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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之最｜赫章“可乐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乐

黔之西北，贵州赫章，这是一块苍茫而厚重的土地。在两千多年以前，赫章可乐曾经是夜郎古国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文化的夜郎古国神秘消亡以后，赫章这块土地从此沉寂千年，遁入历史的烟云深处。伴随着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多次考古发掘，沉寂多年的夜郎文化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而今，在贵州赫章可乐，沉默的土地为我们完好地保存着岁月深处夜郎文明的许多碎片。在可乐，大量夜郎文物的出土，让我们得以重新追忆那个远去的夜郎古国，追忆一段忧伤而厚重的历史。两千多年前，夜郎古国曾经在贵州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夜郎文化。在苍茫的历史星空中，夜郎文化与中原文化、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百越文化等，共同构建了古代中国文明的辉煌文化体系。虽然夜郎古国在社会历史的长河奔涌中神秘地消失了，但是，随着近年来夜郎考古发掘的推进，特别是黔西北地区彝族文献的破译，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已被初步揭开。

“可乐”是彝语“柯洛洛姆”的音译，意为“中央大城”。据彝族文献记载，战国至秦汉时期，可乐的城镇规模、商业繁华、人口数量、交通条件等都与大理、昆明、成都、重庆齐名，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五大都市之一。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公元前 135年(西汉建元六年)，汉武帝遣唐蒙为中郎将通南夷，会见夜郎侯多同，双方达成了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的协议。随即，西汉王朝在夜郎地区设置了犍为郡，赫章可乐是犍为郡12县中的汉阳县治所，且还是犍为郡军事机关和驻军所在地。上个世纪50年代末，省、地、县文物考古部门发现了可乐遗址，并发掘出数百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物，在史学界引起了轰动。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要加强对可乐文物的保护。2000年秋天，省、地、县文物考古部门对可乐遗址进行第九次发掘，出土文物近500件，特别是发掘出土了夜郎高层将领的墓葬，在全国再次引起极大轰动。由于这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之多，反映的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贵州全省实属少见，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2001年6月25日，赫章“可乐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赫章可乐遗址、古墓群由3个遗址和15个墓群所组成。经过10次考古发掘，反映了几个方面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分布面积大、墓葬多。目前的保护区域涉及可乐民族乡4个村、14个村民组，文物保护区面积9.4平方公里，约有战国至秦汉时期古墓近万座，已发掘的墓葬还不到十分之一。二是出土文物数量多、品位高。已经出土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级各类文物近3000件，占全省同时期出土文物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出土的文物中，有国保级文物200余件。三是墓葬高度集中。考古人员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平均不到4平方米就有1座，并且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贵州考古所罕见。四是所反映的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文化以及秦汉时期汉文化与夜郎文化相融合的特点。五是葬式独特。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有一定数量的“套头葬”，这种葬式以铜釜套头、铜釜或铜铣套脚，目前在全国已经发掘的古墓葬中独一无二。赫章可乐遗址由于具有上述特点，被贵州夜郎考古专家们赞誉为“贵州考古的圣地，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

古夜郎王国的辉煌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夜郎文化却在可乐的土地下得以留存。近年来，赫章县充分利用博大精深的夜郎文化资源，着力构建赫章夜郎文化旅游大县，不断打造夜郎文化的各种载体。夜郎文化，正是赫章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与兴奋点。曾经辉煌的夜郎文化，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沉寂之后，为新时代的赫章旅游业发展注入了文化的血脉，让夜郎大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赫章可乐M20年代献疑 可乐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赫章可乐墓地第三次考古发掘中清理了砖室墓M20，《赫章可乐发掘报告》（下文简称《报告》）仅用“大泉五十”铜钱将M20年代定在新莽时期。[1]笔者在考察贵州地区汉代砖室墓时，[2]发现M20的断代值得商榷。本文将对M20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进行重新梳理，期冀对其年代做出新的判定。

一墓葬形制

赫章可乐墓地发掘墓葬众多，《报告》为区分中原式汉墓与土著墓两类不同性质的墓葬，将中原式汉墓称为甲类墓，土著墓称为乙类墓。赫章可乐M20（图一）分布在甲类墓的偏西位置，墓向325°，地点位于营盘，与M19、M21两座土坑墓相邻，无叠压打破关系。《报告》亦未说明墓葬开口地层，故其年代判定无地层学依据，只能进行类型学分析。

