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县子路墓是真墓还是假墓
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文物考古方面的探究与质疑历来是史学界中最吸引人关注的事情，同时也是最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对于历史上的所有存疑，只能通过抽丝剥茧式的据实考证，最后才能去伪存真，知其原貌。长垣、濮阳、清丰三处子路墓葬的真伪考证亦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仲氏后裔的本文作者仲聿修先生引经据典、史海钩沉做了大量而有价值的细考译评，为揭晓子路三处墓葬之真伪起到了“仙人指路”的作用，实可谓仁孝之善举。同时，作者其他两篇关于长垣子路墓祠书院的文章是对长垣有关子路史迹的较好挖掘与阐述，在此一并录入本辑，以便世人了解长垣丰厚文化，体察先哲襟怀。 先贤仲子路，在谱牒事实的层面上，算是天下仲氏的第一世祖，《（道光）济宁直隶州》称其后裔为仲子世家，则此子路墓，便可以称作是仲子世家始祖墓。目前全国的子路墓已知的有七处。最重要的要数长垣、清丰、濮阳的三座子路墓。明朝末年仲氏族内刻有《仲子三墓志》一书，保留了大量三墓文献。 长垣县子路墓是真墓还是假墓？
先贤仲子路与长垣关系密切，因为他曾担任过蒲邑（今长垣县）的令宰，相当于后来的县令。《孔子家语》记载，子路为蒲宰时，孔子到访，有三善之叹，迄今为止，多地自称子路后裔的仲氏族人还争先恐后地以“三善”为堂号，以分享祖先的光荣。但如今，由于古墓年久失修，甚至湮没。世人大都晓得河南濮阳90年代建有豪华的子路墓祠，却很少有人知道河南长垣县、清丰县也曾有仲子路墓祠。至于，知晓山东莘县、河南滑县也曾有子路墓的人就更少了。然而，在古代，因《仲子三墓志》一书的刊行，濮阳、长垣、清丰子路墓几乎尽人皆知，而在三墓之中，长垣县子路墓祠的重要性更是不亚于濮阳子路墓。
由于宋代以前印刷术不发达，文献记载很少。检点如今现存的文献，最早提到长垣县子路墓的是东汉班昭的《东征赋》：“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悟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迄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亦尚其丘坟”，一个“亦”字，揭示了当时仲子路、蘧伯玉的“丘坟”在长垣并存的史实。虽说当时的“丘坟”已然“生荆棘之榛榛”，近乎“丘墟”，但却挡不住班昭发思古之幽情。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晋朝的《陈留志》记载了“蒲城有子路祠”。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北魏，此祠仍存，《魏书·地形志》也记载“蒲城有子路祠”。可见长垣蒲城的百姓对仲子路的敬重。
《陈留志》和《魏书》的记载，揭示了长垣县子路祠独到的文化价值，即长垣县子路祠是现存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子路祠，濮阳子路祠要到宋代，才被文献记载，济宁子路祠要到元代才被文献记载，泗水子路祠、清丰子路祠要到明代才被文献记载。由此可见，长垣县子路祠的文化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了宋代，此祠堂仍存，当时的《太平寰宇记》也记载了“蒲城内有子路祠”。到了元代，虽然战乱频仍，此祠却神奇的保留下来了。当时的文献记载：“自公结缨之后，蒲之民时而思之，父母祠而祀之，神明之者，有年矣。逮秦汉魏晋而下，六朝隋唐之间，天下不知其几陵迟，而几版荡。……丧乱后，独此祠仅存”。
元朝至元八年，监察御史王恽路过长垣蒲城，拜谒祠堂之后，撰写了《重修河内公庙化缘疏》，呼吁重修这座千年子路祠，邑人薛某响应，“岁涓月除，朝经暮构，至于一草、一芥、一瓦、一砾，皆手所自掇，而又执契券以明公私，按图志以杜侵冒。虽尺寸之地不得匿。若夫门三，其首榱栋已陈；庑两，其旁阶陛随筑，骎骎乎见落成之渐。”济南杜仁杰有记，立有石碑。
