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鹏：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常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有了新的长足进步，这既是中国考古人在二十世纪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考古人最近十几年中改革创新发展的结果，是在新的思想理念指导下的新机制、新措施、新方法、新技术。其中，有一些必将成为较长一个时期内，中国考古学的新常态。

一、考古工作的文保理念

考古学传统理论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加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通常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考古学“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等物质文化，也包括美术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述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新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也说：考古学“是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与文献历史学共同承担着研究人类历史的任务”。

有学者说的更直白：“考古学的根本追求是什么，我看就是‘复原’二字。所谓复原就是恢复遗存所在历史时期的原来状态。”“复原是考古学的精髓，是考古学的本质……所以考古学的任务，是不断增容吸收遗存准确信息的能量，追求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复原。”

既然是历史科学，对于史料的追求应是务必广泛、深入、精确。考古学的“史料”就是古代遗迹遗物，作为搜集考古“史料”的考古发掘，当然应该是发掘面积越大、揭露越彻底、提取越细致越好。然而，中国的考古工作，历来包含在“文物工作”体系中，中国的考古工作，一直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大量的考古发掘，其直接起因并非具体的历史科学目标，而是为了抢救和保护遗址与文物。可以说，中国的地下文物保护，完全建立在考古工作基础上面。

因此，中国考古学在任务、目标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理论与实践并不完全符合的矛盾状态。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其实，与其说是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不如说是我们对于考古学学科任务的定义存在偏差，考古学任务目标原本是多样性的。

如果，把“复原人类社会历史，探索人类发展规律”作为考古学唯一任务目标，体现的是其“纯洁性”，那么，“为文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为文物展示传承提供资源和阐释”作为考古学另一任务目标，就是考古学“多样性”的体现。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中国考古学的现实矛盾性，促进中国考古学的永续发展，中国考古人一直在进行理论的探讨和建设。

1950年，苏秉琦发表《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认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是建设新生活伟大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考古应加以改造以适应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需要。“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成多数的转化工作。”2010年12月１日《中国文物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亟需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在思维方式、工作内容、工作的理论方法上不断拓展和发展自己，以适应形势和社会的需求”。

2007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科学出版集团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遗址保护研讨会”，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近60家科研、出版及文物管理部门的代表出席会议，就当前考古与大遗址保护、大遗址保护政策、理念、方法等问题进行研讨。在本次会议上，专家们明确提出考古工作服务于文物保护之理念。王巍先生说“保护好大遗址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张忠培先生说“考古学是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排头兵，考古工作者要为保护大遗址鸣锣开道”，首次提出考古应纳入文物保护工作中。笔者则“大力倡导创建以遗址保护为主要目的的新兴考古模式”。栾丰实先生认为：以文化遗产保护融入考古学为代表，标志着考古学研究的理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曹兵武先生说，把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工作，创建文保类考古等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进入到“遗产阶段”。

我认为，考古工作是遗址保护的科学依据和主要推动力。古代遗址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遗址的认识还是依赖于考古勘察和发掘。如果我们要对一个遗址进行有效的、科学的保护，那么有关这个遗址的基本信息—遗址的规模范围、文化内涵、布局、时代、性质以及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是不可或缺、必须掌握的。而这些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考古勘察、发掘、研究。因此，系统、充分的考古勘察和发掘，是制订遗址保护规划的根本前提。事实证明，凡是考古工作充分深入的遗址，其保护规划就内容丰富、立论扎实，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因此，笔者呼吁“建立从遗址保护出发的考古模式”，“这种新型考古模式，是以遗址保护为要旨，兼顾考古学研究，并为遗址展示提供支持。”

此后，我又反复倡导“文保类考古”，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类考古是以文化遗产保护为首要目标，在实践中勇于自制、自律的考古科研活动”。