1.中轴线配置型前堂后室砖室墓

M20为带甬道的多室墓，长5.92、通宽4.1米，面积24.272平方米。墓上有封土；墓顶被破坏，为叠涩四角钻尖顶；前室南端均有小甬道，墓门以砖封闭；墓室分东西二列，每列各二室，每室均平砖铺地；室与室之间互有拱门洞相通，居南为前室，居北为后室。[3]该墓为贵州汉代砖室墓墓室面积较大的多室墓。

根据M20墓室平面布局，前室面积小于后室，根据残留痕迹判断随葬品应多摆放于前室及甬道附近，由此推测，前室及甬道是该墓主要的墓内祭祀空间。

通常墓葬中将祭祀用品放置在棺木的前方，即有前堂后室的放前堂；仅有一个墓室的则放墓道或甬道与墓室相接处。[4]M20后室为摆放葬具的棺室，前室与后室功能分隔明确，东西两室横列，呈对称分布，从而构成了中轴线配置型前堂后室砖室墓。根据黄晓芬的研究，中轴线配置型室墓在西汉早期出现，但仅限于个别地区的崖墓，到东汉才逐渐发展成主流墓葬形制，[5]而中轴线配置型前堂后室砖室墓更是代表了这类室墓构造形制完全走向成熟。[6]M20在贵州地区的出现，显然属于中轴线配置型前堂后室砖室墓不断发展传播的结果。

2.叠涩四角钻尖顶

关于M20的顶部构造，《报告》中笼统称为叠涩四角钻尖顶，[7]并未特指哪一墓室。据图一观察，西后室一隅仍残留部分叠涩砖，且有楔砖，甬道后两前室墓顶砖皆层层叠涩，可知M20东西两列前、后室应皆为叠涩四角钻尖顶。目前贵州已发掘的汉代砖室墓中仅见赫章可乐M20与兴仁M2为叠涩顶。[8]

叠涩顶即叠涩穹窿，属于穹窿顶的一种，穹窿顶按照构造方式的不同又分拱壳穹窿和叠涩穹窿。[9]其中拱壳穹窿始见于西汉末期，洛阳烧沟632号墓处于拱壳穹窿的雏形阶段。[10]一般认为叠涩穹窿是在拱壳穹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所见叠涩穹窿的较早墓例有河南茨沟东汉中期砖室墓[11]和广东广州市区东汉后期M5041。[12]其中，河南茨沟砖室墓左右前室及左后室依然采用拱壳穹窿，右后室叠涩穹窿顶仍有拱壳顶因素，说明此墓的叠涩顶应是叠涩穹窿的早期形式。[13]

针对赫章可乐M20穹窿顶的研究必须检视中原地区及贵州周边地区如湘鄂、粤桂、川渝等地穹窿顶砖室墓的发展。[14]根据学界已有研究，汉墓整体的墓室顶部构造大致经历了平顶→屋殿顶→弧顶→拱顶→券顶→穹窿顶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统一定型在券顶和穹窿顶。[15]西汉晚期，穹窿顶砖室墓率先出现于洛阳、长安等中原地区，进入东汉以后，穹窿顶砖室墓逐渐向周边地域传播普及。

笔者搜集贵州周边地域清理的穹窿顶砖室墓9处，近30座（表一）。

广州市区M5077、M5080与赫章可乐M20同属多穹窿顶砖室墓，其中M5080与赫章可乐M20墓室布局尤为相似。据发掘报告，M5080早期被盗，墓上有长圆形封土，墓向194°，分东西两室，各有近方形甬道，中间有券形过道相通，两室皆为穹窿顶，后壁有小龛。西室墓底采用纵列和横列形式铺砖，有砖砌平台，疑为放置葬具的棺台；东室铺斜人字纹地砖，室内无平台。葬具、人骨无存，据随葬品推测为夫妻异室合葬墓（图二）。[16]据表一观察可知，贵州周边地区穹窿顶砖室墓的出现时间上限为东汉早期，中晚期逐步流行开来，数量明显增多；穹窿顶形式有穹窿合券顶、单穹窿顶、双穹窿顶。若不考虑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砖室墓发展传播的滞后性，穹窿顶形式的变化应反映出砖室墓墓室空间构造的日渐复杂和墓顶建造技术的不断进步；穹窿顶在砖室墓中的位置，在单室墓中墓室顶部即为穹窿顶，多室墓中穹窿顶设在前室；另外穹窿顶砖室墓往往集中在某一地区，这说明穹窿顶砖室墓的营造已在当时众多区域蔚然成风。

