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爱民：濮阳县四牌楼究竟建于何时？
濮阳县四牌楼今昔
郭爱民/文
牌坊，又称牌楼。建筑专家说，二者功能一样，只是式样稍有不同，有屋顶的叫牌楼，没有的叫牌坊。不少地方并不细分，尤其南方，往往混着叫。濮阳老城四牌楼，明清州志的正规名称，就叫四牌楼坊。因位于州治两条主街交叉之处，又俗称中心阁。只要是濮阳老人，很少有不知道的。
日前，带着道听途说的一些问题，前往四牌楼作了翻考察。看到其东匾“颛顼遗都”、西匾“澶渊旧郡”、南匾“河朔保障”、北匾“北门锁钥”。北匾左边有“刘文选书”几个小字，并留有印记。再四处察看，坊体及坊下，均未看到相关文字介绍。于是顺便访问了周围几家商户，竟无一人能说出其建筑朝代，为何而建等大概情况。所有这些，与先前听到的，基本相同。
几番唏嘘之后，乘10路公交返程。不料，走到约60米远的北街与国庆路交叉口，意外发现县政府2014年2月28日，在路边树立的一块介绍四牌楼的石牌。上写“四牌楼又名中心阁，是明嘉靖初开州知州龙大有为表彰都御史侯英为官清正、秉公执法而立。”
于是顿生疑惑。既然是四牌楼说明牌，为何不在坊体之上或附近，而要离得那么远？既说“表彰都御史侯英”，为何坊之四匾看不出“侯英”一点信息？匾额无“侯英”之名，不就是业内人士所说的没有坊主么？无坊主的牌坊，压根不符合功德坊或功名坊建筑结构，又怎能算是“对都御史侯英”的“表彰”呢？再说，匾额“澶渊旧郡”与“北门锁钥”，寓意重和。二者都会令人想起开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战役——宋辽“澶州之战”，想起那次战争的结果“澶渊之盟”，想起北宋赢得战争胜利的功臣寇凖。尤其“北门锁钥”，本是寇凖被贬大名府后，机智回答辽使挑衅的一句名言。说大名府战略地位重要，如同首都汴梁的北大门，非要寇凖亲自镇守不可。那时澶州隶属大名府，位于首都之北黄河岸边，称为“北门锁钥”也未尝不可。但事易时移，明朝首都是北京，开州还怎么再称“北门锁钥”呢？嘉靖时期的知州龙大有，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难道连这么重要的常识性问题，也搞不清楚吗？正因为这两块匾额与澶渊之盟联系太过名显，连市里某些很有文化的老同志，也误认为四牌楼“应始建于北宋时期的澶渊之盟之后”。
为了弄清这些疑问，我查阅了濮阳各种方志。发现明·嘉靖《开州志》记载是：“四牌楼坊：在十字街心。东匾宪副，西都宪，南颛顼名都，北汲黯故里。知州龙大有立，为侯春、侯英父子云。”可知，四牌楼为龙大有知州所立到是不错，只是四块匾额被完全改变了。
再看清·康熙《开州志》：“四牌楼坊，在十字街心”依旧，南北二匾也与明志一样。而东匾改成“百代流芳”，西匾改成“群英翠美”。为什么要改？二匾所指为谁？未见说明。嘉庆、光绪两志，记载又发生了更大变化。“四牌楼坊，在十字街心”等字不见了。而把康熙志记载的四块匾额，改成了各自独立的四座牌坊。即“百代流芳坊，在十字街东；群英翠美坊，在十字街西；颛顼名都坊，在十字街南；汲黯故里坊，在十字街北。”嘉庆、光绪两志既然没有了“四牌楼坊”之名，亦即抹去了它的历史地位。但对“颛顼名都”与“汲黯故里”并未作根本改变。改变的主要仍是侯氏父子。原因为何？同样没说。
显然，几百年来，四牌楼历尽沧桑，匾额多次改变。当下内容，既非明朝的，也非清朝的，而是最近一次重修时新该的。后经了解，方知改写于县政府1982年重修之时。北匾“北门锁钥”左边，留有当代书法家刘文选的题名，也证实这一点。致于改写原因，说法不一，难以详述。但其中有一“资料匮乏，根据流传”之说，有点荒唐。因为，明·嘉靖《开州志》，早在1964年，即由浙江宁波天一阁重印发行，我县购得一百多套。濮阳县、市档案馆与不少干部、群众都有；几部清代《开州志》，距今时间尚近，并非绝本，皆可看到；县档案局编注，201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直隶开州八都三尚书文献选编》，侯英家族为专门一编；还有历经数百年的《侯氏家谱》等等。有关四牌楼原始匾额内容与后来的变化情况，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资料匮乏”，难以令人置信。
那么，龙知州究竟为何要建四牌楼呢？这还得从侯大节说起。侯英之子，侯春之孙，时已三十多岁的优秀州学生侯大节，先是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因照料年老目盲的继母生活方便，申请学校批准回家自学；其后，于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二十五日，又向龙大有创建的明道书院，捐献田地100亩，作为学田。两年干了一孝一义两件大好事，感动朝野。庶吉士郡人赵廷瑞，请翰林学士刘龙写了一篇《明道书院记》；河南按察司副使郡人王綖，又写了一篇《学田记》。两人都提到这件事。郡人河南按察司副使王崇庆，评论学田之事说：侯大节“有恢复前烈之志，有思齐古人之意，有见义勇为之风。”