2008年10月25日，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暨第十一次年会”闭幕词中呼吁，“要切切实实地将中国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2014年11月26日，张忠培先生在贵州演讲，再次强调要将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张忠培先生认为：考古人必须修心养性，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考古工作者”：应坚定地认识到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同是也是考古学赖以存活、实现持续发展的资源；应对考古发掘既是保护文物、同时也是对文物的破坏要有切实的认识；应对研究考古学遗存的诸学科，尤其是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科技的时代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并对这些学科能与时俱进和后代人将比前代人聪明持乐观的态度。要做“有自知之明的考古工作者”，还得将这样的认识转化为能指导自己行为的观念。这观念是：将文物保护作为自已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并以文物保护为标准，只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先生在“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考古科研机构和考古学家应从学术研究理论层面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重视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事实上，中国考古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身处文物保护体制中—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实际工作，莫不如此。最有代表性的，可举三峡水利工程“考古大会战”和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大会战”，调动全国考古力量，参与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保障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更抢救了大批珍贵文化遗产。从面与量的层面讲，中国考古主要是围绕各类建设而开展的。

我理解，现在强调把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中，就是要求考古人自觉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有自知之明的考古工作者”就是“新考古人”—具备文物保护理念、文物保护知识、文物保护技能的考古工作者。

总之，新时期的考古人应充分认识到考古学肩负着文物保护的重大责任，愿意更加自觉地、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以此保障和促进考古学的永续发展，实现考古学最广泛的任务目标。

二、考古学精细化理念

中国的考古资源十分丰富，但不可再生且日渐减少；中国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大、速度快，但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偏低；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遗迹、遗物等珍贵文物—尤其是脆弱文物，在发掘现场有时得不到有效保护，进入实验室保护也往往不够及时，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时常脱节，造成一定程度的考古资料损失。因此，从考古学科永续发展角度看，走资源节约型的精细化道路，势在必行。在总结前辈经验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实验室考古”新概念。实验室考古是指考古专家与文物保护专家相互协作，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在室内开展古代文化遗存发掘清理，随时根据相关检测分析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现场观察、分析、实验，探索古代人类活动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考古活动。发掘清理、分析检测、保护处理、研究复原为其基本要素。把文物保护工作前置于考古第一现场，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熔融一体，推动考古学向着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科技投入、信息提取、文物保护的方向前进，走科学化、精细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其基本理念。

几年来，国内多家考古科研机构和大学，先后开展了实验室考古工作，如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甘肃马家塬战国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江苏扬州隋炀帝萧后墓、贵州遵义宋代土司墓等实验室考古项目，均取得很好效果。对此，学术界给予充分肯定。国家文物局也给予高度评价。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考古发掘，国家文物局专门设立实验室考古项目，有力地推进了实验室考古。

实验室考古为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已是大家共识。考古学家正在日益努力投入，国家文物局正在迅速加强推广。希望国家文物局把实验室考古作为考古专项予以持续支持，有关各方加快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尽快建成一批能够承担复杂任务的实验室考古基地。

三、考古学国际化理念

所谓国际化道路，不仅是人员的国际化往来交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考古的对象扩大到境外，把考古的眼光放大到世界。尤其是，中国考古学要利用和服务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把考古学的战场推进到海外。目前，我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美洲、中亚、东亚、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涉足，就是国际化的具体表现。将来，中国考古学界应在世界考古研究方面具有权威学术地位，造就世界级考古学家。

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已有初步成效。这里可以列举两点：上海世界考古学大会的连续举办与一系列境外考古项目的实施。

为了推动世界范围内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保护与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世界考古论坛·上海”，首届论坛于2013年8月成功召开。“上海论坛”咨询委员由来自4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150位专家学者组成，负责提名推荐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评审委员由来自17个国家的40名权威学者组成，主要负责对推荐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评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著名考古学家和100多位来自国内研究机构、大学的一流考古学家参加论坛，介绍他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2015年12月，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在沪召开。该论坛不仅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更使世界考古学界加深了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及现状的认识，在推动全球考古学界相互融入、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考古界在本世纪开元以来开展的国外考古项目，取得可喜成绩。如：长达十年的中蒙合作项目《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于2005年启动，对蒙古国12个省市的60多个苏木的150余处古代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面积达12000平方米。这些考古成果提高了我国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了国家间合作关系。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城邦科潘遗址、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的发掘；湖南省考古所与孟加拉国考古机构合作，在Vikrampura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3746平方米，是孟加拉历史最大考古发掘，成果巨大，为我们研究8～12世纪南亚次大陆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为研究中孟交流史以及藏传佛教文化等，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考古界应当在组织、主持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课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第二届上海“世界考古论坛”中荣获“考古研究成果奖”的《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项目，已经体现出中外考古学家的通力合作。

