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传统地名蕴含的厚重历史
地名是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或源于特殊的地理地貌、文物古迹，或源于神话传说、著名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看似简单的地名，其实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可谓是一个地区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活化石”、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标签。
今天开封许多传统地名与历史上的重要遗址有着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一些地名的称谓特点和其所指向的考古学遗址性质之间也有规可循，如“都”“京”“城”等地名常关联古代城址；“岗”“台”“丘”等地名多关联古文化遗址；“河”“湾”“堤”等地名关联古河道遗址；“门”等地名关联古代城门遗址；“坟”“岗”等地名关联古代墓葬等。笔者曾长期工作在开封文物考古第一线，既对开封地区地名非常熟悉，又对开封的考古发现了如指掌。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与相关考古发现对开封地区一些传统地名进行考释，揭示出了这些传统地名背后所蕴含的重要考古学信息，旨在为今后开封乃至国内其他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和启迪。
“都”“京”“城”地名背后的古代城址
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是华北平原与黄河平原的交接地带，东北离渤海约500公里，西距豫西丘陵地不过50公里，地势坦荡，土层深厚，适于农耕。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自古以来这里就被人们视为建邦立业的首选之地，“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思想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历史上，先后有八个朝代在开封建都，其他时期规格不等的城址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开封地区遗留很多重要的古代城址甚至都城遗址，这些遗址范围和附近的村庄往往以“都”“京”“城”等命名。
“国都里”：位于今开封城区东北约20公里，祥符区杜良乡北部有一村名叫“国都里”，相传因夏代都城曾建于此地而得名。因此，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学术界多认为，“国都里”村及其附近即应是夏都老丘所在地。
最早在今开封境内建都的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文献记载，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400余年间，夏的都城曾多次迁徙。《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载：“禹都阳城……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常相即位，处商丘……相居斟灌……帝宁居原，自（原）迁于老丘……胤甲居于河西。”《春秋地理考实》云：“今河南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里亦说：“老丘，当在今开封市东南，陈留镇东北四十五里。”以上记载，均与“国都里”村的地望大致吻合。1989年~1990年，与“国都里”相距不远的杞县段岗、朱岗、牛角岗三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属于夏时期的二里头文化遗物，可见至少在夏晚期，开封东部一带已属于夏的版图，这似可旁证上述推测和文献记载。1993年秋，市文物工作队在“国都里”村附近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专题考古调查，并对重点区域进行了勘探。但由于受考古钻探工具局限，特别是“国都里”村一带属于典型的黄泛区，淤沙沉积厚，因此尚未发现老丘遗址的直接线索。
