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的历史
琉璃厂，在北京可算是极具文化味的地方。也许人们说起极具文化味的地方，往往会想象那是一个有大学或图书馆甚至是博物馆的地方。可琉璃厂一带并没有这些，自古以来就没有。人们想象的所谓有文化的地方都是作为政府项目修建的公共文化设施，可琉璃厂的发展却没有借助所谓国家财力。说得通俗一点儿，琉璃厂是凭借民间之力创造的、极富文化氛围的地方。
好了，卖关子就到此结束吧。这琉璃厂是由书籍、字画、古董、篆刻、文房用品等店铺聚集而成的地方。在这里，你不一定非要买什么，只是单纯逛一逛，偶尔溜进店里瞅一瞅，或者只为了呼吸一下琉璃厂的空气都可以。因为抱着类似的愉悦心情来这儿的大有人在。话说，我每次到北京，无论停留时间多么短暂，如果不叫辆出租车去一趟琉璃厂，这心里总觉得缺点儿什么。夸张一点儿说，如果不去琉璃厂溜达一圈，就好像没来北京一样。
那时的北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租车还没有上路拉活儿的。如果你从饭店去琉璃厂，最好让司机在那里等着你。每当需要等候乘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司机都会把车停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门前。因为那里有一块儿稍大些的空地，还有树荫可以乘凉。
和王府井、大栅栏不同，琉璃厂出售的不是一般商品，所以那时来这里的人并不多。虽然东面连着大栅栏，但道路都十分狭窄。
根据出土的墓志等已经判明，十世纪左右琉璃厂一带被称作海王村。无论是元朝还是明朝，作为首都的北京都修筑过城墙，所以至少到明朝中期，琉璃厂这个地方还属于城外。
海王村旧貌
中国的“城”是将全部街巷用城墙围起来的地方。现在的北京街区还有城里和城外之分。明朝的成祖永乐帝从南京迁都至北京，那时城的范围只是现在的城里。正式迁都是在1421年，百余年之后，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城里已无法容纳，于是开始改扩建城墙。开始改扩建城墙的施工据说是1553年的事。因改扩建至城外，琉璃厂终于被划进了城墙以里。
在清朝，城里是满族居住地，城外是汉族居住区，就像一种隔离政策似的。
明朝的书店街，据说都聚集在位于城里“礼部”的门外。这礼部就相当于日本的文部省，所以说聚集在那地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这书店街与我们印象中的书店一条街可大不一样。这里的销售对象是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数万名考生。不过，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所以书店只在考试年份才会开张，属于那种露天摊位书店。据说，这样的书店街搬到琉璃厂是在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的后期。
正如名字所表示的那样，琉璃厂是过去烧制琉璃瓦的窑厂所在地。据学者的考证，在这里建造窑厂是元朝世祖忽必烈在位的至元十四年（1277）以后的事。
带颜色的琉璃瓦是专供朝廷使用的，民间是断然不能用的。因此，不用说这里建造的肯定是官窑了。
明朝的永乐帝在迁都北京的那个时期，自然是琉璃瓦需求最大的时候。其实，不仅是琉璃瓦，修建皇宫用的木料和砖（灰色的砖）等的需求量都十分庞大。为此，明朝为了建都设立了五大厂。以太庙为首的各种祭祀建筑特别需要大量的木材，负责筹措调运的便是神木厂；而一般皇宫用料由大木厂负责；砖等的烧制归黑窑厂；基础施工材料则由台基厂提供；还有烧制琉璃瓦的琉璃厂，算下来共五个大厂。
故宫琉璃瓦
如今的琉璃厂地处市中心，但在明朝初期它地处城外，据说当时这一带是紧邻茂密森林的地方。因为要建造窑厂，可提供充足的燃料是必须满足的选址条件。使用的黏土（陶土）产自北京的西山。当年这附近有一条河，现在被填埋甚至踪迹全无了，西山的黏土应该就是利用这条水路运输的。就是现在，距琉璃厂很近还有个叫天桥的地名，这表明附近确曾有河川的遗迹。
