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淑苹：夷玉‧越玉‧大玉—史前玉器三大系在商周的遗痕（2021改订版）

夷玉‧越玉‧大玉—史前玉器三大系在商周的遗痕（2021改订版）

邓淑苹

（一）楔子

大约在公元前1021年的某一天，住在镐京（今日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的周王朝第二代天子成王病逝，太子钊在先王之庙接受册命，即位为康王。整个仪式及陈设都详细地记载在《尚书‧顾命》中。从这篇宝贵的史料，我们知道在先王之庙陈设的玉器，分为「夷玉」「越玉」「大玉」三类。根据历代注疏及当代学者的看法，这三个名词的含意分别为：「东北的玉」「越地的玉」「华山的玉」。

这样的记载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中华大地上形成夷、越、羌三个族系的玉器文化，经过公元前第二千纪，大约是夏代、商代，到了西周早期，人们仍能分辨这三种不同地域，不同族系的玉器风格。

那么合理推测，比西周成王、康王早了二百年的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1192年），人们当然更能分辨这三种不同地域，不同族系的玉器风格。這就可让我们檢視，在「商王武丁与后妇好」的大展里，除了商代制作的玉器外，有哪些是新石器时代晚末期的玉器呢？这些「古董玉器」中，哪些是东北的「夷玉」？哪些是越地的「越玉」？哪些是华山地区的「大玉」？最后，让我们从商人自己所雕琢的玉器，解读商族的「寻根情结」。

（二）古文献解析

「夷玉」「越玉」「大玉」三个名词，在古代文献中以「夷玉」出现的频率最多，至少有三笔资料；「越玉」与「大玉」都只各出现一次；而只有在《尚书‧顾命》中，三个名词同时出现。

《尚书‧顾命》是西周朝廷所存的纪录档案，史料价值很高。但学者们对「夷玉」「大玉」的解读一致，对于「越玉」一词的认知就不一样了。原文记录康王接受册命的礼堂陈设为：「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屈万里教授的解释为：「越，通粤，语词」意指在此「越」是发语词。[1]但是当代大师饶宗颐教授却认为，考古发掘在浙江反山等地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应该就是《顾命》中所说的「越玉」。[2]

根据东汉的郑玄注，「大玉」是「华山之球」，这里的「球」是指「美玉」。在《尚书‧顾命》同一段落中，有「天球」一词，郑玄解释为「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华山」位于今日陕西渭南华阴县，即在渭水下游即将注入黄河一带。

「夷玉」一词除了《尚书‧顾命》外，还出现于二处：

一、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公元前三世纪）间的《尔雅‧释器》中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东晋时郭璞为之作注：「医无闾，山名，今在辽东」。

二、成书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的《说文》：「珣，医无闾之珣玗

，周书所谓夷玉也。从玉旬声，一曰玉器，读若宣。」这里所谓的「周书」就是《尚书‧顾命》。清人段玉裁对《说文》这段文字的注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他引了《尔雅》的记载，并认为：「医无闾山名，在今盛京锦州府广宁县西十里。」他又认为：「珣玗

合三字为玉名，----医无闾珣玗 皆东夷语。 」

须知古代文献中常会同音通假，《尔雅‧释器》中的「珣玗琪」，应该就是《说文》中的「珣玗 」，而「医无闾」山名，在西汉成书的《淮南子‧墬形训》中又写作「医毋闾」。应该就是今日在辽宁省锦州市境内阜新县东侧的「医巫闾」山。

