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冠三将军原秘书回忆1959年3月在拉萨经历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宣布“西藏独立”。事件的起因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要到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引起的。早在这年2月初，布达拉宫举行“跳神”大会，邀请了中共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前去观看。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郭锡兰和邓少东时主动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演出许多新节目很好看，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
【1951年5月23日，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与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毅副总理等出席签字仪式。】
郭、邓当时欣然应允。他俩从达赖卧室出来后，又将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看“跳神”的噶厦全体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以后工委、军区作了欢迎达赖看戏的准备，经统战部与达赖副官长多次协商，最后由达赖喇嘛亲自决定3月10日到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当时，达赖考“格西”已经结束，心情也轻松愉快，安排看一次戏，也是很正常的事。可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蓄谋已久，他们利用达赖要到军区看戏作为制造叛乱的借口，造谣煽动说：“军区要趁达赖喇嘛看戏，用直升飞机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等。他们欺骗胁迫拉萨市民和喇嘛，于3月10日晨前往达赖住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去。一时间拉萨商店纷纷关门，群众抢贮食物、饮水，同时有上千名叛乱分子手持小白旗在八廓街上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回去”等反动口号。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爱国进步人士帕巴拉·索朗加措在罗布林卡门前被叛乱分子打死。叛乱分子又将帕的尸体绑在马尾巴上，藏军骑在马上，鞭马拖尸，在市内游行示众，其情景惨不忍睹，接着他们又在罗布林卡大门前，用石头打伤西藏卸任噶伦、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的头，桑颇的汽车也被砸坏。他们还预谋加害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阿沛·阿旺晋美。阿沛当天上午正值主持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政治学习，因学习时间尚未结束，不能早去罗布林卡，才得以幸免。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以保护达赖喇嘛安全为名，煽动和组织武装叛乱分子、部分群众、喇嘛包围了罗布林卡。
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游行示威活动。
下午2时半，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夏苏、柳霞三人来到军区礼堂休息室，诡称：“我们在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现在由于达赖近侍机构、三大寺部分堪布，地方僧俗官员和群众的阻拦，达赖已不能来军区看戏了”。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对索康等人的谎言当面予以驳斥。指出：“达赖今天要来军区看戏，是2月7日在布达拉宫跳神仪式上达赖喇嘛亲自向我们两人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就把达赖这一意愿及军区表示欢迎的态度告诉你们三人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以后工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又多次与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商议了具体接待事宜。现在你们怎么说不知道此事呢？”索康等三人的谎言揭穿后，面红耳赤，哑口无言，狼狈不堪。谭冠三将军以中央人民政府代理代表的身份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完全是一小撮反动分子有预谋搞的，你们要以维护祖国统一为重，任何人想搞叛乱是没有前途的。”谭冠三将军还责令噶厦政府“要负责保护好达赖喇嘛的安全，要严肃追查今天这一事件的主谋人。法办杀人凶手，处理好堪穷索朗加措的善后事宜。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噶厦负责！”索康等人一个个惶恐不安，不停地点头弯腰称“是！是！”
开国中将谭冠三