“刘京寨”：位于“国都里”村正北约1.5公里，连霍高速公路南侧。1998年春季，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连霍高速公路“商（丘）开（封）”段建设开展的文物勘探中，在“刘京寨”村中部，曾探明一处较大型的古文化遗址，部分探孔在距地表约12米~13米处，出土有显示夏、商时期文化特征的残碎陶片，无疑为今后在附近地区寻找夏都老丘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从“刘京寨”村名中的“京”字，加之“国都里”村的“都”字，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遥远的“老丘时代”——那个曾经辉煌了200余年的一代京都。
“古城村”：位于今祥符区朱仙镇东南约3公里，北距开封城区约25公里，源于春秋时期郑庄公所筑的“启封城”而得名。
至今已经考古探明开封地区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2700多年的春秋郑庄公时期。当时郑庄公在郑国东北边陲修筑城堡，取“启拓封疆”之意，命名“启封”。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启封故城的部分遗迹，1986年~1987年，市文物工作队在“古城村”附近探明了启封故城遗址。该遗址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不规则方形，周长约3300米。由于屡次黄河泛滥和兵火侵袭，故城的东、南、北三墙已淤没于地下数米，只有西墙部分地段仍保留在地面上，高约6米，宽近30米，夯层、夯窝仍清晰可见。遗址内发现的一块北魏墓志砖铭文中曾两次出现“开封”字样，可谓弥足珍贵，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有“开封”字样的实物。
启封城在汉初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改“启”为“开”，这便是今开封名称之由来。启（开）封城前后延续使用了1000余年，唐延和元年，开封县治移至汴州，与城中原有的浚仪同为汴州附郭县，此后，故城渐废，沦为今日的古城村。
“土城”：今开封城西万胜路北侧、东与市第二中医院相对因一城中村名“土城”，系因位于著名的北宋开封外城西墙遗址上而得名。
北宋开封外城始建于五代后周时期。后周显德二年，世宗柴荣颁诏兴建新城：“东京华夷幅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师四面，别筑罗城。”世宗扩建之“罗城”周回48里233步，为了与城中原来的唐汴州城相区别，号曰外城，也称新城。北宋定都开封后，并未改变后周时期的城市格局，仅在原基础上进行多次大规模增筑和修葺。特别是外城，因是开封城军事防御首要屏障，宋神宗时期还增筑了瓮城、敌楼、马面等城防设施，进一步完善了其军事防御功能。
近年的考古工作已探明宋代开封外城遗址的形制和位置：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城墙的四壁与今开封城墙四壁基本平行，其西墙基自南向北经五顷四村、南郑门村、土城村、堌门村一线，北至市林场北的护城堤处，全长约7590米，方向约北偏东10。通过在西墙南段开挖探沟进行重点解剖可知，外城墙基全部用夯土版筑而成。这也正是土城村以“土城”命名的真正原因。
“岗”“台”“丘”地名背后的古文化遗址
古人居住的地方常被称为“丘”或“邑”。丘、邑一般位于向阳的高坡上，阳光充足，温暖有加，偶遇不测年份便于躲避水患，确保生命和财产安全。通常情况下，居住地还要临近水源，以便饮食洗漱等日常生活。如果居住在平原地带，无“丘”可依，人们也会择地人工建筑高台，这些高台通常叫做“岗”“台”“丘”等。如《诗经·大雅·灵台》就记载有周人建筑灵台的情况：“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此即学术界所说的“高台文化”。当年夏后杼迁都后之所以以“老丘”为名，就应源于所谓的“高台文化”，换而言之，“老丘，就是人们在原来的高地上又用土堆筑起来的高台”。