笔者颇早即注意古文献中有关「夷玉」的记载，1994年、1997年的两篇拙文中，即根据文献考证认为：今日在辽宁锦州境内阜新市东侧的医无闾山，就是《尚书‧顾命》《尔雅》《说文》中所记录的医无闾山，是出产「夷玉」—「珣」「玗」「琪」之处，也正合于今日考古发掘出土兴隆洼文化及红山文化玉器。[3]在此二文中，笔者并未明确认为「夷玉」是玉料？还是玉器？1998年秋在香港参加东亚玉器会议中，饶宗颐教授善意提醒我注意「珣玗琪」三字不能分开，三字合并是东夷语，是指玉器。笔者再确查原典，饶教授所言非常正确。那么，古文献中所记录的「夷玉」应该是指「医无闾山一带的东夷玉器」，很可能就是今日考古学上所称的「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玉器」。但是，有学者未详查医无闾山的所在方位，及「夷玉」「珣玗琪」等内涵，误释「珣玗琪」是辽宁岫岩所出玉料。[4]

（三）哪些是东北的「夷玉」？

整个东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时，流行制作一些圆鼓厚实的玉环、小璧、连璧、牙璧等，器缘及中孔周围常磨薄，有时将中孔一处略作修凹形成梨形中孔，这样可让系绳勾悬于定点，不会晃荡。四平山的墓葬中，牙璧常被悬饰在墓主的胸前。

展品图一这件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牙璧，无论在泛浅绿微带半透明的玉质上、以及形制上，都是典型的小珠山中期文化遗物，所以它可能是妇好墓中最古老的一件文物了。仔细观察，雕玉者技巧地将直条的切璞痕与河中籽料原有的伤疤同留一面，因而让牙璧有个完美无缺的「正面」。

图二与图三看似简单不太起眼的光素玉器，事实上，它们蕴含了非常深邃的玄妙意涵。

远古时，散居在今日东北地区至山东半岛的东夷族系，用美玉或其它质才，创造了很多以「玄鸟」为母题，用来沟通人神的「法器」。不过，如果不是用能够经得起岁月摧残的美玉制作的话，多半都已腐朽不存。即或有名的、高达四十五厘米的新乐文化木雕鸟形神柱，现在就只剩炭化的残骸，无法展出实物。

参考图A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红山文化晚期的玉鹰杖，图B表示上下两截中央接以木柄的模样。上截的玉鹰鸟头常被抽象化，但无论如何简化，都要表现出鹰鸟勇猛厚实的弯喙，图二这件展品就是简化的鹰杖上半截。最初考古学家发掘到多件像图二这种简化了的玉鹰杖，但还不了解其内涵，所以当时就命名为「勾形器」。

像图三这件小巧的玉佩，其实是从图C这类带齿动物面纹玉饰简化而成。虽简化甚多，但还保持左右两端大小不一的圆弧形，以及下边一排以弯弧区隔形成的尖牙。

在它的正中央上方有一个两面对钻的小穿，因长期穿系佩带，久磨而导致穿孔已破。或因此又在其左右各有一单面钻凿的小孔，从孔壁顷斜度大，孔壁留有清晰旋痕可知，所用的磨砂甚粗、钻具不硬易磨损，推测这两个小孔也可能是红山文化时钻成。器有正反面，反面器表还留有三截长短不一的管钻痕，应是最初开璞所留。

（四）哪些是越地的「越玉」？

要谈「越玉」，首先要确定商代、西周时，「越」字是指什么地方？

前文引述饶宗颐教授的高见，认为长江下游的史前玉器是「越玉」。但事实上，从商代卜辞可知，当时称遍布今日湖北、湖南、四川、云贵的民族为「西越」。[7]这或许就是日后将整个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通称为「百越」的原因吧!

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长江中游地区分布的石家河文化中并无玉器工艺。约在公元前2100年，文化产生突变，出现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突变的原因至今未有令人服众的解释。[8]曾有十多年，考古学界称这突变后的文化为「石家河文化晚期」，也有学者建议称作「肖家屋脊文化」。[9]2015年由于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的发掘，出土大量精美玉器。目前暂依发掘者的定名，称为「后石家河文化」。[10]

在这次「商王武丁与后妇好」特展中，图四、图五两件是典型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约公元前2100-1700年。[11]但笔者怀疑其年代下限可能更晚约二、三百年。图六则是受后石家河文化玉雕风格影响的作品。