所谓宫殿，就是需要不断新建、增建、改建的地方。紫禁城十分宏大，还有分散在各处的离宫，因此即便在皇宫建好之后，五大厂于明朝期间都没有被废除，工作从未间断。
明朝灭亡之后，李自成曾火烧紫禁城，为此清朝初期的五大厂可谓好一阵子的繁忙。但是，庞大规模的施工一旦结束，五大厂的续存事宜对大清朝而言也可谓烫手的山芋吧。如此这般之后，琉璃厂便转让给了民间，宫廷用的琉璃瓦只在需要时向民间采购。
到了此时，想必附近的森林早已砍伐殆尽，这一带的城镇化也肯定是日新月异。民营的窑厂就算能维系下去，其规模也一定缩小了不少。窑厂在缩小，当然空闲土地就会增加。而该地区的权势之人为了这一带的繁荣，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充分利用空闲的土地。
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招揽露天摆摊的商人。于是，琉璃厂的露天市场就这样诞生了。琉璃厂的转让据说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开始大概是各种杂货的露天市场吧，但逐渐行业的种类被归集，古书、字画、文房用品占据主流，形成了现在琉璃厂的雏形，应该是这样的吧。
不得不说，满族在城里、汉族在城外这种分别居住的现象也是形成琉璃厂市场的一个原因。因为书籍或字画的爱好者以汉族居多。
官窑时代的琉璃厂，并非只烧制琉璃瓦。这里也烧制类似故宫或北海公园的“九龙壁”那种雕刻着各种图案的琉璃砖雕。宫廷内装饰的陶瓷器皿虽然多为景德镇制品，但建筑的附属陶瓷装饰制品则一定是出自琉璃厂。
琉璃厂从主要烧制琉璃瓦，到开始制作这类工艺品，这里自然而然汇聚了不少懂得欣赏艺术之人。可见，这一带与古董字画之渊源也绝非唐突之事。
清朝的乾隆皇帝为了编篡《四库全书》，下令征集古今群书是1772年的事。征集天下所有书籍，再从中挑选好书进行编篡，紧接着还要对这些被许可的书籍添加标题和解说。这的确堪称一件伟业。当然，这伟业本身也存有所谓禁锢思想、言论镇压之目的。我们不该忘记，在编篡《四库全书》这一伟业背后，大清朝将视为危险的两千多种书籍划为禁书这一事实。
乾隆皇帝像
但是，在那个时代，由于是皇帝的圣旨，人们到处寻书的热情十分高涨，掀起了不小的图书热潮。而为了编篡《四库全书》，大批的学者被从外地宣进京城。他们几乎都是汉族人，好像就住在城外距离官府较近的北部地区。他们自然也成为书商的常客。可以想象，书商根据皇帝的圣旨在寻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这次图书热潮而发财的人自然是有的。发了财，露天摊位商人慢慢开始拥有了店铺。于是，琉璃厂一带变成了书店街。乾隆皇帝亲自主导的《四库全书》，收纳图书有三千四百五十八种，约八万卷，这些书籍均由毛笔抄写而成，最后编篡制作成七部《四库全书》。这七部《四库全书》有五十余万卷，由汇集于北京的学者毛笔抄写，那么当然少不了笔、墨、纸、砚，而采购这些的商人自然大受恩惠。于是他们在琉璃厂也有了店铺。不言而喻，在向官府供货的同时，也会满足学者私人的需求。
在抄写《四库全书》之前，当然还有校对的工作。内府的藏书由翰林院提供，学者们在那里工作，但据说工作时间是从早晨到正午，下午就返回驻地。虽说是回到住处，但工作仍要继续。四库馆的学者们从官府回到住处之后，经常去的地方便是琉璃厂。因为校对这工作，必须尽可能地查阅各类不同版本的差异之处。
在当时，还是江南地区的藏书最为丰富，从江苏、浙江向北京运送书籍可是一本万利的。据说，乾隆期间最有名的书商就是陶氏的五柳居和金氏的文萃堂了。
有人说，琉璃厂的书商中，以江西人，特别是江西的金溪人居多。这大概与日本公共澡堂的经营者以越后地区的人居多是一个道理吧。我想，可能早期有江西出身的书商，生意成功后将家人、亲戚、同乡叫来打工。久而久之，这些人不断各自独立，形成了一种非江西人就难成为书商的态势。