开封是典型的黄河冲积平原，而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每年从上游特别是黄土高原一带挟带大量泥沙，进入广阔的华北平原后，由于地势平坦，流速降低，便大量沉淀下来。这种现象在一马平川的开封尤为明显。清代河督靳辅在《治河奏绩书》曾说：“开封之境皆浮沙，河流迅驶，一经溃决，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难。故前代河决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 ，“黄河之水，从来裹沙而行。水大则流急，而沙随水去。水小则流缓，而沙停水漫。沙随水去，则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归。沙停水漫，则河底日高，而旁溢无所底止”。旷时日久，洪水挟带的泥沙不断淤积，改变了开封地区的地貌，许多历史上的“高台”逐渐变矮甚至被淤埋地下，但这些藏而不露的“高台”却成为古文化遗址尤其是早期考古学文化遗址的主要分布地，遗址附近的村庄也常用“岗”“台”“丘”等命名。
在杞县，人们用“一溜十八岗”来形容当地村名特征，意指许多村名都有一个“岗”字。十分巧合的是，在杞县境内已经发现的早期考古学文化遗址，也大多分布在这些带“岗”的村庄周围。1989和1990年秋季，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开封市博物馆、杞县文管所合作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杞县境内共试掘和发掘了段岗、鹿台岗、朱岗、牛角岗和竹林5处遗址，仅竹林一处遗址不是以“岗”命名。
段岗遗址：位于今杞县高阳镇段岗村北，为一漫坡状高地，东临杞沙公路，北距县城约６公里。遗址南半部已遭严重破坏，保存范围约东西宽200米、南北长400米。1989年9月至11月首次发掘分两个区。第一区在遗址中部略偏西，开探方12个，文化层厚约1.5米，主要为东周文化层。第二区在遗址北部，南距第一区50米~ 80米，开探方14个，探沟两条，文化层厚约2米，主要有龙山、二里头、商代和东周文化层。1990年10月至11月进行的第二次发掘仍在第二区进行，开探方12个。两次发掘面积共970米，发现龙山、二里头、商、周时期灰坑共75个，灰沟3条，残房基1处，墓葬2座。
朱岗遗址：位于今杞县县城东约３公里的朱岗村边，北距惠济河约1.2公里。遗址原为一处东西长约75米，南北宽约40米的坡状台地，后因村民常年取土而成为凸凹不平的洼地，黄土裸露，文化层被毁殆尽。1989年秋季，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试掘，共清理二里头文化灰坑9个，获得了一批以二里头文化陶器为大宗的实物资料。
牛角岗遗址：位于今杞县县城西南10公里的高阳镇牛角岗村北，东北与段岗遗址相距约4公里，遗址原高于现今地表约2.5米，也因村民常年取土而遭破坏，生土层与毁坏的文化堆积相间裸露。1989年秋，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清理试掘，共清理出残破灰坑15个，残房基址1处，出土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的实物资料，其文化面貌与段岗遗址、朱岗遗址的同期文化类似。
鹿台岗遗址：位于今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村西部，西距县城约12公里，为一高出周围地面约2米~3米的缓坡状台地，其南约500米处有惠济河自西向东流过。遗址范围东西宽约120米，南北长约150米，北高南低，遗址中心被该村小学所压。1989年10月，联合考古队在此作了试掘，开挖探沟3条，发现了龙山、先商、岳石、商代及东周时期的文化遗物，其中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发现尤为重要。1990年8月至11月，考古队又在此进行了正式发掘，开探方20个，总发掘面积521米。鹿台岗遗址文化层堆积丰富，最厚处达6米，一般厚约2米~3米，发现灰坑102个、灰沟7条、房基址17座、祭祀性建筑两组，收获了一批龙山、先商、岳石、商及东周等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
可见，在遥远的古代，生息在今杞县境内的先民们，大多居住在高“岗”上，这些所谓的“岗”和开封县境内的“老丘”，应该有着大致近同的地貌特征。
“繁台”“鼓吹台”：今开封城南的繁塔建在“繁台”之上、禹王台公园有“鼓吹台”遗址，“繁台”和“鼓吹台”都是开封历史上著名的风景名胜，“繁台春色”还成为古代开封著名的“汴京八景”之一；“鼓吹台”也因春秋时期大音乐家师旷常在此吹奏乐器而名扬天下。
“河”“湾”“堤”背后的古河道遗址