图四立鸟玉笄有著厚重弯勾的鸟喙，所描述的或是鹰鸟。鸟翼向身后收迭，但若将玉笄的尖端向上，就可看出鸟背中央浅浮雕一抽象的、头戴象征通天法力「介」字形冠的神祖面纹。图四中已有详细说明。这样的玉笄在构图与意涵上都相似于前文图A玉鹰杖，若像参考图D般垂直插入发中，露出上半截的鹰鸟就是氏族信奉的「玄鸟」，对氏族成员具保护的法力。

湖南澧县孙家岗曾出土两件镂雕玉器（参考图E、F），被分别称为「玉龙」与「玉凤」的镂雕玉器。曾因这样片状镂空的玉雕风格仅出于湖南，未出土于被视为后石家河文化核心地区的湖北境内，所以曾有学者建议暂称为「孙家岗类型遗存」。

参考图G、H、I三件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流散欧美的精美古玉，分别典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所（Chicago Institute of Art）、法国巴黎西努齐博物馆（Musee Cernuschi）、加拿大多伦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12]也是与孙家岗出土玉器风格相似。

但是2015年湖北谭家岭发掘也出土不少这类片状镂空纹饰的玉器，证明它们都可归入后石家河文化。此次展出发掘自安阳西北冈的玉头冠饰（图五）亦属之。

参考图J、K、L三件，分别出自肖家屋脊、大辛庄遗址，都是典型后石家河文化玉雕神祖像。图J头顶有凹槽，表示曾插嵌玉质或其它质地制作的「介」字形冠。

但是，若分析某些考古遗址出土玉器，就会发现后石家河文化在公元前1700年并未结束，还有待继续探索。因为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神祖面像继续发展演变。

参考图M、参考图N及展品图六，分别出土自陕西张家坡西周遗址、江西新干大洋州遗址、河南安阳小屯商中期墓葬，它们都依循后石家河文化的构图，但都已「走味」。凸弦纹的两侧原应该有的断断续续打钉线的痕迹几乎不见，这或暗示它们已是用金属工具雕琢；凸弦纹也变得宽扁；蜿蜒的曲线变得凝重，呈现越来越浓商族喜好的肃穆的艺术风格。

仔细比对可知，这三件也不是同一时期完成的，它们个别的特征配合出土遗址的年代，可以将之分别推断于「后石家河文化至商早期」「商中期」「商中期晚段」。若是读者对此段分析论证感到困惑，则请参考拙文。[13]

小屯331号墓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墓葬，它属于殷墟一期偏早阶段，也就是商中期的晚段，[14]在墓中虽有不少典型的当代青铜器、玉器等，但也有非本土的玉器。其一就是图四的立鸟玉笄，另一件就是图六这样充满后石家河遗风，但又似乎就作于商代的玉神祖。

 在中原的一座商墓中集中出现来自南方的异域风格玉器，是否暗示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越地的某位睿智之士，北上到商王朝效命，所以带来「越地」的古玉（图四）与时作（图六），是不是这样呢？还有待更多的发掘与研究。

（五）哪些是华山地区的「大玉」？

如本文地图所示，「大玉」是太行山以西，黄河上中游的玉器。主要範圍是黄河上游的甘青宁高原，与黄河中游的晋陕高原。

由于东北的兴隆洼－红山文化（位於本文所称的「夷玉」範圍），与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位於本文所称的「越玉」範圍），较早被发掘研究，约上个世纪最后十来年迄今，考古学界一直流行著严重误解：误以为史前时代只有华东地区才有玉器制作，是在华东玉器文化向西传播的影响下，黄河中游、上游才逐步发展玉器文化。

但近年玉矿调查、考古发掘，以及传世器与流散品的综合研究，让我们逐渐认清黄河上中游既有丰富的玉矿，也有本土萌芽发展的玉器文化，最重要的是传递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以及「制器尚象」、「同类感通」的感应哲理，都萌芽发展自黄河上中游。最早可溯自约公元前3500年的庙底沟文化。[15]