《广州汉墓》对穹窿顶砖室墓的研究较充分，将穹窿顶砖室墓分Ⅵ、Ⅶ型墓，并认为穹窿顶在广州地区是从东汉早中期开始出现，中叶逐渐流行，[17]广州市区M5080属于Ⅶ型双穹窿顶砖室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赫章可乐M20与广州市区M5080在墓葬形制上有较多共同点：两侧墓室并列对称，各墓室有过道互通，墓顶为双穹窿顶或多穹窿顶，且两者同位于两汉时期深受汉文化传播影响的区域。赫章可乐M20与广州市区M5080皆有两个以上墓室，多穹窿顶构造更复杂，难度也更大，这说明此时穹窿顶的建造技术已达到一定高度。

因此，综上对穹窿顶的分析，赫章可乐M20应与广州市区M5080的年代接近。

二出土器物

赫章可乐M20出土有陶灯1件、三足陶盘2件、银戒指2件、[18]盖弓帽1件、残軎1件、“大泉五十”铜钱4枚、铺首衔环1件、残饰3件。因墓葬被盗，出土器物数量不多，种类也较少，但仍可选取陶灯、车饰及“大泉五十”铜钱进行年代判定。

1.陶灯

赫章可乐M20出土了1件陶灯（M20：5），敛口，球形腹，短实柱，托盘为底，口径8.5、高12.2厘米（图三）。该陶灯有灯盘，中有短柄灯柱，下有一敞口底盘，应为豆形灯中的“槃灯”，亦称“盘灯”或“承盘灯”。[19]

汉代豆形灯由战国豆形灯发展而来，且有更丰富的变化。[20]湖南盈丰村M5：5（图四：1）、[21]湖南荆田村M7：15（图四：2）、[22]河南东苑小区M85：13（图四：3）、[23]湖南大塔岗DM25：1（图四：4）、[24]重庆南屏WM4：48（图四：5）、[25]广东广州市区M5010：49（图四：6）[26]出土的陶槃灯形制均与M20：5（图三）相近。此外，在江西薛家岭，[27]重庆南屏，[28]广西大塘城村，[29]湖南砂子塘、[30]赫山庙、[31]濂溪村、[32]茅坪坳、[33]耒阳、[34]杨家山[35]等地皆有此类器物出土，其年代跨度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这表明陶槃灯作为汉墓的典型随葬品，使用时间长、使用地域范围广。

有关汉代灯具的研究，以麻赛萍的研究最为全面。麻氏在其《汉代灯具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将汉代出土的B型陶豆形灯按照灯柱空实、灯盘深浅等差异分三亚型，Ba型为浅灯盘、实心柱；Bb型为较深灯盘、空心柱；Bc型为灯柱径几乎与灯盘径相同。又将Ba型按灯盘深浅分四式，其演变规律为实心灯柱逐渐变短或变粗，灯盘和底盘逐渐加深。Bb型同样按照灯盘深浅分二式，其演变规律与Ba型四式相近。但其B型陶豆形灯演变示意图中并未将赫章可乐M20：5排入相关序列。[36]而麻氏在后来修订的同名专著《汉代灯具研究》中恰恰依据《报告》所断赫章可乐M20年代，将M20：5排在“长江上游地区Ba型西汉晚期至新莽”段。[37]本文认为这一排序是需要辨正、调整的。赫章可乐M20：5短实心柱，灯盘较深，在麻氏专著的型式划分中为陶豆形灯长江上游地区Ba型，与麻氏所采同型的东汉晚期标本重庆南屏WM4：48（图四：5）[38]相比底盘内敛，故而年代当不晚于东汉晚期。本文认为赫章可乐M20：5的灯柱粗细处于湖南盈丰村M5：5（图三：1）与湖南大塔岗DM25：1（图三：4）之间；又受到湖南荆田村M7：15（图三：2）的影响，外形更加敦实。湖南盈丰村M5：5年代为西汉中晚期，[39]湖南大塔岗DM25：1年代为东汉中期，[40]湖南荆田村M7：15年代为东汉早期，[41]故赫章可乐M20：5年代就当不早于东汉早期。总之，将赫章可乐M20：5排定在东汉早中期，与麻氏所排定总体序列的器形演变逻辑并不矛盾；而且由于上述麻著示意图所收器物总数相对较少，其诸型式的细密年代序列的具体框定尚可留待于更多材料出土后加以讨论。