但是，索康等人还未离开军区，叛乱分子已明目张胆、荷枪实弹包围了工委、军区机关。他们还强迫裹挟上百名妇女在门口呼喊反动口号。与此同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人民会议”，公开提出“西藏独立”，并决定调三大寺部分喇嘛和康区叛乱分子进驻罗布林担任达赖警卫。当晚各地进入拉萨的叛乱分子已达近万人，藏军和叛乱武装人员纠集一起，打冷枪、砸石头，攻击我驻军和工作人员，并疯狂迫害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在拉萨参加工作的藏族工作人员，其疯狂气焰，愈演愈烈。
谭冠三政委十分关心爱国朋友的安全，冒着被“打冷枪”“扔石块”的危险，亲自登门请阿沛搬到安全地方。当阿沛以工作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住在家里时，谭政委亲自布置警卫分队，加强保卫措施，务必确保阿沛和他一家的安全。他还真诚地邀请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一大批爱国朋友，携带家属搬进了安全地方居住。他对班禅大师也十分关心，除给在日喀则的班禅额尔德尼发电通报拉萨反动分子活动情况外，还电告日喀则分工委、驻军要与“堪厅”密切合作，确保班禅大师安全、确保扎什伦布寺的安全。谭冠三政委对西藏工委机关、中央驻西藏外事帮办处、西藏干部学校、青年联谊会、妇女联谊会、西藏体委、拉萨人民医院等工作人员也十分关心，冒着叛乱武装持枪阻拦，向汽车扔石头等危险处境，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不断到这些单位给汉藏工作人员讲形势、讲政策、检查警卫安全措施鼓励教育大家不怕牺牲，坚持斗争。
当时，情况十分复杂，上层反动分子异常嚣张，斗争极端尖锐，政策策略性极强，对当时每一件事情的处理都至关重要，影响很大。在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和分裂、关系到我军能否在西藏站稳脚跟、关系到西藏人民革命的前途、关系到百万农奴得解放的命运问题的最关键时刻，谭冠三将军担任了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全面工作（此时，中央代表张经武因病在海南岛治病疗养，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正在北京，尚未回藏），政治、军事双副重担压在他的肩上。
此时的谭冠三将军已年过半百。当年他跟着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革命圣地延安，抗日战争他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领导下，坚持在华北、冀鲁豫与日寇斗争，度过了8年的艰苦岁月。1942年在太行抗日反扫荡斗争中头部受伤，留下了以后常常发作的头痛后遗症。3年解放战争，他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麾下南征北战，转战八省，行程二千多里参加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和解放大西南战役。他进藏8年，一直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和工作，还患有高血压。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从来没有说一句“休息一下”，仍然带病坚持在西藏高原。
拉萨发生叛乱后，谭冠三将军于当天下午6时立即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详细汇报。中央和军委对西藏事态发展极为关注。同时，谭冠三将军要我通知刚刚从阿里慰问由新疆赶回拉萨的西藏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副政委詹化雨，副参谋长扶廷修，及军区、工委机关有关部长参加紧急会议，研究今天发生的情况，分析了事件的性质，并提出工委、军区应做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要求各单位备粮贮水，加修工事，准备长期固守。
会后，谭冠三将军非常关心达赖喇嘛的安全。他让工委统战部副部长梁洪和处长李佐民两人留下，以中央代理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短信给达赖喇嘛。他起草好草稿，叫我用工整的正楷字抄写清楚，由李佐民处长翻译成藏文，当晚由统战部通过嘉措林活佛（达赖的侍读）送到罗布林卡达旦颇章宫殿里，将信亲手交给达赖喇嘛。当时达赖非常忧虑，看了谭冠三将军来信，心情十分激动，他又问了加措林有关罗布林卡外面的一些情况。
3月11日，达赖给谭冠三政委写了第一封信。谭冠三将军当天收到达赖第一次来信，立即电话通知工委周仁山副书记和军区的邓少东副司令员、詹化雨副政委来军区二号院共同研究决定，应该再给达赖喇嘛写第二次信，一是以示中央代表对达赖的关怀和对目前局势的关注；二是责令噶厦立即制止当前拉萨出现的严重形势。同时大家商量应该将达赖来信及谭冠三两次寄信的原文专题上报中央，谭政委同意了。
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亲笔信
3月12日，达赖第二次给谭冠三政委复信。3月15日谭冠三根据中央指示，第三次给达赖写信。这封信是通过卸任噶伦噶雪巴第二天秘密地送给达赖的。达赖喇嘛看完信后，又问了噶雪巴外面的一些情况。达赖要噶雪巴在客厅稍候，自己把来信又读一遍，他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谭冠三政委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又感到当前局面的严重性。他又给谭冠三回了第三封信。