正如王巍先生指出的：“考古学不仅仅是研究人类的过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古代的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和阐释，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提供历史性的启示。”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尊重和保护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色，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处理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人类而言，是从起源时期就已经需要面对的问题。考古学可以在解释和解决上述问题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就是当今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学重大课题。

贺云翱先生指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必须、也必然走向国际化。考古学国际化不仅具有历史科学价值，更具有当代和未来“思想解放”及“文化创新”意义。

正如贺云翱所说，中国考古学国际化还在起步阶段，中国的“外国考古”还停留在翻译外国考古著作、介绍外国考古成果的水平；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没有专门的教学部门；除了周边国家，我们的考古触角延伸的还不远、更不多；我们对于世界范围的考古学重大问题，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措施，假以时日，具有世界视野和世界价值的中国考古学，必将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

袁靖先生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案中建议设立境外考古专项经费，支持中国考古走向世界。果若实现，必将极大促进中国考古的国际化进程。

四、考古学公众化理念

“公众考古”是新世纪的新宠名词。但它其实是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

早在1941年6月，我国的考古机构撤退至四川宜宾，冒着日寇的轰炸，忍受着饥饿与疾病，在李庄举办了殷墟出土文物展，轰动朝野。体现了考古人不畏艰难的事业心、抗战必胜的民族自信心，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为长期驻扎研究创造了条件。

1950年，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誓言要把考古变成多数人的事业，明确指出了考古学公众化方向。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敦煌考古漫记》，把他早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在甘肃进行科学调查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告诉大家，把考古学、考古工作、考古学家，介绍给公众。他在绪言中说：“普通一般人的观念……一提到考古学家，便以为外貌一定带着几分古气：带（戴）着玳瑁边眼镜，额上满布着皱纹，嘴上长着灰白胡子，用他们干瘪的手指抚摸着绿锈斑斓的商彝周鼎。因之，一提到考古学家便联想到遗老。显然，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读了这册《漫记》后，我想他们一定对于现代的考古学有一种新认识。”这是公众考古的实践范例。

而今，我国的考古研究院所设立公众考古机构，向社会开放考古工地，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举行考古讲座，考古学家走进中小学，考古网站面向大众，设立公众考古微信平台，创办“文物医院”；一些大学的考古院系设立公众考古中心，举办“考古夏令营”，创办《大众考古》《公众考古》等专刊；许多考古学家撰写考古普及读物，世界考古论坛设置公众考古讲座……都是考古公众化的体现。

这些，均属中国考古学的进步表象，可喜可贺。但，还不够，还应有更高的追求。正如曹兵武先生指出的，“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应该要更加关注学科和社会的关系，关注古代遗存的现代价值及其作用，这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众考古学或公众考古学所可以概括、容纳的。这也不完全是考古知识普及、考古信息共享、考古配合基本建设等问题，而是考古学与社会共同进步，融入乃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反过来为考古学提供更多可能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建议“响亮的提出应用考古学这个名字”，充分考虑考古信息、考古知识、考古资源的社会应用问题。所说极是。

考古学也要讲“为人民服务”。“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事业人民办，人民事业为人民。“公众考古”不能仅仅限于开放发掘现场和文物库房，办讲座，开夏令营，出版普及读物，搞网站建微博……而是要把为人民服务纳入到学科任务目标中来。考古学不仅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还应创建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发展考古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而回报社会。

五、考古工作社会化理念

明确了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事业为人民，人民事业人民办的道理，有助于理清关于考古工作社会化的一些思想认识。

在我国，所有考古资产都是人民共有资产，考古是服务于全体国民的公益事业。这个认识和定位，应是明确和坚定不移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探讨考古工作社会化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关门搞考古已经行不通了。考古工作社会化是必然趋势。

考古工作社会化的关键，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其一，发展“第二支队伍”。考古使用、消费的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考古应有明确而具体的学术目标，考古是现代人与古代人的直接对话，考古工作是慢工出细活，考古是多学科的“会诊”。凡此，决定了考古必定具有集体的、科学的、漫长的、手工的等特性。

