灾，他特写了《禳虫灾文》，“兹当町疃之既涤，乃有虫螟之特侵。”号召民众捕蝗，还说“岁有不登，令惟是咎。”据清史记载，由于灭蝗技术不发达，蝗灾或多或少时有发生，他不推诿，担全责在自。

“艺文志”里续载其《捕虎告神文》，太湖山高林密，时有猛虎害民侵畜，李世洽号召民众捕虎，“予有责于人之不令，神有咎于兽之弗羁。淬鸟毒之竹箭，建围捕之旌旗。”率民众昼夜追逐，捕杀猛虎，或驱暴虎至深山大泽，不得害民；组织民众渔猎，自给自足，发展地方经济。

顺治九年（1652），太湖大旱，李率僚属到狮子庵（今西风禅寺）祷雨。写了两首文，一曰《祷雨文》，另曰《西风洞大士庵祷雨文》；后写非常长的五言古诗《忧旱行》有云：“蟠龙蛰重渊，劲焰秋不息。石砾川多陆，泉源断沟洫。”天道不酬勤，天公不下雨，叹民生之艰，后文写道：“胡由献此篇，长歌为流涕。”为解民忧，心如刀绞，抒发了李世洽强烈的民本情怀。此长诗，后被清人陶梁编入《国朝畿辅诗传》中。李世洽率民求雨成功，方文后在《李明府龙崖祷雨余亦同泛》里赞赏李世洽为“神明宰”。

最为称道的是，李世洽提倡移风易俗，敢于向陋习宣战。太湖之地，曾有重男轻女的弊习，此风甚炽。他写了一首《莫淹女歌》的长诗，像檄文一样，大声疾呼，予以讨伐。对嫁女每求盛装，� ��导节俭办婚事，“何如随缘薄奁送，亦得亲戚谋欢送”；淹女留男，会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至今鳏旷多，强半乏迎娶”；还指出太湖连年战乱，人口出生率较低，劳动力严重不足，不利于恢复经济。要令行严禁，绳之以法，后写道：“我歌此歌互相语，急砥颓流慎勿阻；有渝吾约将绳汝，劝汝湖民莫淹女。”在帝制时代，李世洽心存如此开明之风，相当难得。

在《去思碑》曾载道：“庙社城堞，楼橹津梁，一更以新。禳灾驱害，振敝敦良，百务必举。”莫不是李世洽的功劳。在李世洽寿日，方文《太湖寿李溉林明府百韵》里写道：“瑞日迎长至，仁君抚壮图。山城疑畏垒，与诵比康衢。父老迎阶舞，儿童塞巷呼。”“君来勤抚字，民始荷昭苏。”可见李世洽赢得了太湖老百姓的爱戴。

成人之美，刊行《周易时论》

李世洽在太湖为官时，非常重视、提携和扶持安庆府各地人才，尤其和桐城的文士交游很多。但以潘江、方以智、钱澄之、方文、方豫立为代表的明末桐城遗民，偃蹇横逸，不甘臣服于清朝，拒不应清试。李世洽被桐城文士坚守的遗民气节，深为折服，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较为纯洁的仕隐友情。

刚来太湖时，邀请桐城名士方豫立（曾编纂《浮山志》10卷）设馆其家。后经由方豫立介绍认识方文，望方文来太湖授馆，但遭到方文拒绝。在顺治五年任江南乡试同考官时，曾特书邀请方文应试，仍为其拒绝。后还檄书招聘方文入幕做掌书记，还是被拒绝。李世洽不计前事，依旧和方文交往，书问不绝，往来频繁，方文的《嵞山集》中有诗数篇诗记录二人交往。方文方（1612—1669），字尔止，号嵞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也是桐城诗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明清之际，方文、方以智、方拱乾等一批方氏文人驰骋文坛，开启了一时风气，人称“方氏三足鼎”。方文的父亲方大铉，累官至刑部主事。幼失父怙，承教于妇翁左光斗。方以智是他的侄子，但方以智比方文大一岁，叔侄同学长达十四年之久。

