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事件让你觉得“天佑中华”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役后,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鹰派”,主张立即对中国开火,想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格列奇科也成功说服苏联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准备动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中国得知消息后,所有人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里,大家都在等着北京中南海那位伟人的智慧决断。最终毛主席下令,全国积极备战,转移北京的中央老同志以防不测,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同时已经转移到苏州的林彪元帅签署“第一号令”,军队井然有序的调动;导弹基地也进入临战状态。
可以说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大战一触即发。中国积极备战的态度也让苏联高层觉得如果真的发生核对抗,那将会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况且还有个美国在一旁虎视眈眈。最终苏联勃列日涅夫一边愤怒的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一边被迫中止核打击方案。
中国大地在伟人高瞻远瞩的大局观下,避免了核灾难,真的是“天佑中华”。
为什么苏联当年叫嚣着要核打击中国?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苏联老大哥在珍宝岛上吃了大亏,觉得丢了面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中印边境冲突”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珍宝岛找到出口,在这里前后共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最终苏联损失惨重,吃了个大亏,苏军死亡58人,伤94人。
在苏联高层看来,中国一直喊苏联老大哥,大哥被弟弟教训了,自然想要找回场子,于是“鹰派”便主张直接挥师南下。
然而苏联中的“鸽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认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两国有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那必将是个长久战;况且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又不是太好,不适合对中国动武;再说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美国。
第一次鹰派跟鸽派的争论中,鹰派暂时妥协了。3月21日,柯西金拨通了北京的热线电话,十分急切的想要同中国沟通。
没过多久电话通了,柯西金对着电话说:“喂,是北京吗?”
接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话务员,虽然有点诧异,但是不失礼貌的问:“是啊,请问你找谁?”
柯西金一听,松了口气,刚刚还在想电话那头中国人会是什么态度,看来是多虑了:“我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接毛泽东主席。”
女话务员一听,是苏联打过来的,顿时火冒三丈,因为她也知道苏联已经跟中国闹翻了,甚至还刚刚打完仗,于是便大声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
柯西金一听,看来心中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中国估计每个人都反感苏联了。于是他便说:“请你给我接周恩来总理吧!”话务员一听更来气了,斩钉截铁的说,“我们总理很忙,没空!”
虽然周总理没跟柯西金通上话,话务员也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批评教育了一番。但最终中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苏联,因为发现苏联在珍宝岛军队有异动,因此中国在珍宝岛将加强火力部署、增加兵力。
很显然,由于苏联鹰派在珍宝岛的暗中动作使得第一次中苏交流宣告破产。
不仅如此,同年6月份,或许是为了报复,苏联鹰派竟然派军队越界杀害我方38名战士,而且还是烈火焚烧!
8月13日上午8时,副连长杨政林率领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不曾想中了越境而来苏军的埋伏,最终被汽油燃烧弹产生的大火吞噬了生命。当第八师的一个团 从60公里外赶来时,只看到38具已经面目全非的尸体,现场十分惨烈。
美国无意中泄密这起事件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苏联也就此事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这次鹰派最终得到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支持。“鹰派”代表格列奇科说:“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核武器是手术刀,那么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勃列日涅夫最终敲定,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同时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一级战备,等候发射命令。