当前，我国所有考古机构，都受制于“编制限制”的发展桎梏，即编制内工作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工作量需求。一个人支撑一个考古队，甚至一个人同时主持多个考古发掘工地的现象，比比皆是。毋庸置疑，这样的考古是很难与规范的科研工作划等号的。考古领队纵有三头六臂也应付不了方方面面的琐碎而复杂的事务，哪有精力坐下来静心做学问搞研究？于是，中国的考古工地靠“考古技师”来支撑的现象，由来已久。每个考古队具备人数不一的“常备”技师、技工，保障本队考古工作的正常开展。这种模式的延伸，是考古机构其他部门如文保、科技等也聘用若干“编制”外科研辅助人员。考古技师和其他科研辅助人员高学历、高能力的现实，促进了考古“第二支队五”人员素质和工作任务的更新提升，然而其身份认同虽然逐步改善，但是距离真正融入考古“正统”行列还较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给聘用的科研辅助人员评定职称的做法，拉近了“两只队伍”之间的距离。希望不久的将来，考古机构自行聘用科研辅助人员，能够得到人事主管机关的认可，让他们“入册”。

其二，考古资源共享，引进社会力量。

考古资源全社会共享，主要是以我为主的项目合作制的施行，即引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考古调查、发掘、研究，推动考古科研工作。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山西洪洞县坊堆—永凝堡遗址，向全国公开招募水文、地质、科技考古、测绘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专业技术人才，是一种很好的做法。一些跨部门、跨学科的项目，也可以考虑采取“分包制”，与社会力量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此外，还应为社会其他学科领域的科研需求，包括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博物馆建设，提供考古资料、考古技术、考古研究成果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其三，两种体制，两种模式。

考古科研是公益事业，考古科研机构应定位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专业科研人员应享受“吃皇粮”待遇，不应参与创收，也不应承担技术服务类工作。其考古工作主要应是有明确而具体的学术目标的主动发掘和研究，同时，受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委托，参加基本建设中重要考古活动，主持或承担重大考古研究项目。

配合基本建设的一般性考古工作，可交由社会力量完成，如专业考古公司。考古公司受政府文物管理部门业务管理，受考古科研机构或考古学会、协会业务指导和监督。通过立法规范考古公司的行为，确保其考古活动的科学性、规范性，确保其考古活动中产生的所有考古资产的完整性、安全性。

考古科研、教学机构负责的考古项目中的技术服务类工作，诸如勘探、测绘、影像资料、文物修复、其他后勤服务等工作，也可与考古公司等社会力量合作，以便科研人员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工作。

考古公司应定性为公益类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出具参与考古服务且业绩合格之证明，应享受减低或免除相关税费待遇。

其四，打破地区割据，实现全国一盘棋。

各个地方文物考古机构垄断本地区考古资源和考古工作，造成考古行业内部的封闭、阻隔，制约了考古事业的发展，应予纠正。科研、教学类考古发掘，应由国家文物局向具备考古发掘资质的全国考古科研机构和教学机构招标；跨地区大型基本建设中考古项目，可由国家文物局会同建设单位向全国招标。其他基本建设中考古应由地方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联合向全国公开招

标。

三峡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项目中，已经实现了资源分配和业务管理的全国一盘棋，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一些地方的文物考古勘探、出土文物保护修复，也打破地区限制实现了全国招标，值得肯定。

其五，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社会监督。考古社会化，要有法律保障。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考古社会化的合法性，规范所有参与方的行为。

本着“小政府大社会”理念，随着政府的简政放权，应赋予和强化考古、文物保护社会团体如各级考古学会、文物保护协会的参与和监督作用。使其在考古公司资质评审、考古工作业务咨询、考古项目监督监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六、结语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我国新时期文物考古工作，其指导思想是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公益属性。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拓宽人民群众参与渠道，共享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坚持服务大局。始终把保护文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文物工作服务大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关系，充分发挥文物资源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坚持改革创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破除影响文物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新观念，协同创新，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坚持依法管理。完善文物法律法规体系，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强化责任追究。

凡此，既是对新时期考古工作新常态的指导，也是对考古工作新常态的保障。

综上，新时代的考古学，应秉持的信条是：考古是人民的事业，考古要为人民服务。

（作者：杜金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17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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