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胡适?
如何评价胡适,准确的说,他就是一个崇洋媚外的软骨文人。
1.崇洋媚外。
说他崇洋媚外,是因为他彻底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完全投入了西方文化的怀抱。凡事必称西方的好,总想用全盘西化来解决中国问题。看不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奴役与压迫,所以胡适就是一个完全被西方文化洗脑的公知。
2.软骨文人。
在面对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中,他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吓破了胆,竟然想用割让国土的方式祈求日本停战。先不说这种一厢情愿的祈求是否能满足日本人的胃口,就是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已经丢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脸。
所以胡适的本质和汪精卫一样,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败类而已,如果不是广大的爱国民众用流血牺牲换来了抗战的胜利,胡适一定在日本人领导的政府部门,继续高高兴兴的做他的汉奸学者,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没有脊梁骨,学问再多也只是个摆设。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政府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及《》杂志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子英等。雷震被判处10年徒刑。
雷震创办《》,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言论的自由,争取实现民主,作为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很自然是大力支持雷震的。可是雷震被逮捕以后,胡适的表现让很多知识分子失望,甚至痛骂。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见的。后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对这件事始终是内疚弥深。”
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是懦弱的本性和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
著名作家聂华苓曾经是《》编辑,虽然没有被捕但也被监视,写了篇《雷震与胡适》的文章对胡适大为不满。胡适是《》发行人,可是为摆脱牵连又辞去发行人。胡适说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聂华苓说,“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
台湾自由主义的启蒙人物殷海光,“雷案”发生后以大无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国府当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声明言责自负,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雷案宣判之后,美国各报迅速刊登报道,胡适接连两天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也不敢去。作为知识分子的领袖胡适没有真正站起来为雷震说话,没有强烈抗议,或者用激烈的态度去抗议。“雷震事件”后,殷海光对胡适彻底失望,从此他再也不提胡适。胡适去世后,殷海光甚至不去吊唁。
殷海光说:“早年的胡适确实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是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
唐德刚认为,胡适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但不是一位行动家。他在学术与思想界,有着当代圣人的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始终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实际作为。
胡适支持雷震办《》,但是胡适不反对国民政府不反对蒋介石,寄希望于蒋介石,寄希望于国民党自己来改革。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 无见解, 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 (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 、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 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从美国学成归来时,胡适公开发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1933年,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连续写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和驻德大使。胡适婉言拒绝:“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可是事与愿违,胡适一生与政治没有脱离关系,胡适的理想是实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1937年,胡适就说:“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
胡适一边批评国民党,另一边支持国民党,大力支持蒋介石,“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
1949年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胡适把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独裁者身上注定是一个悲剧。胡适支持《》杂志,支持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总统,无疑让蒋介石大怒。可是当雷震被捕以后,胡适没有和蒋介石翻脸,反而说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话。胡适所做的就是送给监狱中的雷震一首诗而已,不敢越雷池一步,懦弱的本性暴露无遗。
蒋介石对胡适的忠心并不买账,表面上客客气气,送钱送房子收买人心,私底下对胡适恨得也是咬牙切齿,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不过是蒋介石的民主花瓶而已,胡适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但是传统的士大夫情结根深蒂固,提一辈子意见绝不敢造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胡适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
殷海光说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灵魂人物,反而让人感到失望,有思想没行动,匍匐在权力面前。
唐德刚给胡适的结论就是:“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
所以说从雷震案中,唐德刚觉得胡适懦弱和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
身为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最后感叹:“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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