据《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之71载，与戴名世、方苞并称为清初三才子之一的宿松朱书，在其《方嵞山先生传》里载：“太湖令李世洽延为生徒，师遂徙家焉。”后成为方文最慷慨的经济赞助者。因中年的方文病困，时常周济方文，顺治七年（1650）冬曾为方文招生徒二十余人，请方文开馆于城南的琴风社进行讲学，方文遂徙家卜筑太湖，仰以为生。方文在《四令君诗》写道：“庚寅冬，予重至湖。湖当兵火凋残之后，颇不能为膏秣地，然为予招集生徒廿余人，北面授业，修脡（条状的干肉，即授课费用）不薄。由是得徙家卜筑于湖，终岁无干人羞者，君之力也。”又出资为方文构室，方文因起名曰“怀溉堂”。方文在《重至太湖访李明府溉林先生》一诗中，曾忆及此事：“忆昔乡举日，招我载后车。自愧羽毛轻，不足当吹嘘。虽未入网罗，怀恩敢忘诸。”他们还携手到司空山游玩过，诗中言“练飞遥识司空顶，鉴止如窥令尹心；泻出西郊作云雨，野夫谁不颂甘霖。”在《嵞山续集》后编卷四《送兄子竹西归里》其二云：“我老移居向白门，山田无以继饔飨。囊书每赴故人约，刻骨难忘知己恩。”以示感激李世洽的知遇之恩。

此处� ��竹西，为方文之兄方孔炬之子，名鸦立，字子建，竹西为其号，方子建受方文推荐，曾为李世洽幕僚十数年。李世洽后来离开太湖，迁官至山东、河北，方子建一直囊笔跟随。在方文《送兄子竹西归里》其一诗末里自注：“竹西为溉林先生客凡十五年，今以母辞归”。方子建博学多才，能诗善画，深得李世洽的赏识，康熙元年（1662）以母辞归，在饯别的晚宴上，宾主依依不舍。方子建在幕府生涯里，获资不菲，后也在桐城构建了自己的园林别业。

方文的岳父为明朝以抗击阉党而闻名于史的左佥都御史李光斗，在方文六岁时就定了娃娃亲，左光斗将长女许配给他。明清易帜之后，他们作为明朝旧贵族的后代和地方上崛起的新势力有冲突，和清朝关系也非常错综复杂，故国贵族在地方上越来越孤立。李世洽非常爱才惜才，同情他们的遭遇，不仅仅在经济上资助方文，还为方文、方子建等江南遗民提供政治庇护。顺治十一年（1654）初，因李世洽升任，方文也离开太湖，回故里桐城隐居。李世洽还一直资助他，购买食物，赠送裘袍，提供仆人等。方文的《奉送李观察溉林先生》：“曾于熙水（指太湖）分囷粟，又向彭城赠买舟。”据方文《徐杭游草》载，顺治十六年（1659），李世洽为方文在南京秦淮河边购买豪华的宋氏家园——鸥天别馆，方文在《李溉林副宪书来却寄》：“又为谋购草堂资，因买一廛桃叶渡。草堂遂以怀溉名，没齿难忘使君情。”此时李世洽已经升任江南淮徐兵备道佥事，在任上还接待过方文，直至李世洽任山东督粮道参议，依然多次资助，彼此成为一生的挚友。

李世洽任太湖令时，还和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一见如故，非常钦佩方孔炤的为人以及方孔炤和其子方以智在《周易》研究上的孜孜付出。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别号龙眠愚者，出家后改名大智，字无可，别号弘智，人称药地和尚。明末四公子（即复社四公子也即金陵四公子，分别为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冒辟疆）之一。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一生著述很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计有一百余种。最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识》，后期代表作为哲学著作，分别是《药地炮庄》和《东西均》，等等。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直隶、燕京等地，见名山大川，与西洋传教士毕方济与汤若望交往，并阅西洋之书。为桐城派学风的倡导者，对桐邑崇文尚学良好风气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方孔炤从崇祯三年（1630）至顺治十二年（1655）逝世止，用了26年时间，撰写完《周易时论》，后方以智在其父的合山庐墓，又用了三年整理、修订，终于编写成《周易时论合编》。顺治十五年秋，服阙，准备离开桐城再上庐山，为了刊行《时论》，他交代三个儿子变卖田产。但变卖田产还不够，顺治十七年（1660）夏，通过方子健的推荐，找到当时任徐淮观察的李世洽，李世洽立即答应给予资助，并为之作了首序。在《周易时论序》中说到：“余忆令皖时，曾觌先生之仪范，高山云邈，音徽如存。”还云：“手出秘 稿示予，谋授之梓。……竹西请表章之，随不辞题识，因序以行，公诸世之学者”。

