斟灌国：夏朝绝地反击之地

■ 齐鲁古国历史与传奇①

□ 本报记者 卢 昱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在今寿光地图和行政区划上有一个村镇群落叫斟灌,这里的自然村有:西斟灌村、东斟灌村、斟灌城里村、斟灌城南村和东高斟西村、西高斟村。明嘉靖《山东通志》载:“寿光县,夏斟灌地。”明嘉靖《青州府志》载:“斟灌城,在县东北四十里。”

在东斟灌村村南的田野上,还存有东汉时期夯筑的城墙遗迹。冬日过访,北风劲袭,野草乱飞。到村中问古,几个“斟”字村的村民,大都能讲出一些与“斟灌”有关的往事和传说。

两斟本是同根生

斟灌在夏朝历史上至关重要。夏朝衰弱,后羿代夏政,夏王姒相被杀,少康复兴夏王朝,这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斟灌有关。斟灌之地,记载着夏王朝的耻辱和灭亡,也记载着夏王朝的复兴之路。

史家对斟灌的地望向来有两说,一说斟灌在山东寿光,一说斟灌在河南濮阳,至今没有定论。而在寿光地界上,还有一处隐藏在地下的斟灌故城,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杜在忠先生曾说:“边线王城堡应是夏代早期的斟灌之墟。”

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位于寿光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北的一个高埠上。城堡为大小两处,小者在较大城堡之内,居中偏东南。两城堡的中心都占土埠的至高处。它被发现于1984年,是山东省经科学发掘并已被考古学界所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原始城堡之一。

那么,“斟灌”从哪里来呢?“斟灌、斟寻是创立在夏代初期的两个方国,文献记载他们是同根生,都是夏禹之后。”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孙敬明介绍道,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称“斟灌”“斟寻”二氏。

在杜在忠先生看来,古史上有关夏禹治水的传说,虽不是可靠考史料,但与世界各文明古国流传的洪水传说相似,倘剔除其虚构的外壳,会发现其合理内核。古代黄河流域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前后,是冰后期的温暖过渡期,气候普遍干燥寒凉,降雨量不大。进入距今八千至三千年间,转为温暖湿润时期,雨量普遍增加。

这时山东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分布在河旁高地和距古河道不远的高埠上。边线王城堡正是位于两河道之间的一高地上。这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水患长期斗争中作出的选择。因此传说中夏禹治水的时代当在新石器时代较晚阶段,是令人可信的。

大禹治水之后,将自己的部分后代分封到潍坊一带,其中斟灌与斟寻相离不远,且联系密切。“在氏族社会里,每个氏族就像肌体的一个细胞,它由小到大,由成熟而分裂,是自身的发展规律。胞族就是一个早期的母亲氏族分裂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女氏族而形成的。胞族与各儿女氏族可能是并存的,也可能由于各儿女氏族的发展和再分裂,先于儿女氏族而消亡。但是,每一个氏族都有各自的姓氏。”杜在忠认为。

在杜在忠看来,有一情况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每个氏族除了有特定的姓氏外,也都应记取最近共同祖先的姓氏。“由这一层关系,我认为斟灌、斟寻应属同一胞族的两个儿女氏族。所谓斟姓或斟氏当属他们共同胞族的称谓。从古文献中反映出常见的斟氏与斟灌、斟寻二氏在称谓上的一些混乱的情况,正是体现了斟氏与其二儿女氏族斟灌、斟寻曾并存过的历史事实。”

“从地理位置分析,斟灌处在弥河中游,斟寻处在白浪河上游,前者偏西北,后者偏东南,两地相距不超过五十公里。两个儿女氏族不仅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又有共同的祖先,他们都要履行对胞族的义务,同时也都依靠着共同的胞族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安全。”杜在忠如是分析。

倘是追溯得更远一些,二斟氏在氏族制的早期阶段,具有两合组织的形式,它是与家庭婚姻制度紧密联系着的,就是说它们可能属于两合族外婚制的两个氏族。如果是这样,他们相处位置更不宜远,也不可能过近。“从这些历史的因素分析,二斟氏在地域分布上不会是相距遥远的。薛瓒注《汉书》认为斟寻在河南,而斟灌却在山东,从而使两个儿女氏族东西千里之遥,显然是不正确的。”杜在忠认为。

边线王的文明曙光

斟灌古国的先民们为何会选择边线王村建设城堡呢?在如今的边线王城堡遗址处远眺,依然是一望无尽的弥河冲积平原,其上有寿光特有的景致——蔬菜大棚。

弥河原称巨洋水,源于沂山,向北注入渤海,是山东境内较大的河流。这一带发现有数条古河道,城堡就位于两古河道之间的高埠上。这里有适于原始农业发展的透水性好的良好土质；中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腐殖质常年沉积下来,具有天然的自行肥效作用。

据寿光市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守祥介绍,早在7300年前的寿光,正处在地球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的转暖期。那时寿光境内河湖交织,草原广大,林木茂盛,丛林中大象漫步,原始牛到河畔痛饮,四不像鹿在林间群集,各种鸟类在天空翱翔,湖泊河流中,游鱼戏水,来往如梭,极适应于人类生存。