今日开封誉称“北方水城”是有历史渊源的。古时开封河湖交错，水道四达，森林繁茂。战国时期魏惠王迁都大梁后，曾在附近开凿鸿沟；隋炀帝开通的大运河，东西贯通开封地区全境；北宋时期，穿开封城而过的河道就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4条，其中汴河、蔡河、五丈河皆通漕运，曾被宋太祖风趣地喻为“京都三带”。金、元以后，河道逐渐被历次黄河水患泥沙淹塞淤平，明、清之际，地面上基本已荡然无存。如今，古河道遗址上或附近的村庄、街道，常常以“河”“湾”“堤”等命名。
“后河街”：位于今开封城区中山路以西、大纸坊街南侧，西与延庆街相交。1984年8月，市市政公司在“后河街”东侧中山路中段修筑大型下水管道时，市文物工作队在中山路地面下探明了唐、宋时期汴河上的古州桥遗址，并打破桥面和拱圈，挖出桥孔中淤泥，对桥址作了初步考察。州桥遗址位置的确定，为寻找汴河遗址提供了重要坐标。1988年，在其东西两侧开展的重点文物勘探中，在中山路与延庆街之间的“后河街”东西一线地面下约6.5米~12米处，普遍发现有汴河河床底部沉积淤泥。
“后河街”名称和历史上的汴河有关。据《开封市鼓楼区地名录》记载：“宋时汴河流经此处，东有州桥，西有浚仪桥，明代称‘臭河儿’，后逐渐形成街道，名后河街。”《开封市地名词条选编·二》记载更详：“（后河街）系汴河故道，几经黄河水患淤积成沟，明代称臭河儿，后建房成街。”其后附的调查材料中说：“后河街，西起延庆街，东至开封皮鞋厂后墙，长271米，宽8.5米，沥青路面。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又窄又臭的小河，后来群众陆续在两岸搭起席棚，盖草屋，河沟逐渐填平，形成街道。因为这条街在中山路的西面，南、北是小、大纸坊街，因位于这三条街的背后，又是一条‘死街’，群众就起名叫后河街。”
“胭脂河街”：位于今开封城区自由路南侧，西与“后河街”隔中山路相对。其名称由来也和汴河有关。1993年，市文物工作队在附近区域配合基建考古勘探中，探明了汴河故道的一段，初步界定了宋代汴河上相国寺桥遗址的位置。
“干河沿”：今开封城区东南、开封军用机场跳伞塔北侧有一村庄名曰“干河沿”，系因位于蔡河故道岸边而得名。《开封名胜古迹散记》载：“（蔡河）经繁塔西方，由陈州门西边的‘普济水门’流出外城，东南经过今之干河沿村、赤仓村、万隆岗村、大关头村、小关头村，流入颍淮。” 据该村现存的一块石碑所记，此村建于清乾隆年间，已有200多年历史。村内长者称，因当年建村时，这一段蔡河已完全淤塞、干涸，故取名“干河沿”，旧时也多写作“乾河崖”。
“横船湾”：《开封名胜古迹散记》中漏掉了蔡河故道边上的另一个村庄，位于今开封市区东南约7公里处、西临护城堤的“横船湾”村，该村是因位于蔡河故道一拐弯处岸边而得名。据考，“横船湾”原名徐有村，明洪武二十年黄河决口，村庄被洪水淹没，明永乐二十二年九月黄河再次决溢，浊流顺蔡河向东南流去，徐有村因正处蔡河转弯岸处，落淤尤甚，水退后，附近河道变得又浅又窄。据传，当时恰有一艘大船航经至此，无法通过，被搁浅横在了那里。后来，附近居民就以船代桥，来往通行，村名也逐渐被“横船湾”所取代。
“汴河堤”：位于今郑开大道南、第十八大街西侧。2012年，为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市文物工作队在开封城区以西开展了大规模专项考古调查工作，“汴河堤”村正位于本次调查所探明的汴河故道遗址南侧。
开封地区其他和古河道遗址相关的地名还有“斗门”“坝”“闸”等。
北宋时期的汴河、蔡河等，遇枯水季节水少浅涸，逢夏、秋时节则常涨溢，当时为了保证河道漕运通畅，曾在京城附近的汴河、蔡河上下修建许多斗门、坝、闸、堰等水利工程，“依时开闭，调停水势，应接纲船，不令邀滞”，以利航运。如今，这些设施早已荡然无存，但其遗址附近村庄则常常用“斗门”“坝”“闸”等命名。
“斗门”：位于今金耀路以南、第十大街以西有一村庄名“斗门”，该村周围还有3个村庄分别名“王斗门”“孙斗门”“田斗门”，这些村庄均位于已经探明的汴河故道沿线，其名称也都应该和汴河斗门遗址有关。
明李濂的《汴京遗迹志》中记有许多闸的名称及地点：“小木闸，在里城外之东南；惠济闸，在陈州门外；独乐闸，在城东南白墓子冈之东；赤仓闸在城东南赤仓保之西；万龙闸在城东南赤仓保之南。以上诸闸，俱为蔡河而设，元末废坏。洪武初重修，二十四年，黄河南徙，蔡河及闸皆为淤塞，不复可见矣。” （未完待续）
（作者刘春迎，现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致力于开封城市考古、北宋东京城考古、开封地方史志、宋元明清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本文转自开封网，原文刊于《开封日报》，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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