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新一线城市”应更具法治精神?

一线城市一直是所有年轻人、冒险家向往的地方。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幅员辽阔，根据经济规律，可以有更多的中心级城市。所以，在毫无争议的北上广深之外，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的概念一直很盛行。最近，某研究所发布了《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根据自己的算法，对中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排名，评出了15个“新一线”城市排名。

城市排行主观因素难免

《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已连续发布三年，其依据是根据最新一年的170个品牌商业数据、19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及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计算出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5大指标。

其实，20%的数据，可以揭示出80%的结果。更加复杂的算法，因为加入了更多的主观因素，反而成为数据游戏。比如专家打分法，就是让专家来确定一些环节的权重，这个权重多一些、少一些，全凭专家决定。

我以前做数据的时候，总会做一张大的EXCEL表，不断调节算法中的各个环节的权重，有时候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类排行榜确有参考价值，但也难免有主观因素。

比如，从城市气质上讲，成都、重庆、贵州这些城市，夜生活都特别丰富，吃火锅、喝啤酒，凌晨2、3点都灯火通明，如果加大这方面的指标，就会提升该城市的排名。在一线城市中，广州的夜生活也比较发达，市民化是其重要特征。但是，在上海，夜生活就特别高冷，就连著名的新天地酒吧，凌晨一点就关门了。所以，如果用夜间活跃度去排序，就有利于成都、重庆、贵州、广州这些城市，而不利于上海。

人均GDP因素影响年轻人选择

其实，作为对年轻人选择未来去向的参考，有一个非常权威、简单的指标。影响人口流动，反映人口流动趋势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GDP。人均GDP，就是每个人一年内的产出值，这与个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收入、就业机会息息相关。真正促使人流动，衡量人口与经济分布是否均衡的指标，不是总量指标，而是人均GDP。

如果一个区域具有发展规模经济的效益，那么可以通过发展GDP、增加总量来提高人均。但对于受限于某种因素（比如气候、水源）的地区来说，人口外流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人口减少导致人均GDP上升到全国平均水平。比如，东北地区。这其实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美国各州的人口与GDP相差极大，分布极不均衡，但人口与GDP之间的分布却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这就意味着，人从人均GDP少的地方，流向了人均GDP高的地方。美国是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其人口分布规律，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经济规律本身。

2016年上海人均GDP达11.4万元，北京为11.5万元，广州与深圳更高一些，分别为14.5万元与16.4万元。同为万亿GDP的城市，苏州、长沙、武汉、杭州也差不多在这个数量级。但相比之下，成都的人均GDP是8.3万元，西安是6.7万元，重庆仅为5.82万元。

所以，简单的指标有时候反而可以直抵最基本的事实。

城市排行也要看制度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一线城市指标，几乎完全是经济指标。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制度以下的预期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所以，诸如政府廉洁度、办事难易度、甚至社交媒体活跃度等指标，对于衡量新一线城市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指标未能计入这个排行榜的算法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是一个遗憾。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指标内嵌在该排行榜的算法中。比如夜 间活跃度、环境友好指数、创业指数、人才吸引力指数，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政府的效率与法治程度，但我觉得，这些指标对城市的未来非常重要，值得单独提出来进行计算。毕竟，高端人才对外部制度极端敏感。

前两年，舆论中有“逃离北上广”的呼声，随后，“逃回北上广”又成为一个舆论现象。当初那些因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压力持续增长而离开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的人，他们随后发现，在不少二三线城市，法治相对更不完善，裙带关系更重。

相比之下，“北上广”处于中国现代化的最前沿，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中外企业众多，政府相对更清廉、透明。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使很多没有社会关系的年轻人有了晋升之阶。而且，在相对更法制化的社会中，政商关系相对更加清廉。在这种制度差异的驱使下，他们又再度逃回北上广。

从这个角度，一线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更完善的法治。新的城市竞争或许更应该重视经济繁荣表象之下更深层的制度肌理。

哪里赚的钱多就去哪里，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消息来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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