据表二，16件陶槃灯中，10件出自砖室墓，5件出自土坑墓，1件出自木椁墓。早于东汉时期的陶槃灯多出土于土坑墓；东汉时期则多出土于砖室墓，且分布区域急剧扩张。

通过对陶槃灯器高与底盘口径比值的观察，发现如下变化：

（1）西汉时期，比值大致在0.8以上，也出现了比值为0.57的“异型器”（即广西大塘城村M1002:8）。比值相对稳定反映了陶槃灯由陶豆形灯演变而来，继承了陶豆形灯的烧造技术，技术成熟，故较容易维持相对稳定的比值。

（2）东汉早中期比值一般小于1.0，较少出现大于1.0的情况，反映了东汉以后槃灯烧造技术进一步成熟稳定，也可能体现了东汉时期人们对于槃灯造型比例的审美认同。进入东汉晚期后，比值开始发生变化，结合数据与实物，重庆南屏WM2：8与广东广州市区M5010：49等的比值都大于1.0，这些器物应属于东汉晚期槃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的新类型。

赫章可乐M20：5灯盘口径8.5、高12.2厘米，结合线图比例，底盘口径应大于器高，则其比值应小于1.0，符合东汉时期槃灯的烧造比例。通过对陶槃灯的型式划分和器高与底盘口径比值的分析，可知赫章可乐M20：5型式与比值变化结果大致吻合。因此，赫章可乐M20：5的年代可框定在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

2.车饰

赫章可乐M20出土铜车马器配件车軎（残）、盖弓帽各1件，皆鎏金，《报告》中未给出器物线图，我们仅能尽可能从有限的出土材料中做出合理的推论。车轮中心的圆木即毂，外为軎，[42]軎装在轴穿过毂后露出的末端，是用来括约和保护轴头的，汉代軎多为短圆筒形。盖弓帽装在盖弓末端，而盖弓为车盖配件，[43]由此可知赫章可乐M20随葬车马器应有车盖。根据出土有车马器，且配件鎏金的特点，通过比对，可对赫章可乐M20车马器年代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目前贵州出土车马器多集中在兴义、兴仁一带，兴义M8出土铜车马最为完整，年代为东汉时期；[44]兴仁M6、M14、M19皆随葬铜车马一套，年代跨度从东汉早期到东汉晚期；[45]赫章可乐M5出土车饰13件，年代为东汉时期。[46]由此可知，贵州地区随葬车马器在东汉时期较为流行。

3.“大泉五十”铜钱

赫章可乐M20出土“大泉五十”铜钱4枚。王莽从居摄二年到天凤元年（7～14年），先后进行四次货币改革，推行“错刀、契刀、大泉五十、小钱直一、钱货、布货、货泉”等钱币。“大泉五十”铜钱从居摄二年（7年）开始推行，地皇元年（20年）正式退出流通领域。[47]《后汉书》载：“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48]反映出东汉早期若干莽钱，尤其是货泉仍在民间流通的时代特征，[49]东汉时期众多墓葬中出土王莽时期钱币便是例证。如云南庆洞东汉墓出土大布黄千铜钱2枚；[50]重庆安全东汉墓M18出土“大泉五十”铜钱等莽钱数枚；[51]湖南耒阳东汉中期墓M257出土“大泉五十”铜钱5枚；[52]贵州黔西东汉石室墓M30、M32出土货泉13枚；[53]广西丰门岭东汉早期砖室墓M10出土“大泉五十”铜钱126枚、货泉10枚；[54]广西柳州市郊东汉墓出土“大泉五十”铜钱19枚等，[55]以上表明莽钱在东汉早期甚至更长的一个时期仍有流通或作为随葬品使用。“大泉五十”铜钱的出土对判定赫章可乐M20年代只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上限年代，并不能据此断定墓葬年代必为新莽时期。