谭冠三将军在1959年3月给达赖喇嘛的三封信，既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又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达赖喇嘛的尊重、爱护和关怀，同时对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的分裂祖国阴谋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随后，新华社于1959年3月29日原文发表了《谭冠三将军和达赖喇嘛的来往信件》、《人民日报》刊载了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三封信藏文原本照片。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三封信的发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致好评，以及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
“树欲静而风不止”。3月16日，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突然向我拉萨运输站开枪射击。17日，叛乱武装除继续向我运输站、加油站开枪、开炮，还对我中央驻拉萨的办事处、气象局、邮电局、贸易公司等多处进行武装围攻。叛乱分子还对自治区筹委藏族工作人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及其家属进行残酷迫害。与此同时，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的名义，秘密向国外西藏人宣布“西藏独立国”已成立，并向邻国印度政府请求支持。上层反动分子从布达拉宫金库取出大量金砖、金币和印度卢比，并征集骡马向罗布林卡集结，积极作出逃跑的准备。在罗布林卡，由新任叛乱武装司令堪穷达热在召开的“人民会议”上宣读达赖十七日签署的给叛乱武装司令转全体人民的一份执照，执照称：“西藏过去是独立的国家……僧俗人民和各地官员应接受各武装司令共同指挥。”
1959年3月17日下午3时，谭冠三政委和中央统战部部长徐水进行了通话。谭冠三政委向徐冰部长汇报了拉萨16、17日两天情况后，特别向徐冰说：“西藏那个大人物，看样子是要走了，可能从山南方向逃往印度，请中央给予紧急指示！”当时潭冠三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武汉视察，在他面临西藏这样重大问题迫在眉睫之际，只有请示中央指示。徐冰同志在电话上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指示精神。他说：“毛泽东在武汉找了张经武、张国华同志，给他们谈了话。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如果达赖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达赖年轻，跑到国外无非是多骂我们几年，历史将证明，我们共产党是骂不垮的！”
谭冠三政委接到徐冰部长传达毛主席“达赖外逃，不要阻拦”的指示后，心情非常激动。他反复考虑，现在达赖被一伙上层叛乱分子包围，一旦动武打起来，叛乱分子必定完蛋，他们定加害达赖。为了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感情，再三考虑达赖的安全我们只有网开一面了。达赖外逃，就任其逃出，不予阻拦。下午4时许，他又叫我同邓副司令员、詹副政委、扶副参谋长立即到二号院会议室，紧急商量部署驻拉萨至山南沿途我军在发现达赖及其随同人员外逃时，部队一律不予追击阻拦。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果然在3月17日深夜，偷渡拉萨河朝山南方向出走逃离拉萨，经过错那宗到达坎其曼，进入印度境内。在长达两周的外逃途程中，达赖一行既未受到解放军的追赶，也未遇到解放军的阻截。
谭冠三经过查实达赖同一批上层反动分子已于17日深夜逃走的情况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1959年3月20日凌晨3时40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纠集的叛乱武装分子在拉萨向我发起全面进攻，工委、军区遭叛乱分子攻击，军区司令部遭叛匪炮击，拉萨市区也一片枪声。我拉萨运输站建筑工程处一度遭敌攻进院内，都被我机关民兵英勇击退。当时战情极端紧张严峻，叛匪更为疯狂猖獗，向我各处猛烈攻击。
1959年3月20日，驻藏人民解放军在谭冠三的指挥下，对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图为谭冠三将军召开平叛紧急会议。
5时，谭冠三政委在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副政治委员詹化雨、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司令部副参谋长扶廷修、政治部副主任周特夫、后勤部政委李华安、5团政委乔学亭、159团团长郭志显、炮兵308团政委宋盛祥，以及司令部作战、情报部门负责人等。会议认为：达赖逃走后，留在拉萨叛乱武装力量逐渐减少，为防敌继续向山南转移，我应立即对叛乱武装进行反击。谭冠三政委最后说：“目前叛匪尽管有近万余众，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们只有2个团12个连不过千人，敌多我10倍。但我们是久经考验的能攻善守的坚强部队，我们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我们是充满必胜的信心的！一定打好，向党中央负责！向全国人民负责！”会议决定：20日上午10时向叛匪发起全面反击。军区随即将上述决定报告军委。10时零5分，平叛部队向叛乱武装控制的药王山开始进攻。战士们打得很顽强，很快占领了药王山，部队继续奉命向西罗布林卡一带攻击。这时正是11时零7分，接到军委总参由北京9时30分发来的电报（这是对凌晨军区请示的复电）。电报说：“拉萨打响，达赖逃走，对解决西藏问题不是坏事，目前作战方针应该是：尽力设法控制要点，阻止敌人向南的通路，全力抓住在拉萨市区的敌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如果发生正面武装冲突，我方可能出现被动局面，所以不同意你们打。你们可依托堡垒工事，就地坚守，尽量缩小防区，等待内地增援部队进藏。”