到了至元十八年，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贾汝霖“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河内公之神”，来拜祭长垣蒲城子路祠。贾汝霖的拜祭，也从侧面证明了长垣县子路墓祠的文化价值。
虽说之前蒲城一直建有祠堂，但因为蒲城并不是长垣县县城所在地，故而重视程度仍显不够。明朝洪武二年，因为水灾，长垣县县城搬到了古蒲城附近，这为明清两代长垣县子路墓祠的屡次重修扩建埋下了伏笔。
然而由于元末战乱，千年子路祠也受到了牵连，就连杜仁杰的石碑，也残损不已，《长垣县金石志》记载：“大明弘治八年岁次乙卯春二月既望，知县杜启等重立石于城东三里仲子墓前，高六尺，宽二尺七寸，正书字径寸许。”
杜仁杰石碑树立的位置，再次证实长垣蒲城千年子路祠和子路墓的关联。即从魏晋南北朝就被文献记载的长垣蒲城子路祠，其实就在长垣子路墓前，换句话说，长垣蒲城子路祠是墓祠。蒲城，在洪武二年之前，几千年来都没有做过县城，故而荒废成各个独立的村庄。而长垣县县城虽然搬到了古蒲城，但毕竟几千年的山陵变迁，很难做到长垣县县城和古蒲城旧址疆域完全重合。
而正统年间、嘉靖年间的地方志资料都记载：“（长垣县）河内公墓，在县东北三里，地名兰堽。”兰堽，也叫兰堽里，是从古蒲城分化出去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现在叫岳庄村，位于现在的长垣县城城东北，子路墓距离该村有100米。
其实，虽然文献记载极少，但长垣子路墓大约在北宋时期已经闻名天下了，这可以从他的名字“河内公墓”看出端倪来。大中祥符年间子路被追封为河内公，南宋的时候改封卫国公。而长垣县子路墓一直被称为河内公墓，入元明两朝也一直称为河内公墓，崇祯年间的《仲子三墓志》也是这样被称呼。这不同于濮阳和清丰，因为濮阳子路墓祠新建于明朝初年，此时子路沿用南宋时期获得的卫国公的封号，故而称“卫国公墓”，俗称仲由墓。而清丰县子路墓重新大修于嘉靖年间的知县李汝宽之手，并新建有祠堂，此时子路已经被追称为先贤仲子，故而清丰子路墓称仲子墓。
至于长垣县仲子墓是否是先贤仲子的真墓，随着历史的演变有不同说法。最早的说法是“分尸而葬”。明朝正统年间的文献记载“盖子路死卫孔悝之难，分其尸，故清丰县与开州、长垣俱有墓以葬”。而正德年间负责修建濮阳（开州）子路墓祠的唐锦也说“清丰县仲由墓，在赵让村，仲由宰蒲时，死孔悝难，分其尸葬，此故开州、长垣亦有公墓”。正统年间，开州（今濮阳县）子路墓祠文献也称濮阳子路墓葬的是子路的头颅：“故老相传：子路死分其尸，转其首于此葬焉。”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此说仍继续。开州知州王崇庆就说：“子路冢，在州北王合里，戚城之东。相传子路孔悝之难，澶得其首葬焉。理或然与？”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黄县范联芳作《仲子三墓志跋》称：“先贤卫公仲子路，山东卞人，仕卫之蒲而殉难。民之不能忘也，或葬其元首，或葬其肢体，至有请其衣冠葬之者，以故有三墓云。一在开州、一在长垣、一在清丰。长垣，古蒲地。而开而清，与被乎三善者也。卫公之入人深矣。”
可见，这分得更清楚：濮阳（古开州）子路墓，葬的是子路的头颅，长垣葬的是躯体，清丰葬的是衣冠。
这种说法，在清代仍得到继续。与子路嫡长孙同居吴江县盛泽镇的计东就说：“子路墓有三，俱在大名。一在清丰，祠墓俱废；一在长垣，谓昔子路治蒲有惠政，蒲人乞其骸骼葬之；一在开州，谓孔悝支裂之，而澶人葬其首，今祠墓尚并存。”
但对于长垣的百姓和官员来讲，这还不够，他们要论定，此墓是真墓。据崇祯《仲子三墓志》转引万历年间的长垣县志记载：“《垣志》载：子路治蒲而死难于卫都，则葬蒲为是。清丰、开州古戚地，因蒯聩居戚，后人误以戚为子路死所处耳。《檀弓》记:‘子路醢之矣’，《澶志》谓：‘澶得其首’，凡此皆未可信也。”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子路殉难地点是在卫国的都城，而不是蒯聩所居住的戚城，戚城（即濮阳子路墓所在地）怎么会有子路墓呢？有也应该在卫国都城和子路为官的地方啊，只有一个可能，戚城（即濮阳子路墓所在地）那个子路墓，那是假的，甚至都没埋子路头颅，我长垣的，才是真的。