总言之，悠久的新石器时代约自公元前3500年以后，华西地区先民发展「天体崇拜」的信仰，制作带中孔的圆形、方形玉石器，也就是圆璧、方琮，来礼拜天神地祇。这种玉器文化完全相异于华东地区「物精崇拜」信仰。后者是认为巫觋配戴、穿挂大量雕琢「神灵动物精灵」的玉器，才是沟通神灵祖先的不二法门。[16]

展品图七是妇好墓出土的齐家文化玉琮。展品图八是小屯丙组基址下埋藏的玉璧。这种带中孔的方、圆形玉石器，大量出现于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600年黄河上中游。玉琮从最早期扁矮、孔缘无射口的造型（庙底沟文化时期），逐渐在上下孔缘各出现浅圈形射口（客省庄文化阶段），到约公元前2300年齐家文化早期，已发展类似图七这般器形端正、射口明显的玉琮。陕西西安杨官寨、陕西宝鸡双庵、甘肃天水师赵村正是这三个阶段的典型遗址。[17]更值得关注的是双庵遗址祭祀坑中保留璧與琮埋入時相對位置：方琮叠压在半个圆璧上，或因土壓關係稍有錯位。此方琮孔缘冒出极浅的圆圈形射口，可能是为固定二者叠压关系的设计。

由于华西地区黄河上中游史前先民的宗教仪轨，是将光素的圆璧、方琮，成组埋藏于无人骨、无陶器的祭祀坑中，多者可达四璧、四琮共埋一坑。[18]并非如信奉「物精崇拜」的华东史前先民，多将琢有动物纹各种玉饰穿戴、披挂在巫觋的身上，或缝缀在巫觋作法时穿的「宝玉衣」上。因此，悠悠岁月里，荒野中出土的光素厚实玉璧、玉琮，多被误以为周代文物，出土后被随意摆放，甚至当玉料改刀制器。

但是从玉料特征、制作工艺，可确知公私收藏中存有大量史前华西玉器。以「璧琮组配」仪轨履行「天体崇拜」信仰，也是后世数千年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成分。

图八是一件杂然斑驳的苍绿色素璧，圆周不正、厚薄不匀，颇大的中孔不对秤地由两面钻成，微歪斜，孔壁有旋痕。从玉质及制作特征观之，较可能是齐家文化晚期向陕北、甚至河套地区扩张，在晋陕高原发展的大孔璧，因为在晋陕地区的先民喜好将大孔璧与铜璧环等套叠做腕饰。[19]

商晚期時，图八的苍璧与图九牙白色的凸缘璧同时被埋在小屯丙组基址下方夯土内，可能各属不同的小基址，但相距只有1.8公尺，在两个璧的中孔都填有绿松石，白璧上还有红色颜料；伴随著其它人牲、兽牲或柴燎小坑，彼此间有一定的排列布局。[20]綜合觀察，這可能是建筑宗庙举行垫基仪式时所埋。

在古人心目中，玉璧是沟通神明祖先的法器，其重要性不用赘言。但值得注意的是，约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的齐家文化喇家遗址，即在房址墙下地面平置一白璧、一苍璧，更在二璧的左右各放置一件打击成弯月形的玉料，显然是特殊礼神的布局。[21]此一传统数百年后又出现于小屯丙组基址中，確是研究古代祭祀非常重要的资料。

（六）从商代时作玉器解读商族「寻根情结」

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中原的商王朝在武丁的奋发图治下国势达于高峰。经由征战、贸易，自四面八方获得各种古玉。我们在殷墟遗址出土品中，可辨识出「夷玉」「越玉」与「大玉」。但是，就从图一０这么一件小小的，瞪着大眼，卷着身躯的可爱玉雕「小兽」，就察觉到称霸中原的商族，在全体族人共同记忆中，永远怀念祖先发迹的东北。