如此孝义之人，依制官府必须上报朝廷，给以旌表。而侯大节淡泊名利，要移誉父祖，以全孝道。当然，这是笔者猜测，但也有佐证。比如，他曾主持续修《侯氏家谱》，但对自己的记述，除“名、字、生、娶外，更不他及”。太原县知县郡人刘玳称赞说：“可谓君子用心者矣”(《明直隶开州八都三尚书文献选编》刘玳《秋庵侯介甫先生传》)。推尊其先，人之至情；延誉父祖，朝廷有规。侯春、侯英是否承当得起这样的旌表呢？
首先，观其在朝为政：侯春为永乐辛丑(1421年)进士。职任正七品御史期间，荐贤惩恶，不避权贵。因考绩优秀，破格晋升为正四品浙江按察司副使；侯英，天顺庚辰(1460年)进士。始任也是御史，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正三品)。调职多地，廉洁为民。尤其以监察御史巡按辽东，“从宜振济，全活者数万人”；弹章三上，严惩出使高丽路经辽东的不法太监，改变了出使邻邦官员的人选资格。辽人感其德，致为建立生祠。
其次，看其居家孝亲。二人致仕后，皆能和睦乡里，周济贫穷，邻里称善。侯春为母服丧，庐墓三年后，又“居墓七年”；侯英除与弟弟侯侃一同庐墓，还亲自动手建造母亲墓园，栽种杨柏树数百株。引来成群结对玄白之鸟，在树上结巢哺雏，旦夕飞鸣。人皆以为孝心所感，传为佳话。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二十九，朝廷颁诏，在其家乡清和头村，为二人分建“旌表孝行坊”。父子几十年来，在朝野有着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国子监学生福建人邹源洁路过开州，在其《至清河谒见侯门大族》诗中写道：“万頃沧波十里塘，清河形胜不寻常。一门子孝双旌异，两代忠臣继显扬。”龙大有知州的前任张懋贤，拜谒侯英之墓，赞曰：“四拜先翁二拜公，参天桥梓故家风。两茔已占江山秀，百载尤闻铁豸雄。”(《明直隶开州八都三尚书文献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17、123页)
侯春景泰辛未(1451年)病卒，享年58岁；侯英，卒于弘治甲寅(1494年)，年寿60有五。离嘉靖之初四牌楼建立之时，最少已有28年。尽管他们朝野声誉可圈可点，若无侯大节之举，恐怕龙知州也不会拿近三十年前，应由前任旌表之事，再重新拿来大作文章吧！可见，侯大节的突出表现，应是其父祖得以隆重受表于四牌楼的决定性因素。
至于“颛顼名都”与“汲黯故里”匾额的设置，原因或许有二：一是美学因素。四牌楼位于十字街心，面对四条大街，有四块额匾，才有对称、平衡、和谐、稳定的美感；二是人文因素。黄帝的孙子颛顼，为上古五帝之一。“沉静渊深而有智谋，清明通达而知事理；生养财物以尽地利，顺时行事以法天道，凭依鬼神以制义法；调理五行以教化，洁静虔诚以祭祀。”建都濮阳并推行宗教改革，将华夏文化推向新的大发展时期，被称为中华人文始祖，死后又葬身于此。濮阳称为“颛顼名都”，当之无愧；汲黯是濮阳人，又是汉代著名的刚直大臣。他能从国家大局与人民利益出发，犯颜谏争，不避祸福，外号“汲憨”。(《史记》卷120《汲郑列传》)因其节操高雅，历来濮阳人引以为豪。
在旌表侯春、侯英的同时，申明他们与颛顼、汲黯又是同乡。不仅是对侯氏祖孙的褒扬，同时还昭示着，濮阳是一方风水宝地，文化昌圣。侯氏父子正是继承发扬前辈先贤的这种优秀文脉，才能有今天之光荣。郡人自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继往开来。适见龙知州之用心，何其良苦！
因此，四牌楼是一座孝义坊或功德坊。明朝对孝义的倡导，是一种治国方略。奖励功义节孝，明载于法典。赠匾、立碑、建坊之事，屡见于史志。历史是后人的教课书。今天我们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牌楼原始匾额，所彰扬的文化精神内含，基本是一致的。无论从社会地位、文化价值、时间久远，四牌楼与濮阳各坊相比，无有出其右者。政府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动用大量资金予以重修，理应恢复其原始的匾额，发扬古人捐资助学、笃孝其亲、铁面无私、执政为民的高尚品德与情操，不可轻易加以改变。
文物界普遍认为，牌坊重修的基本原则，必须修旧如旧。现在国家提倡保护文物古迹，弘扬传统优秀民族文化，首要是保护，恢复其真实历史面貌；然后，才是广泛宣传。只有那样，才能做到如习主席所说，“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退一步说，即便因为某些历史与现实原因，必须要改，也应经过严密科学地论证，给以适当说明，反映文物存续之间的变化状况。而不能如立在国庆路边的那种简介词，简单的假龙知州之名，行移花接木之实。将原本的四块匾额全部换掉，使一座功德名坊，变成了一座城市地理位置的标志坊。不仅严重违背历史真实，而且极大降低了文物本身的价值。岂不可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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