由于事关重大,毕竟核武器一旦使用,肯定会对地球生态环境平衡带来很大的破坏。而且美国人是什么态度还不清楚。于是8月28日深夜,勃列日涅夫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探探美国的口风,大致意思就是说,苏联只为解除中国的核武器,不伤及平民等等。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知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也是吃了一惊,同时他也知道,苏联之所以照会美国,其实就是想着中美关系一直很紧张,要美国在这次事件中保持中立。
尼克松跟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基本上达成一致:欧美的最大威胁是苏联,中苏现在矛盾,强大的中国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此外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候还在亚洲的美国大兵估计也难全身而退。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一旦让苏联开了这个头,那么后续北极熊将肆无忌惮。
所以美国最终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反对苏联使用核武器,让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二是尽快通知中国。现在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基辛格也清楚中美关系十分恶劣,如果直接告诉中国或许还会被认为又在捣鼓什么馊主意,最终他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苏联核打击“无意中”透露给报刊,然后报刊无意中告诉中国。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时间世界哗然,苏联更是暴怒,本以为照会美国能得到支持,没想过换来的却是泄密,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大骂美国人出卖了他们。
中国积极备战,态度坚决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跟几位元帅讨论后得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常规武器他们无法取得胜利,因为解放军也不是好惹的。毛主席也看到了国际新闻,长久地陷入沉思,原子弹毕竟是大杀器,不能不防!于是毛主席下令: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同时毛主席宣布全国进入临战态势,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全国军队也都在调动,一时间所有人都相信中苏之间核对抗马上就要到来。
不仅如此,9月23日和26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氢弹热核爆炸。中国向苏联和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胆敢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我们是有反击能力的。
美联社称:“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中国积极备战的决心令苏联领导人心中不免有点打鼓,恰好此时,柯西金脸色难看地找到勃列日涅夫,因为他收到了两个对苏联不利的消息:一、中国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二、美国总统 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苏联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苏联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将开始。
勃列日涅夫听完狠狠的锤了下桌子说:“美国欺骗了我们!”
柯西金说:“美国可能恐吓成分居多,但是中国反击决心估计是雷打不动了,我们还是早做打算吧。”
最终在美国“偶然”的泄密加上我国领导人的长远大局观、在中国积极备战及美国的威胁下,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宣告流产,中国避免了一次核灾难,这起事件的结局真的是“天佑中华”,致敬伟人!!
300米、2公里,如果侵华期间的日本人勘探石油的钻井方位再移动2公里,深度再多钻300米,也许就会最早发现大庆油田而改写历史。
所以当我国于1964年首次公开宣传之前高度保密的大庆油田时,日本人有些懵了。中国东北不是贫油区吗?又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原油储备56.7亿吨的超大油田呢?
1959年9月26日,一股浊黑色液体从黑龙江安达县高台子镇永跃村附近的“松基三井”奔涌而出。周围屏息关注的人群顿时爆发出巨大欢呼声,而有的人却早已泪流满面,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激动。
因为那股浊黑色液体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石油。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遂将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中国也藉此彻底摘掉了“贫油”帽子。
1913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曾派人到中国山东、河北、东北、内蒙、陕西等地进行石油资源勘探调查,甚至还于1915~1917年在最有希望出油的陕西北部地区,由马栋臣、王国栋率队打了7口钻井,可惜耗资不菲却收获不大,遂留下“中国没有石油结论”走掉了。