三结语

综上，本文对赫章可乐M20年代判定的依据如下：中轴线配置型室墓至东汉逐渐发展成为主流墓葬形制，赫章可乐M20采用的中轴线配置型前堂后室砖室墓代表了室墓构造形制完全走向成熟；贵州周边地区穹窿顶砖室墓出现于东汉早期，中晚期逐渐普及，M20采用的叠涩穹窿顶砖室墓在东汉中晚期才逐渐流行。在随葬器物方面，通过对M20随葬陶灯（M20：5）型式与比例的推定，认为该陶灯年代应介于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之间；出土有车马器的贵州墓葬年代主要集中于东汉时期；从出土钱币来看，“大泉五十”铜钱等莽钱不止见于新莽时期墓葬，也常出土于东汉时期墓葬。且从赫章地区目前考古情况来看，赫章地区除M20外已发掘的砖室墓年代都为东汉时期。[56]

因此，我们认为将赫章可乐M20年代定为东汉中期更合理。本文对赫章可乐M20年代的重新断定，对于深化认识赫章可乐甲类墓的分期断代，清晰观察汉代赫章可乐地区的发展全貌，进一步加强贵州汉代砖室墓的研究都有一定帮助。

[1]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2]关于贵州汉代砖室墓的发展，参见夏保国、张晓超：《贵州汉代砖室墓的初步研究》（待刊）。

[3]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4]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第239页，巴蜀书社，2010年。

[5]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82页，岳麓书社，2003年。

[6]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92页。

[7]目前学界对于叠涩四角钻尖顶与叠涩穹窿顶相关联系定义并不明确。本文认为叠涩四角钻尖顶应为穹窿顶中的一种。原因如下，穹窿顶是应墓内祭祀空间增大要求而出现的，加高墓顶从而方便祭祀活动的开展，同时关于其一般定义中有“穹窿顶是一般从外观来看为球形或多边形的顶部形式”、“穹窿顶有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者”的描述。叠涩四角钻尖顶符合应祭祀空间增大要求、外形呈多边形及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的属性，故叠涩四角钻尖顶可视为叠涩穹窿顶。

具体参见：

a.王其钧：《中国建筑图解词典》，第10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b.史连江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史》（下），第39页，太原工学院，1983年。

c.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92页。

d.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6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e.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8]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9]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10]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8页。

[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象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37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3]a.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象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b.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9页。

[14]众多发掘报告中对墓葬穹窿顶应是拱壳穹窿、叠涩穹窿并未作出明确判断，而统称为穹窿顶，本文也无法细分，故采用穹窿顶一词。本文认为砖室墓某一室顶拥有穹窿顶这一因素便可视为穹窿顶砖室墓，即穹窿顶砖室墓应包括穹窿合券顶砖室墓、单穹窿顶砖室墓及多穹窿顶砖室墓。

[15]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156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373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466页。

[18]《赫章可乐发掘报告》中M20平、剖面图中为“银戒指”，后文又称为“银环”，实为一物。

[19]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7期。

[20]孙建君、高丰著：《古代灯具》，第31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21]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怀化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22]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衡阳荆田村发现东汉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23]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2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队、大庸市文物管理所：《湖南大庸东汉砖室墓》，《考古》1994年第12期。

[25]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葬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411页。

[27]程应林：《江西南昌市区汉墓发掘简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1，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

[28]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葬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9]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平市博物馆：《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4辑，第242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30]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沙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

[31]湖南省博物馆、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3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茶陵县文化局：《湖南茶陵县濂溪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6期。

[33]怀化市文物事业管理处：《湖南溆浦县茅坪坳战国西汉墓》，《考古》1999年第8期。

[34]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13，第10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35]衡阳市文物处、耒阳市文物局：《湖南耒阳白洋渡汉晋南朝墓》，《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36]麻赛萍：《汉代灯具研究》，第68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

[37]麻赛萍：《汉代灯具研究》，第1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38]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葬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39]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怀化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队、大庸市文物管理所：《湖南大庸东汉砖室墓》，《考古》1994年第12期。

[41]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衡阳荆田村发现东汉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4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

[43]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25～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4]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45]a.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236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b.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

[46]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47]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第180～181页，中华书局，1997年。

[48]《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7页，中华书局，1965年。

[49]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86页。

[50]杨伟林：《大理庆洞东汉墓的清理》，《云南文物》2006年第1期。

[5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安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53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52]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13，第100页。

[53]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黔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

[54]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55]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郊东汉墓》，《考古》1985年第9期。

[56]a.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b.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夜郎地区青铜时代考古遗存的谱系结构与西南夷文化变迁研究”（课题编号：14XKG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张晓超夏保国 袁维玉；刊于《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