李世洽做序的《周易时论合编》刊刻于顺治十七年，收录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方以智堂叔方文、方以智自己和其子五代人的易学成果，对汉朝以来著名易学家的学说皆有涉及，乃一部集大成之作，开创了桐城方氏易学象数学派。

全书为方以智和其父方孔炤合著，包括《周易图象几表》八卷和《周易时论》十五卷，《几表》为方以智著作，总计二十三卷。分六章，第一章为介绍桐城方氏；第二章介绍方以智师学和子弟；第三章为父子二人的生平和著述；第四章为方以智事迹杂考；第五章为方以智著述杂考；第六章为《时论合编》小考，时论的写作、整理、刊刻等。以“易数”为基础，包括象数图及论说，涉及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声韵学、数学等。

李世洽为序还云：“潜父（方孔炤的字）方先生缵承家学，著为《时论》，绍闻则祖明善而祢廷尉，集说则循康节而遵考亭，而又精探扬、京、王、郑、周、程、张、蔡之奥，以汇及近代名儒钜公、穷经博物者诸君子不下十百余家，综合全豹，征及析义，纲举目摛，亡虑数十万言，亦何灿然，其明备也。”李世洽对方孔炤评价很高，再云：“先生束发通籍以来，起家循吏，入领职方，出视楚抚，忤珰忤相，大节嶷嶷。……夫先生以其高尚可则之志，堂构鼓钟，世出世间为薪火。生平历涉九卦，履忧患而济之艰贞。身亲《易》用，莫大乎是。”在李世洽的资助下，《周易时论合编》以雕版刊印，有五十万字以上，后成为安徽巡抚采进本，编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之经部八。以该书为标志，代表着对晚明时期对汉宋以来象数之学发展成果的全面总结。

即便李世洽离开太湖，到他处为官，还和主盟桐城文坛三十余年的领袖人物、与张英为师为友的潘江（1619—1702）也曾多有互动。顺治庚子（1660）年夏，潘江游幕至徐州，谒李世洽观察，兼访王吉士州守，互有酬诗。

寄情山水，题诗撰联胜迹

李世洽任湖令时，曾多次前往司空山、香茗山、龙山等名胜古迹探访，曾著有《司空纪事集类》文集，可惜此书散佚。据2013年《司空山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司空山志》载，在司空山二祖禅刹、南崖瀑布、北岭松风处，李世洽分别写了五首七律。还为太白书堂写楹联一副：“堂构三楹，倚砌白云犹入梦；书开万卷，凭窗青嶂尚为邻。”在司空山北岭松风处，写了一副：“轻拂松弦，细如桂殿聆仙乐；怒掀林浪，巨似金鳌破海潮。”二祖禅刹即无相禅寺，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另外题写一联：“锡下九天飞鹤去；衣传片石毒龙口。”此联至今犹存，成为游人观瞻拜谒胜地。据1997白启寰编著《安徽名胜楹联辑注大全》上册所载，曾联写云：“法雨浮空连嵽嵲；劫灰吹尽剩谽谺。”此处还写了一副七言联：“五叶初开春烂漫；一龛深坐石玲珑。”点出了禅宗的法脉流传，五家至七派，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副对联其实是李世洽写《二祖禅� ��》七律中的颔联，被后人刻在此处。李世洽曾前往香茗山，还写了一首七律《怀梅子真》。

迁官宦游，回乡隐居建亭

顺治甲午年（1654），李世洽离开太湖，前往京师，升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后一路擢拔至山东督粮道参议，一至两年迁升一次，到康熙戊申七年（1668）告病还乡。从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到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为官21年。先后在安徽太湖、北京、河南郑州、江苏彭城（今徐州）、山东济南等地任职。

在顺治丁酉年（1657），李世洽和严沆同行，任山东乡试主考。就在此年顺天府和江南乡试同时爆发科场舞弊大案，这是清初最为轰动的科场大案，为清朝科场三大案之一。顺治帝闻讯勃然大怒，亲自审问，除罢黜、没籍、流放之外，一共杀了26人。而严沆、李世洽主持的山东乡试，却“奉旨不必覆试”，可见两位主考官公正严明，清廉自守，让参考的士子们心服口服，没有闹出什么丑闻。