由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埃蒙斯教授于1921年得出海相生油结论。简单说就是地球上所有产油层几乎皆在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
随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布莱克.威尔德教授来中国调查地质后,也提出中国没有中、新生代海相沉积的结论。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地质地貌构成属于“陆相”,天生就是贫油地区,生产不出石油来。
但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并不认同西方学者唯海相生油理论,一直专注研究中国的地质与能源问题。1928年,李四光就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开采。随后又于1934年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积带有可能存在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里所说沉积物就是指的石油。
中国地质大师黄汲清也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学说。就这样中国一批批的地质学家与石油勘探专家们,就是不信“中国贫油论”这个邪,经过详细论证与勘探,将目光瞄准了出油概率最大的松辽平原(东北平原)。
1958年7月,黑龙江安达县任民镇以东16公里处,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打下第一钻(松基一井)。8月,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咚勒赫村北,32115钻井队打下第二钻(松基二井)。
松基一井耗时9个月,钻通白垩纪地层到达地下1879米,未发现任何油气。松基二井耗时13个月,钻到地下2887.63米,只发现大量油沙与油花气泡,未发现有价值的工业性油气流。
1959年4月,32118钻井队在距“松基一井”130公里的地方再开新钻,这就是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松基三井只钻到1050米时,就已在6个井段连续发现取出的粉砂岩和细砂岩岩芯中,出现油浸与含油现象。
所以松基三井喷油已在意料之中,但在喷油瞬间,人们那种多年努力终成功的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1963年底,大庆油田结束了试验性开发阶段,正式进入全面量产阶段, 先后开发出了萨尔图、杏树岗和喇嘛甸三大主力油田,基本可以实现中国石油自给自足了。
就在中国人高呼:“贫油帽子已被甩到太平洋”欢欣鼓舞时,日本人却不淡定了,在日本现代史中经常会发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句子。日本人在对战前未能找到大庆油田遗憾同时,也深刻反省其中原因,那可是日本人曾经的野望与残念。
日本国土狭小,限于本土地质结构能源资源匮乏,尤其是石油资源更是滴油不产。二战爆发前,日本石油消耗量虽在其能源消耗总量中占比不高,但是石油的军事战略用途,无疑成为侵略野心膨胀的日本最迫切需求。
当时日本石油消耗总量的80%来源于美国,10%来自荷属印度,8%来自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萨哈林油田,剩下微乎其微部分则来自中国抚顺油页岩等资源的人工制油。
由此可见,日本的石油命脉紧握于美国人手中。所以日本人在二战初期,对美国百般隐忍不敢生事。而日本与此同时也开始疯狂储存石油,可费半天劲也只能储存500万吨,面对如此庞大的战争军费耗资仅够支撑半年而已。
美国本因出售给日本的石油皆被用于侵华战场而道义有亏,再加上日本于1941年6月放弃对抗苏联转而全力进攻东南亚攫取能源,动了美国的奶酪,由此美国开始携手荷兰、英国等国一起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
日本虽有石油储备,可终无法支撑如何漫长战线消耗,一旦石油资源出现枯竭,那些耀武扬威的日本联合舰队以及功能先进的战机将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此日本面对美国的石油禁运计划,很快就陷入断油恐慌,遂孤注一掷偷袭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挑起太平洋战争,而后疯狂突袭东南亚掠夺资源,同时也将自己拖入必败深渊。
也许有人质疑日本人对石油的渴求如此迫切,那么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多年,难道就没有发现大庆油田的蛛丝马迹呢?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资源。1929年,时任满铁地质调查所参事新带国太郎带人沿东清铁路到牡丹江上游森林一带,耗时2个月勘探石油未果,后又在满洲里扎赉诺尔煤矿勘探也未发现石油迹象。
其实当时日本在东北勘探石油并非这一路人马,尤其是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加速了侵华准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满铁调查部”的探矿队,就在中国东北地区肆无忌惮的探寻战略资源,最主要目标就是石油。
当时日本公认的石油权威高桥纯一的石油生成理论是“海底腐泥起源说”。简单说就是石油生成地必须是海洋沉积型地质结构,由藻类或微生物尸骸堆积产生的有机物,在地热条件下分解而成。
由此日本人根据高桥纯一的理论,以及渗透到地表的沥青类凝聚物,将找油重点放在他们认为离海比较近的辽宁南部的阜新地区,也就是日后辽河油田边缘结构带上。
据资料显示1995年辽河平原年产量1500万吨,应是二战时期日本石油需求量的5倍。只不过辽河油田高流动性原油储藏层在地下6000米,而当时日本钻井技术卯足劲也只能到2000米,所以后来日本人听闻辽河油田开发后,只能慨叹“当时即便站在辽河油田中央,也不可能发现石油!”
