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靖境内，除八塔古墓群之外，后来发现的最为壮观的古墓群在三宝（明代曲靖府城南城）的罗汉山梁堆墓群。
这是位于曲陆高速公路与326国道之间的一座小山，茂密的云南松和四季的野花常年将它装点得生机勃勃。这里的古墓早在《新篡云南通志·卷八十二·金石考》引《曲靖地志》就有记载：“城外多高垒，皆曰梁王墓。城南罗汉山亦有八冢，真伪莫辨，前有人掘之，得金玉戈兵器皿之属。”这当中就说得很明白，不过只是数量上不准确，这里的梁堆墓不是八冢而是十二冢。密集地分布在这1.6平方公里的山顶。
这片古墓群从通志记载上看，早在清代就有人盗过，而最近的一次被盗发生在2001年三月末的一天，盗墓贼从标号为M11的一座古墓下手，从顶部打下一个8.2米深的竖井，直达墓室正中底部，至于最后盗得多少随葬物品，谁也不清楚。当地文化部门发现并报告的时候盗墓者早已逃之夭夭。然后区文物管理所的同志迅速赶到了出事现场，证实了这座古墓被盗的现实。之后，得到省有关部门同意，对这座标号为M11的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采集到了一部分零碎的盗墓者未来得及拿走的器物。从该墓葬形制和墓砖大小纹饰上，以及出土的器物上分析，该墓葬形成大约在东汉中晚期，其墓葬的规模十分宏大，出土器物的一些鎏金车马饰，工艺之精湛，色泽之明快，鎏金技术之高超，在云南同类型的汉墓中都不曾见到。从中表明墓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定具有较高身份和地位。
东汉中晚期，这一地区正好是南中大姓形成并相互争霸的时期，这时候，曲靖一带的南中大姓主要有“焦、雍、娄、爨、孟、量、毛、李”八大姓，而这八姓之中，尤以孟姓和爨姓最为活跃，势力最大。早在东汉末年，建宁的爨习就曾任益州郡建伶令。孟获更不用说，一本《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书，而这其中演义得最为精彩的片断之一就是诸葛亮跟孟获的故事，七战七擒，最后才让这位土酋部落的头领心服口服。南征之后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大姓人物爨习和孟获都让诸葛亮带到蜀国去做了朝廷命官，孟获做了御使中丞，爨习官至领军。按这样的推测，这片大规模集中的梁堆墓一定不是平常人家所能为的。这样很可能就是当时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大姓人家的陵墓。至于在当时南中的八大姓中究竟是哪一姓的家族陵墓，一时很难说清。从一些史料上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明天启年编篡的《滇志·卷三·曲靖府冢墓》载：“爨府君墓，在城南十里，仅有碑额，其它无考。”清《南宁县志·卷一·古绩》上也说，“晋振威将军兴古太守爨君墓在城南十五里，旧有断碑，上刻晋故振威将军兴古太守爨府君。”从地理位置以及相距的长度上看，城南十里或十五里与这片古墓群差不多吻合。但是也不能就肯定这是这两本志书上所记的爨府君墓。爨氏家族在那个时代的确也算得上南中地区的名门旺族，但是爨氏家族聚集地以当时的同劳县也就是如今的陆良县为中心，我们如今看到的爨氏家族的两块重要碑刻，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都在当时的同劳县境内出土，这是没什么话好说的。爨龙颜和爨宝子都是爨氏家族中具有很高地位的人，他们所选择的墓地应该是当时爨氏家族的墓地才对。这样说来，三宝罗汉山的这片显赫的梁堆墓似乎又跟爨氏家族没有多少关系，有可能是别的大姓比如孟获家族，比如雍闿家族，这两大家族在东汉中晚期，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认定的这座古墓形成的时期其势力名望都应当是大于爨氏家族，爨氏家族独霸南中是从公元339年爨琛击败 彪，才最终确立其统治地位并崛起于南中的，而在东汉中晚期，这个爨氏家族只是众多大姓之一而已。很明显的例子，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其主要矛头是对准势力最大的造反派西昌的高定、曲靖的雍闿和孟获大姓家族来的，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面对着那些起起伏伏、大大小小的墓园，望着荒凉孤寂、迎风战栗的野草，真是思绪万千。我们真的不要小瞧了这些荒丘土堆，谁能说清楚，它们背后曾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人生话剧。辉煌与平凡总是有始有终，有生有灭，这是自然规律。儒家和道家以及道教作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本土思想体系，它们各自的生死观历来不同，但是，对人的生命本质问题，具体的指向是统一的。在这个问题上，人的生命本质不是一个生物学或医学的范畴，而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范畴。无论是“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还是“出生入死”、“生劳死息”的道家，抑或是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不管是回避死亡或是自然地迎接死亡，还是大胆地否定死亡，都将生命本质指向一种回答，那就是像《太平经》里所说的“人人得一生，不得再生”。生命的本质是“不再”。是什么规定了这个本质，那就是死。埋在这些荒墓里的，无论是王者，是平民，带进墓地的殉葬品无论是金银珠宝，是粗陶水罐，最后的结果其实都一样。对活着的人来说，这或许也是一种生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