书商虽是商人，但做的是文化产业，因而不乏对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店主。于是，除了收集书籍，也有人开始涉猎出版业。其中自然也有不计盈亏出版的书籍。和现在的出版印刷业不同，那时都是雕版（刻版），是非常耗时费力的一项工作。
一次性买断那些若放任不管则难免遗失、失传的珍品，这大概也算是琉璃厂书商的功德之一吧。例如，琉璃厂的延庆堂刘氏曾一次性买断《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栋亭的藏书就是其中一例。
不管怎么说，因琉璃厂书店复刻的书籍而获益的读书人绝不在少数。
现在的琉璃厂已完全没有了书店街的性质。除了那门前被出租车当作等候乘客场所的中国书店，你已经很难再见到书店模样的店铺了。这是因为到了二十世纪，书店和出版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像新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还有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这类现代化的出版社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涌现。可以说，琉璃厂的手工制作出版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书店
根据王冶秋氏的《琉璃厂史话》，解放后，在国家开始收集、整理失散的古书时，琉璃厂的书商们运用自己的经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珍贵的古书等，与其由私人珍藏，不如存放在图书馆服务于更多有需求的人。解放后，由于琉璃厂那些从事有关书店工作的人，其工作主要转为协助大学或图书馆收集或寻找古书，因而也就不太需要店铺了。
有了如此的变迁，现在的琉璃厂让人看上去才更具字画、古董、篆刻、文房用品的品相。
在中国，把字画古董商的行为称作“古玩行业”。松竹斋或清秘阁等店铺在清朝末期是很有名望的。这些店铺一般也做文房用品的生意，而且是高档品。当时他们的店铺都会出售詹大有或胡开文的墨、贺青莲或李玉田的毛笔、陈寅生的铜刻、周全盛的折扇等名家的作品。
据十九世纪末夏仁虎的《旧京琐记》记载，琉璃厂的急速衰落皆因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但即便如此，琉璃厂还是勉强生存下来了。看过鲁迅的日记可以知道，鲁迅似乎每年都会到琉璃厂购买文物或碑帖。
但是，清朝末期以后的琉璃厂也曾有难以启齿的污点。即确曾有过商人甘愿充当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的渠道。
就在解放前夜，古玩行业在琉璃厂已成为主流，远远超过了书店行业。那时有一部分古董商人带着他们的宝贝商品逃亡至香港。
现在琉璃厂的主角当属“荣宝斋”吧。在制作名人字画复制品方面，该店的技术十分高超。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由国家管理，严禁珍贵文化遗产流向海外。但凡被认定在国内有保存价值的文物当然就不能摆放在店面里。但是，允许制作精致的复制品。
20世纪20年代荣宝斋的门脸
关于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审核标准我们无从知晓，但听说同一画家的作品，有的严禁带出境外，有的则允许带出境外，算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琉璃厂的店面之物当然仅限于允许带出境外的。若是原作的复制品，无论是字画或工艺品，总会在某一处盖有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蜡印。我想，这算是审核的结果，即允许带出境外的标记吧。
据前面提及的王冶秋氏那本《琉璃厂史话》记载，荣宝斋在解放前夕几乎处于破产状态。当时内乱的北京处于可怕的通货膨胀之中，这让琉璃厂的生意实在做不下去。直到解放后荣宝斋才重获新生，并成为现在足以代表琉璃厂的店铺。