而日本人曾经勘探过石油的“北满地区”,也就是今日位于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油田,在日本人眼中就是典型陆相沉积构造,是海相生油论所谓的“贫油区”,充其量只有低产量的油页岩水平的石油储藏量。
所以即便当时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日本陆军航空队,飞抵安达县(大庆)上空时,经常发现当地草甸子水面上浮着黑色油膜状漂浮 ,但“满铁调查团”对航空队的发现并不以为意,反而干脆地说:“那个地方不存在生成石油的自然条件。”,遂从未去实地勘察过。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日本虽然偷偷储备了可维持一段时间的石油,可如果无法找到新的石油资源,日本的战争机器随时都会面临瘫痪状态。
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调查部长大村递交报告说:“满洲已很难找到石油了,还是去'南方'寻找石油吧”。由此日本才将侵略目标对准了东南亚地区,也就相应引起日美之间摩擦,后续引发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反应。
当然对于日本为何未能提前发现大庆油田,还有许多不同说法。有人说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美孚公司就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而由于当时东北是日本势力范围,而且日本近80%石油都是由美国进口,所以美国不想失去凭借石油遏制日本的有效手段,遂让美孚公司谎称在中国东北未发现石油,又装模作样提出了“中国贫油”结论。
而日本偏偏相信美国海相生油论,相信美国没找到石油的地方就一定没有石油,遂放弃在中国东北找油而转向东南亚地区。
这种说法相当不靠谱,二战前夕美国石油年产量已高达15亿桶,占据全球石油总产量近7成。而且美国卖石油价格稀烂贱到1桶连1块大洋都没有,甚至洛克菲勒垄断时期曾有过1桶5美分的超低价,试问哪个石油开发者能与美国超低成本油抗衡呢?美国又有何必要欺骗日本人呢?而日本面对美国超便宜石油,又有何必耗巨资自己开采油田呢?
日本人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日本作家草柳大藏在其编著的《实录满铁调查部》一书中认为,满铁与日本石油公司在热河到兴安北省海拉尔范围内曾做过广泛的石油探矿调查,甚至日本石油公司还建筑了职工常驻宿舍,可是满铁已达1800米钻探技术却被搁置,而只进行了深度1000米的勘探而已。
简单说草柳大藏认为日本没有找到石油,不是没有钻探技术,而只是没有深入钻探罢了。
而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作为“陆相地层生油论”提出者以及大庆油田主要发现者之一,他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在东北找了整整30年都没有找到石油,不是日本找油技术落后,而是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生油论”。
黄汲清的说法是对日本未能找到大庆石油的另一种解释,应有一定权威性与启发性。而日本的地质史学者大松直干也觉得日本未能发现大庆油田,除了勘探密度、范围不够外,不能从根本说是日本勘探设备不行,完全是“探矿思想和探矿技术”存在短板问题。
无论怎样,当时日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尽他们所能达到的一切勘探与钻井设备,却未能找出一滴油,但我们也不将日本人在东北勘探石油失败,皆归结于日本勘探技术存在短板,其实当时情形对我们来说也是相当凶险。
据资料披露,当年日本人钻探的一口井,距后来喷油的“松基三井”只有2公里距离,还有日本钻井深度是1000米,而“松基三井”钻到1300米就开始喷油了。
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凶险的情况就是,大庆油田主力产油区的“萨一井”,钻到680米就遇到了出油层,而当年日本钻探的一口井仅距“萨一井”1公里。如果日本人当年打井方位再偏移1公里,或者多尝试钻探几口井,结果真的很难想象。
回想只差毫厘惊险万分时刻,真的感觉天佑我中华,日本人已近终点却未能得逞。不过我们还应明白一点,天佑不仅仅是运气,更多源自事在人为。
日本人当年在东北勘探石油失败之因,除了所谓的“运气”与“技术”有些差外,还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以及地下抗日武装 强抵抗有很大关系。
譬如打出“萨一井”的杏树岗,就曾是当地抗日游击队的大本营。日本人在我抗日武装频繁袭击下又怎能大张旗鼓地在我东北地区肆意勘探呢?
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大庆油田的发现以及中国石油储量的论证、勘探、与开采整个过程,不仅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等中国地质学家的倾力奉献,更有几万名石油一线开采工人不惧酷寒的无私付出。
天佑中华皆是因中华始终有一群坚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理念的热血儿女,秉承“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通过辛勤劳动以及浴血奋斗才使我大中华延续几千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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