谭冠三、邓少东、詹化雨三位将军看了电报都显得紧张而沉重，部队已打了一个多小时了，战斗正在顺利进行，仗若停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谭政委反复思考，最后下定决心，他斩钉截铁地对邓、詹说：“打！继续打！坚决打好这一仗，一切后果由我负责！”邓、詹也一致同意打下去。
谭冠三政委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在1959年3月20日凌晨果断做出的决定，也许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最重要、影响最大、意义也最深远的一次决定。这个决定掀开了西藏发展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古城拉萨隆隆的炮声，成了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也为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诞生，鸣响了礼炮。
3月20日10时，我军奉命开始自卫反击，攻击部队在炮火配合下对盘踞在拉萨的叛乱武装进行作战。
谭冠三政委在战前作战部署会议上，明确交代参战的各级指挥员：“务必要求所有部队严格执行政策纪律，攻击目标，一定要尽量避开文物古迹和寺庙，宁愿部队遭受损失，也要保护好重要寺庙，任何人不得违犯。”布达拉宫下面有一个叛匪重要据点，谭冠三给扶廷修副参谋长下令：“进攻这个据点，一定不能损坏布达拉宫，这是头等政治问题”。21日深夜12时，谭冠三政委接到攻击部队指挥员报告：“叛匪在火力攻击和政策喊话下，已被迫投降，我军已占领大、小昭寺。”谭政委接完电话，立即对我说：“你坐车去大昭寺、小昭寺看看，寺庙文物是否受到炮火损坏？部队执行俘虏政策如何？”我当即驰车前往察看，回来时向谭政委报告：“大、小昭寺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坏，被俘叛乱人员已由团政治处管起来了，情绪看来还较安定。”谭冠三政委听了我的汇报后，才放下了心。
谭冠三政委对罗布林卡的情况更为关心，战斗刚一结束，他就把警卫营营长朱秀山叫去，说：“你马上带人去罗布林卡看看打扫战场时，一定要注意保护那里一草一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去，那是达赖喇嘛的夏宫。”谭冠三依然放心不下，第二天上午9时，他带警卫参谋梁洪祥和我一同驰车到罗布林卡的“永恒不变宫”停下。已被任命为罗布林卡军事管制的负责人、西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徐爱民在院内迎接谭政委，并向谭政委报告说：“按照你的指示，这里叛匪被歼后，我带部队进入罗布林卡，到处是一片狼藉，脏乱不堪，达赖喇嘛夏宫的居室也是混乱不堪。我们已连夜初步清理，对达赖的居室已派人守护，庭院的花果树也及时进行了修整，请首长检查。”谭政委听了徐爱民的报告后，满意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眼光看远一点，这是政策问题、民族问题，做好了，将来影响很大。达赖喇嘛住过的地方要重点保护好，要有专人管理，任何人不许进去。这件事就由你徐爱民负责。”谭政委看到阳台上有两盆牡丹花，他又叮嘱徐爱民说：“我知道达赖喇嘛很喜欢牡丹花，你们一定要把牡丹花保护好，要看远一点，总有一天，达赖喇嘛会回来的。”
谭政委又在罗布林卡园内步行巡视一遍，直到12时过，他才返回军区机关。
自3月20日15时起到22日上午9时，平息拉萨叛乱的战斗结束，三天两夜总计52个小时，谭冠三政委昼夜不眠，全神贯注指挥平息叛乱的作战，没有离开指挥所一步。他没有睡好一个囫囵觉，没有吃好一顿热饭。有时热菜、热饭送到指挥所办公桌上，因他指挥部队，了解战斗动态，顾不上吃，炊事员连着热了两三次，他还是顾不上吃一口。老炊事员施文俊心疼地给他熬点藕粉汤送来，谭冠三一边工作、一边喝汤，既充饥又解渴。他就是这样日以夜地坚持在平叛斗争的第一线指挥，彻底歼灭了盘踞拉萨的叛乱武装，打掉了武装叛乱的指挥中心，取得了平息西藏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叛乱的完全胜利。
被俘获的西藏叛乱分子
战斗一结束，谭冠三政委首先想到的是他应该向中央发电报检讨。他对我说：“凌晨决定部队平叛行动后，作战方案报上去了，没有接到复电就打了。打到一半军委叫停下来，以后又向总参报告了拉萨敌我形势，我军已开始行动，对我极为有利，而且能够以少制多确保这次打胜。下午2时又接军委总参来电同意还击。这次仗是打胜了，但有个组织纪律不周的问题，能不检讨吗？”谭冠三政委一贯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谦虚谨慎善于团结“一班人”并发挥助手的积极性。他敢于承担责任，遇事从不推诿，不文过饰非。他的这种高风亮节的品格一直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尊敬。
藏胞慰问平叛部队
3月下旬，张国华司令员回到拉萨，组织指挥了山南战役，解放军出师10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乱武装的老巢。进藏部队在广大西藏人民的积极协助和支持下，展开了全面平叛的进剿作战，历时3年，至1962年3月，西藏平息叛乱的斗争才告全部结束。
谭冠三政委因长期在高原带病坚持工作，到1962年底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损害。中央对他十分关心，决定让他回内地治疗。他离开西藏后，无时无刻不在常常怀念，关心西藏的建设发展和在藏的战友、藏族老朋友。“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西藏军区庆祝解放军建军50周年活动，邀请了军区首任老政委谭冠三赴藏参观视察。时已70岁高龄的谭冠三，回到日思夜想的西藏，连续参观访问、会见老战友、老朋友，他的心情格外兴奋。“八一”建军节后，他回到四川，又到新津参观当年进藏部队的后方基地，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血栓症，从此卧床不起，直至1985年12月6日与世长辞。