武丁之前约二千余年，东北地区曾发展了辉煌的红山文化，在牛河梁高高的山脊上还耸立着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红山先民雕琢许多极富神秘色彩的玉器，如參考图O这类带着卷曲身躯的大耳朵「兽」就是红山先民的代表性玉器；「兽」是指「胎生有毛的哺乳类动物」，图O所表现的应该是哺乳类动物在胚胎时期的模样吧。

所以，不论现在考古学界通称图O为「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又多称图一０为「商代的兽形玦」，红山先民与商人想表达的共同信念都是：動物的胚胎或幼虫富含大量的元气，用美玉雕琢动物的胚胎造形，或蝉、蚕等的幼虫模样，巫师们佩带在身，就更具有通神的法力了。这也是前文所述华东史前先民「物精崇拜」的真实表现。

 虽然相隔二千年之久，发迹自东夷，称霸于中原的商人，凭着遥远记忆创作了兽形玦，佩带之、爱护之，从这样的兽形玦，我们体察出商族的寻根情结。

后记：

本文原是配合201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商王武丁与后妇好」大展所撰，曾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2012年10月，总号355。今配合近年考古学界新发掘资讯，以及笔者的深入研究，文字部份做了颇多修改。

本文插图编号有二种，以数字编号介绍十件展品，其他参考图则以英文字母编号。特此说明。

[1] 屈万里，《尚书释义》，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2] 饶宗颐，〈红山玉器猪龙与豨韦、陈宝〉《辽海文物学刊》1989,2，页143。

[3] 拙作，〈古玉的认识与赏析—由高雄市立美术馆展览谈起〉，《故宫文物月刊》，十二卷九期，总号第141期，页38-65。拙作，〈由考古实例论中国崇玉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南天书局，1997），页793-83。

[4] 杨伯达，〈珣玗琪考〉，《北方文物》2002,2。

[5] 澄田正一, 小野山節, 宮本一夫，《遼東半島四平山積石塚の研究》，柳原出版，2008年。

[6] 赵宾福，《东北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及文化系统》，《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7] 饶宗颐，〈殷代「西越」考〉，《东岳论丛》第二十六卷第三期，二００五年五月。

[8] 较多考古学者曾认为是受到黄河中游文化南下的影响，笔者认为是大陆考古学界中原中心论的僵化思维。

[9] 何努，〈試論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關問題〉，《三代考古》第二期，2006年。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遺址2015年發掘的主要收穫〉，《江漢考古》2016年第1期。

[11] 大陆考古资料中对后石家河文化年代说法有出入，但比較可靠的年代上限約公元前2100年。

[12] 图G、H、I分别引自：林巳奈夫，〈关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东亚玉器》，1998年。lizabeth Childs-Johnson, 1988年。Chinese Treasures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1992年。

[13] 拙作，〈新石器时代神祖面纹研究〉，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 《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页277。

[15] 出土资料见：王炜林，《庙底沟文化与璧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6期。论证见：拙作：《“玉帛文化”形成之路的省思》《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拙作，〈從「東、西」到「南、北」—九千年玉文化的發展與演變〉，《故宮玉器精選全集‧第一卷‧玉之靈I》，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

[16] 华西、华东地区就是地图上米黄色、湖绿色两大板块，是地理学上所称：第二阶梯、第三阶梯。二区块交界处自北向南有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锋山山脉链作为区隔。

[17] 杨官寨资料见注15。双庵资料承蒙北京大学秦岭教授告知，特此申谢。师赵村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文物出版社，1999年。

[18] 甘肃静宁后柳河村出土四璧四琮，因有一件玉璧破损未上缴，故最初误报为三璧四琮。笔者2009年前往静宁博物馆查得真相并于近年拙文中多次披露。拙作，《论黄河上中游史前玉器文化》，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

[19] 拙作，《交融与创新－夏时期晋陕高原玉器文化的特殊性》，成都金沙博物馆，《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9。

[20] 石璋如，〈殷代坛祀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三份，一九八０年。

[21] 叶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研究〉，《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中华玉文化特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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