万历年间，长垣百姓和官员的怀疑，似乎也有道理，据《濮阳文物志》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挖开濮阳县戚城子路墓，发现是一个汉朝修建的古墓。考古人员“从已露出的墓室中挖出铁剑一件(残)和多件陶器，其中有陶壶(口残)、釜形陶鼎、陶锤各一件。从断层可看到墓穴填土和墓上堆土均经夯打，夯层清晰可见。墓室系小砖券砌，小砖长30、宽14、厚6公分。两面着粗绳纹，从墓葬结构和随葬物看，此墓最早建于东汉初。”虽说戚城（即濮阳子路墓所在地）子路墓最早被文献记载，南北朝《水经注》就已经记载了，但毕竟南北朝距春秋时期时间也老长了，靠不靠谱，还真两说。至于长垣县子路墓究竟是不是子路真墓呢？这个除了考古发掘之外，恐怕神仙也不知道。
但是仲氏后裔却在谱牒里称濮阳子路墓是真的。济宁仲氏在明朝崇祯年间修的家志就说：“仲子坟墓，传闻不同。考之一统等志，质之仲氏家乘。其子孙祭墓岁一赴开，则在开州者，其遗骸也。盖开州古为澶渊。鲁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徙于帝丘，为今濮阳之墟，在开州治西南，则开州固卫之都会地，今考开州地里，墓在州北七里。西南二里许为戚城，蒯聩所由入卫者也。
东北三里许为蒯聩台，其即蒯聩劫孔悝而登者乎？然则台下正其死所，而长垣固古蒲邑，三善之惠在人，结缨之后，衣冠在焉，人不忍见，封土志思，世传为衣冠之葬。清丰，即古顿丘地，于澶为近，当日亦蒲境，先贤德化所及，结缨之后，人不忍忘招其魂魄而藏之，情则然耳，世传为招魂之葬。”但其实仲氏家志的编纂者，也忽略了“子路其实是死在卫国都城，而不是戚城”的这一个历史事实，仅仅靠明朝期间一座叫“蒯聩台”的土台子，就说子路死在那下面，简直鬼扯。何况仲氏世系宋代以前完全是几十代单传，一条孤线，完全不合情理，正史和地方志所记载的仲氏名人，没有一人能在谱上找到，相反，仲氏世系却附会了大量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先，但若以正史和地方志对那些名人的生活年代和子嗣情况的记载对照一下，则大多牛头不对马嘴，甚至，某代和某代的生活年代都相冲突，可见现存仲氏世系是后世伪造的，大约伪造于宋代。限于篇幅，此处就不展开了，详见《仲氏世系辨伪》。
虽说仲氏谱牒不靠谱，但很多人还是迷信了仲氏谱牒关于“开州戚城（即濮阳子路墓所在地）子路墓是真墓，葬骸骨；长垣子路墓葬衣冠；清丰子路墓啥玩意没有，招魂的”的新三分法。比如被《仲子三墓志》征稿的嘉善人曹宗郑就写了一首诗，题《子路守蒲因孔悝之难而死有葬元葬衣冠葬招魂三墓故名》，很多被征诗者，也都受到了这个影响，以至于《仲子三墓志》里出现了长垣子路墓是骸骨墓（从明朝初年传承有序的说法）和衣冠墓（仲氏后裔编造的说法）两种说法，两种说法并存，可见，古人也闹不清楚。现在濮阳市部分政要到处宣传濮阳子路墓才是真墓，其实很可笑。
还是吴江盛泽人计东说得好：“先贤祠墓故迹不必考其所从来及真赝虚实，但系之以先贤，则当起敬起爱修葺之，使勿坏。善乎！苏文忠之为韩文公潮州庙碑也。曰：‘公之神在天下，若水在地中，无往不在，今凿井出泉，必辨其水性，曰此非某泉某源也不可汲，噫，过矣。’”啥意思呢？也就说，只要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圣贤墓祠，后人辩论谁真谁伪，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毫无意义，有意义的事情是：只要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圣贤墓祠，后人都要责无旁贷的修缮好维护好祭祀好，别净整没用的。
但如今，长垣县子路墓，在经过民国年间的黄河泛滥和新中国的“文化革命”之后，连坟头都没了，整个子路墓都被夷为平地，就别说祠堂了。作为仲氏后裔，天天自诩自己是子路后裔，圣贤苗裔，丝毫不考虑为重建长垣县子路墓子路祠堂出一丁点力，光顾咧着大嘴说：“那个是衣冠墓，不是真的，家谱里都记载了，坏了没关系。”于心何忍？何况，长垣县子路墓，其实比濮阳子路墓，更有是真墓的可能性。眼睁睁看着祖宗的真墓，从此消失无踪，作为子孙，除了“数典忘祖”，恐怕没有别的词能形容了。
作者：仲聿修 录自宋广民主编《长垣文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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