在他临终前，谭冠三庄严地向党组织提出了请求：“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运回西藏，埋在高原，我永远长期建藏！”他逝世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遗愿。1986年8月1日，西藏自治区党政军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拉萨河畔“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他的长子谭戎生又子承父志，从北京调往西藏，接下了父亲交给的“戍边卫国、长期建藏”的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谭冠三将军
谭冠三政委虽然离开我们快15年了。他在西藏和平解放、统一祖国大陆、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快西藏发展，促进汉藏团结方面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远铭记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心中。（本文作者系谭冠三将军原秘书金良平）
本文摘自《怀念老西藏代表谭冠三》一书，由《祖国》杂志社宋志娇编辑整理，原文有删减。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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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党在这里打响甘肃境内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 武装
三月的广香河畔
两当兵变纪念馆静静伫立
无言地讲述着
那段战火中的燃情岁月
这里，曾打响了
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
领导的两当兵变就发生在这里
▲ 两当兵变纪念馆
历史随风远去
记忆却不曾磨灭
广香苍茫之间
故道逶迤之间
浓墨重彩的革命征程
成为永恒的光辉印迹
开展兵运，策动兵变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敢于任用进步人士，从1929年至1931年，中共地下党陕西省委曾先后派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陈策、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人到警备三旅二团一营工作。习仲勋等同志到该营后，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在党小组的领导下，他们遵照省委指示，积极开展兵运活动。
▲ 1932年3月，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
1932年年初，举行兵变条件基本成熟，此时传闻一营要开往甘肃 徽县与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山区去，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便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地下党员、营部文书刘书林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第二次汇报。省委同意兵变计划，并指示兵变后将部队拉到 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合。随后，省委派省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由交通员张克勤做向导来到 凤县。
刘林圃到达凤县后，在双石铺丰禾山庙内召开营党委会议，决定在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时，于午夜12时举行兵变，根据省委指示，兵变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全面领导。几天后，一营果然接到团部命令：开往徽县和二营换防。
兵变枪声在两当县城打响
1932年4月1日拂晓，一营一、二连和 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刘林圃随军前行。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宿营。
▲老南街，“两当兵变”旧址就在该街道中段 。
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和营党委决定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所有党员干部参加。会上，习仲勋简要向大家介绍了刘林圃，并向大家讲明会议意图。接着刘林圃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和兵变的重大意义，并对晚上兵变行动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会议决定推举许天洁为兵变总指挥，兵变在午夜12时举行，由许天洁鸣枪为号，各连先将反动连长处决，不是党员的排长下枪带走。会议还决定由吕剑人负责一连并收缴机枪连的枪械，二连一排长高瑞岳带领全排士兵去营部解决营长王德修和警卫班，左文辉、张子敬带领本排战士分别把守东、西两城门，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集合。
▲ “两当兵变”旧址
午夜12时，“两当兵变”准时打响。各连起义战士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起义的枪声惊动了机枪连，该连代理连长被一名战士击毙，但机枪连与吕剑人率领的一连形成对峙，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机枪连始终未能被解除武装。