科场结束后，在重阳节前，李世洽和施闰章（1619-1683）、严沆（1617-1678）、陆朝瑛、堵廷棻等人，分别于济南东北的华不注山、大明湖等景点，举办文人雅士燕集。当时陆朝瑛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分巡济南道，施闰章为山东提学佥事，堵廷棻为历城知县。在华不注山以“秋”字为韵，严沆首唱，每人赋诗一首，并且刻成石碑，镶嵌在了华不注山脚下华阳宫西侧泰山行宫的后墙上。

以上五位进士中，诗名最高的算是施闰章，当时诗坛上便有“南施北宋”之称（指施闰章与宋琬），施闰章题有《华不注同子餐君渥石斋赋得秋字》、大明湖《同严子餐给谏、李君渥枢部泛明湖》等。李世洽和施闰章他们之间酬诗很多，惜李世洽诗文可稽者不多。他们还共同典持过“山左诗（山左是明清两代齐鲁之地的别称，因处在太行山之左。清初之时，以汪士慎、赵执信为首的山左诗公认引领诗坛）”雅集，致使齐鲁人文为之翕然丕变。

顺治时期直臣、著名诗人和文学家白胤谦（1605—1673），身跨明清两朝，一生清忠端亮，淡泊名利，穷究理学，主张“求仁复性，存诚主敬”，要旨在于“躬行实践”，被陈廷敬称为“理学宗盟”。一生著述很多，后辑为《东谷集》三十四卷，李世洽于顺治庚子（1660）年在彭城（江苏徐州）水心堂为《东谷集》点校、刊行，专门写了《跋》，“小子何幸，亲服膺之。”从中得知，李世洽少时就得到白胤谦的垂教。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官至江安储粮道的周亮工（1612—1672年）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祥符区）人，惠政很多，口碑极佳。李世洽和他也有交往，据2008出版的《周亮工全集》中《端木纪》中载，李世洽曾其写《端木图歌》长诗。

由官至太子太傅的魏裔介（1616—1686年）辑评的《溯洄集诗论诗话》里，录有李世洽的一首《悼女八十韵》长诗，该刻本为清康熙元年，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后见载于 1997年全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的《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6册。

康熙戊申七年（1668）李世洽告病还乡，回到束鹿县城（今辛集市新城）。据1997年刘章、吴世元、孙国良选注的《古人咏石家庄》之“辛集卷”载，李世洽曾写“双阁睛云”和“杏林春晓”两首诗。清康熙《束鹿志》记载：“邑西门内迤东北，旧有潴水一区，邑人山东督粮参议李世洽辟之，浚池，遍栽莲，四围垂柳，中建一亭，柏乡魏相国（字石生，号贞庵、昆林。通经学，工文史，治学以程朱为宗）署曰‘远香’。亭后筑楼，自题曰：‘观静’。荷花开放时，香侵衣袂，燕集于中，如在莲花座云。”李世洽致仕后耽溺山水，啸傲林泉，后人称其为“远香莲沼”，现在为新城八景之一。

李世洽为直隶保定府束鹿县孟丘李氏第十一世祖，李世洽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李鸣珂，字超宸，任山东盐运司运史；祖父李凤翱，曾祖李三省为贡生，任永平训导；高祖李性，字存夫，号循斋，明嘉靖元年（1522）壬午科举人，官南京工部员外郎。

李世洽的弟弟世泽，字克承，岁贡生。很有才名，嗜好读书，至老不倦，凡诸子百家等书，过目不忘。他无意功名，曾被朝廷遴选为东安训导，竟不去赴任，每天以诗酒自娱。他一生著作很多，而且文笔很好。但因他不喜浮名，大多诗文都销毁了，未能流传于世，诚为憾事。曾应束鹿县知县刘昆之请，李世洽兄弟二人还参与编纂了《康熙束鹿县志》，李世洽还为之作序。

李世洽的一生，身跨明清两朝，初知任太湖，受命于危难之际，不畏强暴，侠骨柔肠，于兵燹废墟之中，崇文兴教济困，励精图治发展太湖地方经济，政绩斐然可观。绝非后世所误传的风流多情之人，无论对太湖平民、农民军还是对有才气的晚明遗民，皆以慷慨敦笃，礼贤下士，有情有义，深得太湖乃至安庆地区老百姓和士子们的拥戴。在其后期仕途生涯里，崇廉尽责卓行，风雅诗文，冲虚淡薄于林泉，不愧为一代循吏。

【作者简介：曹杰友，安徽省怀宁县人，现在太湖县县直机关工作，公务员。闲暇之余从事文学创作，迄今在各类报刊、平台发表文学作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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