荣宝斋店铺正面悬挂的商号匾额是郭沫若的笔迹。在过去，为商家店铺的商号牌匾挥毫是高官和大家学者所不屑之事，但唯有琉璃厂的商家招牌是个例外。例如，康有为给长兴书局、曾国藩给龙威阁、潘祖荫给宝森堂、翁同龢给宝古斋和尊汉阁的商号牌匾都曾提笔挥毫。
除了荣宝斋，几乎都是像北京文物店或是首都刻字厂这样的名称，具有古风的店名已经很少了。不过呢，这好歹还算是有个店名，因为有的店铺甚至没有商号招牌。有些店铺被称为第几十几号，只要你用门牌号去打听，琉璃厂的人好像就知道那家店是卖什么的。
现在，所有的店铺都是国营的，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如果你要买的东西这家店没有，你尽可直接打听“去哪里可以买到”，店家一定会告诉你，门牌号是多少多少的那家店有卖。
我第一次去琉璃厂的时候，荣宝斋还是老店铺的样子。现在是经过翻新的店铺，据说还要扩建。是的，已经到了北京烤鸭店都开始建造大酒楼的时代了，那么代表琉璃厂的荣宝斋变成现代化的大厦也是不足为奇的，只是这样一来，也许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不太习惯吧。
荣宝斋
荣宝斋的对面有一家相当古色古香的文物店。我每次去荣宝斋都会顺路进去看看。记忆中，这家店铺好像没有悬挂类似商号牌匾的招牌。这里的法帖很多。我在这里买过端溪的砚和寿山石的文镇。这里光线幽暗适度，很有经营古老文物的店铺风格。
中国书店对面的汲古阁虽然经营着三彩陶器复制品和画像石的拓本等物，店内的氛围却十分明快。
从这里向东，有专门经营毛笔的店铺，还有摆放着零散小古董的店铺、字画的店铺和宫灯的店铺等，至于有没有店名我没有记忆。只记得那家字画的店铺是称呼门牌号码的。
首都刻字厂还要往东，听说日本游客经常到这里给自己篆刻个图章。前面提到的《旧京琐记》中说，琉璃厂的篆刻家都是金陵人，即出生于南京的人。此书记载的是清末发生的事，如今会怎样呢？我曾试着问过，得到的回答是没那回事儿。
篆刻家不仅是雕琢文字，还要篆刻印章的印钮（也称印纽、印鼻，印章的一种装饰）。这里有几位很著名的篆刻家，我让李文新先生为我篆刻了几枚印章。李先生在琉璃厂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名家，书法也十分了得，我也珍藏了几幅他的墨宝，不知他现在怎样。
除了李文新先生，我知道琉璃厂的篆刻家中还有柏涛先生、砚波先生等人。
再以北京烤鸭举个例子吧。全聚德的店名改称“北京烤鸭店”，这店名的确让人觉得很不讨巧。但听说不久的将来要恢复原来的店名了。包括琉璃厂在内，希望更多的店恢复以往那些十分亲切的名称。像“北京市文物店”这类店名，反正我觉得不像是琉璃厂的店名。
文化遗产是富有个性的产物，人们当然希望经营它的店名也是有个性的。
清朝初期有两大诗人吴伟业（梅村）和王士祯（渔洋）。这二人均与琉璃厂有很深的渊源，在最后说一说他们的奇闻轶事吧。
吴伟业在琉璃厂曾作诗描绘过烧制宫廷器物的景象。这首诗作于明朝末期。
琉璃旧厂虎坊西，
月斧修成五色泥。
偏插御花安凤吻，
绛绳扶上广寒梯。
王士祯的家在琉璃厂一带，据说就位于火神庙西侧的胡同里。当时，建有窑厂的琉璃厂曾修庙宇祭祀火神。因诗人的家就在附近，故称其为“古藤书屋”。
王士祯像
两位诗人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吴伟业在其琉璃厂的诗中吟诵了烧窑的情景，并未言及书店。这是因为琉璃厂在四库馆开设之前还没有形成书店街的模样。
而酷爱读书的王士祯虽然身居琉璃厂，但在其诗中也未言及书店。因为当时的古书市场在慈仁寺一带，坊间传说，只要到慈仁寺就可见到王士祯。
王士祯以其琉璃厂居所的“渔洋故居”为题写过很多诗作。下面这首诗是其中之一。
渔洋诗老定前身，
槛外藤花发兴新。
历遍枯荣存古态，
相看况是百年人。
• 完 •
本文内容选自《1964年的便笺》（陈舜臣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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