同时，左文辉、张子敬等带领各排坚守东、西两城门。高瑞岳带领全排去抓营长王德修，王德修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早已逃跑。起义的三个步兵连200多人在各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出两当县城，到北门外姚沟渠集合，刘林圃问起义战士愿不愿回 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战士们一致高喊“愿意”。随之部队连夜北上，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4月2日凌晨，200多人的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休整，营党委研究部队整编事宜，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选举许天洁为作战总指挥、支队长(兼三连连长)，习仲勋为政委；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
▲ 两当太阳寺
当天下午，部队从太阳寺向北继续进发，约一周后到达宝鸡县(现 宝鸡市陈仓区)西部的渭河岸，渡过渭河，经通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陇边境进入 陇县八度、娘娘庙一带，继而又进入千阳县北端的高崖、花花庙。起义部队沿途与敌军作战多次，均取得胜利。当行至甘肃省灵台县页岭一带时，起义部队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被截住去路。
为保存实力，起义部队进入 麟游县以北的催木一带，指挥部针对当时处境，决定派吕剑人和刘林圃前往乾县了解情况，派习仲勋、左文辉去西兰公路一线侦察敌情，由许天洁、李特生负责将部队带到麟游和 永寿两县交界处岳御寺休整。
不料，当部队向岳御寺进发时，因道路不熟，被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匪军突然包围，激战数小时，终因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弹药不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伤亡严重，失去战斗力。起义战士多为 乾县、礼泉人，幸存者情绪低落，士气减弱，部队大部溃散，与刘志丹部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
革命火种没有扑灭
风卷云涌，沧桑巨变。
兵变失败后，营党委书记习仲勋回到家乡——陕西省 富平县，仍然肩负起党的地下工作的领导责任；李特生去了西安，逃脱了原一营长王德修的抓捕，和陈云樵一道受党组织的介绍去兰州继续搞党的地下工作；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和几名战士，来到吕剑人同志的家乡隐蔽休息了一段时间，他们曾准备把剩余的人员组织起来，奔赴陕北参加刘志丹部队，但因当时无法和陕西省委取得联系，因此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先后到西安去找省委接头请示工作。
刘林圃到西安后，即1932年9月的一天，到北大街教育馆前的阅报栏旁看当天的报纸，却不料被曾参加过“两当兵变”的原一连一排一班长马腾云等发现（以后叛逃到敌特务团当班长），将刘林圃扭送到团部，随即转押到杨虎城军法处。3天后，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习武园。
吕剑人和许天洁一起到西安，省委交通员先一天与吕剑人取得了联系，并约定时间、地点和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杜衡（后叛党）见面。第二天就在吕剑人、许天洁去与杜衡碰头见面时，走到西安钟楼处碰上了原一营长王德修，王德修和旅长唐嗣同的勤务兵罗保成将吕剑人、许天洁扣押起来，后送军法处。吕剑人被判为死刑，经我地下党多方营救，改判为无期徒刑，许天洁被判刑15年。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他俩才先后出狱，吕剑人出狱后，党组织安排他在党中央白区工作部、中共陕西省委等处工作。许天洁出狱后被党组织介绍到耀县保安队做党的地下工作。
“两当兵变”失败了，但是，抛头颅、洒热血，坚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并没有被“兵变”的失败而挫伤斗争的意志，相反，他们吸取了沉痛的经验教训，分别从各地秘密找到了党的组织，继续为党的事业、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资料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
“两当兵变”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
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的
一次较大的武装起义
它继清涧起义之后
同旬邑、渭华暴动一样
在当时是西北地区较早的起义之一
也是甘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一次起义
它为我党兵运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党在甘肃地区开展活动打下了基础
寻访·初心
素有“秦陇之捍蔽，巴蜀之襟喉”之称的两当县，地处甘陕川交界的秦岭南麓，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两当兵变纪念馆、两当兵变旧址、太阳寺、杨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记者再次踏上这片镌刻红色基因的热土，追寻那段光耀千秋的岁月。丰富的资料，翔实的内容，一幅幅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画卷在这里展开。位于广香河畔的两当兵变纪念馆，其设两当兵变事件、历史传承、两当兵变主要领导人生平等三大展区六个单元，馆内陈设的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内容，展现了一幅幅在两当这片红色热土上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画卷。两当兵变纪念馆讲解员罗君艳介绍，近年来，两当兵变纪念馆围绕红军长征在两当的革命历史，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自开馆以来，纪念馆共接待访客约300万人。在这里，人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在这里，人们抚今追昔，获得源源不竭的奋斗动力。“我时刻告诫自己，要努力学习，不负韶华。”3月10日，正在这里参观的游客赵力告诉记者。在两当兵变部队改编地太阳寺，大槐树刚刚发出新芽，无声地诉说着鱼水情深与如磐初心。78岁的老人肖世金坐在这里，给来往的游人讲述着儿时从父辈口中听到的那段历史。“我要将我知道的，讲给后人，让后代们都知道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 “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不能忘却。守护他们，就是守住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荡气回肠的信念。”两当县党史办主任曹建国说。
凝聚奋进力量
坡里暴动：打响鲁西武装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第一枪 武装
鲁网9月17日讯平地一声惊雷起,星星之火始燎原。1928年1月,中共东昌县委在阳谷县定水镇坡里教堂发起了坡里暴动,打响了鲁西大地武装起义、反抗反动封建军阀统治的第一枪。
20世纪20年代末,鲁西处于军阀统治之下,政局混乱,土杂武装四起,战乱不休,加之水、旱、蝗、瘟等自然灾害,导致地无收成,疾病肆虐,劳苦群众颠沛流离,无以为生。这种尖锐的阶级矛盾,使鲁西人民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不断发生,阳谷县贫苦农民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
早在1925年,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共产党的号召下,聊城籍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王寅生、孙大安、聂子政等进步青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王寅生在济南与关向应一起,将在山东大学附中读书的阳谷籍学生杨耕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杨耕心利用寒假之机,在家乡发展了四五名党员,建立了中共九都杨支部,开始有组织、有步骤地鼓动农民开展斗争。
1927年10月,中共东昌县委(又称鲁西县委)在聊城姚家园子成立。为了响应中共八七会议的号召,中共山东省委要求东昌县委大力发展工农武装,领导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迎接全国革命高潮。
坡里教堂位于聊城、阳谷、莘县三县交界处,北距聊城、南到阳谷县城各有50多华里。此教堂始建于1889年,由德国天主教士经营,这个帝国主义的堡垒还拥有几十支洋枪和弹药,豢养打手保护教堂。坡里以东郭店屯、九都杨一带,是贫困农民最集中的地方,是1927年夏阳谷县农民围城抗捐斗争的重要策源地。因此,中共东昌县委决定在坡里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
中共东昌县委为准备暴动,以山东省立第三师范、省立二中的共产党员和团员为主,组织了有几十人枪的武装,并在聊城、茌平、博平、阳谷等县发展共青团员,联络“红枪会”等会道门部分首领,准备起义。当时坡里一带活动着一支由韩建德领导的几十人的绿林武装。杨耕心多次沟通将其争取为暴动的骨干力量。
杨耕心多次带韩建德与县委书记张干民、县委委员聂子政等会面。
1928年1月14日,韩建德、聂子政率领暴动队伍利用教堂晚上“晚祷”教徒可自由出入的有利时机,一举攻进并占领全部教堂。
起义军占领教堂后,王寅生和张干民立即从聊城赶到坡里。经过商议,决定立即宣布成立“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并调博平县袁楼党支部的郭庆江、林梦白、袁敦臣等速至教堂加强党的力量,切实掌握暴动队伍及其发展方向,聂子政也在聊城县(今东昌府区)北周店组织了农协会员赶往坡里。
东昌道尹陆春元闻知暴动消息,大惊失色,连忙调集军警及地方民团四五千人包围了教堂,结果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双方从此进入了20余天的对峙攻守阶段。
陆春元见久攻不下,遂向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求救。张宗昌派出一支配有钢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先进武器的2000人队伍赶赴坡里。在双方的交战中,暴动队伍虽然英勇顽强,但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被迫突围撤出教堂,转移至冠县以西一带打游击,后在军阀部队围追堵截下,被迫解散。
坡里暴动是党领导的山东最早的农民暴动之一,它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鲁西和山东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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