寿光地处弥河中下游,系古弥河冲击扇,地势平缓,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为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息环境,是长期定居的理想之地。先民们早已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这里生产、生活和定居下来。由此繁衍数千年,形成了以弥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古文化小区。

边线王城堡周围仅孙家集和胡营两个乡镇范围内,就已发现重要遗址50多处。早起北辛文化,中经大汶口、龙山、岳石诸文化直到商周,历史连绵不断。居民点密度的增加,反映了人们已开始摆脱在窄狭的土丘附近小规模的原始耕作,开拓了原始锄耕农业的新的发展区域。进入龙山文化时代,发现遗址13处之多,多数面积大,堆积厚,内涵丰富。

边线王龙山文化城为圆角方形,周长近千米,总面积5.7万平方米,仅挖城墙基槽出土量即达3万多立方米,回填还要超过这个数值,诺大规模城垣的建筑,需要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长期努力。显然,边线王周围遗址的劳动成员可能都参加过这项工程建设,这需要强有力的调集、组织、指挥工作,这时已有了保卫城堡的军队,已经有了国家权力。

在杜在忠看来,边线王城堡的出现,象征着一个新时代文化的繁荣。这不仅体现在居民点基数的相加上,重要者是文化内涵的变化。实施庞大的城堡工程,要有周密的施工计划和方案,倘不具备对早期土木工程知识的一定积累,是难以想象的；实施此浩大工程所需人力物力也不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能解决的,它必须有一个凌驾于氏族之上的权力机构,驱使千万人群,通力协作；城堡矗立在众村落之间,它脱胎于旧的氏族,又高居于村落之上,在政治、宗教、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有了新的内涵。

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氏族内部急剧变化。主要为私人财富的增加,氏族内和不同氏族、部落间进行无休止的奴役、掠夺和残杀等。基于这一历史现实,必须把社会纳入强化秩序之中。社会上层的最高权力者成了社会意志的代表者,他与他们的上层人群首先进入高耸的城堡。由此开始了新的历史时代,亦即文明时代的开端。

“家天下”的巨浪

在斟灌国的先民们忙着建设家园时,夷夏关系日趋紧张,根源爆发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天子”10年,在谁继承王位时,与东夷部族发生冲突。

本来东夷与禹夏的关系很好。早在尧时,命羲和观察日月,敬授人时。羲和之子,出于汤谷。羲和者,伏羲之后,东夷人也。尧命羿射天射地为民除害,羿,东夷人也。尧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虞的帝王舜,东夷人也。尧、舜、禹的大功臣皋陶父子——皋陶和伯益,东夷人也。

在寿光文史专家李沣看来,禹夏王朝的形成与秦、汉不同,秦、汉都是经过长期、残酷的军事斗争,依靠军事实力取得了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禹夏政权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是因大禹治水有功,众诸侯拥戴大禹为王,这个王权的实质是信仰,不是武力。

而这个信仰的形成与治水关系甚密,而在治水的过程中,东夷人阜陶、伯益是最大的功臣,是大禹的股肱。在治水过程中,夷夏是一家,是密友,夷夏的族氏鸿沟已经泯灭。大禹的德政和功勋,是夏人和夷人共同缔造的。也正因为如此,《孟子·万章》和《史记·夏本纪》均有“禹荐益于天”“(禹)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以天下授益”的记载。

近年来发表的上博楚竹书《容成氏》也载:“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正如史书所载,禹本来要按照禅让制传位给皋陶。没想到皋陶早亡,禹就决定传给皋陶子伯益。禹子启比较贤明,天下属意让他来“接班”。等禹驾崩之后,虽传位给益,但益因为辅佐禹的时日较短,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这伯益也是个聪明人,“及三年丧满,伯益遂让于启,而辟居箕山之阳”。作为从部落联盟脱胎而来的国家,夏朝的国家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部落联盟遗留的痕迹。《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到他的儿子启,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天下仍然方国林立。所谓统一的王朝,也仅是对方国羁縻笼络而已。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触动不少人心目中的基本规则和切身利益,肯定像大石投井,掀起巨响。东夷有扈氏起而抗争,但在甘(豫东北)之战中失败。启继位后骄奢淫逸,启之后太康同样沉湎于声色游猎,导致夏后氏内乱。伯益部后裔有穷氏后羿,则乘机夺取联盟大权。

后羿与益均为本族首领代称。后羿首先废除了太康,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但政权实际掌握在后羿的手中,仲康不过是傀儡而已。仲康死了之后,又立仲康的儿子姒相继位,但不久后羿赶跑了姒相,自己正式当了王,这就是所谓的“后羿代夏”。而姒相被赶到了同族的斟灌、斟寻二氏那里,伺机与东夷有穷氏对抗。

后羿执政八年,“不修民事”,终日醉心于游猎活动,结果半路杀出个宠臣寒浞。寒浞对羿怀有二心,结果勾结羿的“家众”,把羿杀了。据赵守祥介绍,寒浞出于西部姜姓集团与夏后氏结盟的一支,原居今河南开封之逢池即逢泽,夏时东迁定陶,商代逢伯陵建立逢国,寒浞出逢氏之族。

之后,夏朝的同盟国斟灌和斟寻大难临头,他们不仅威胁着寒浞的统治,还庇护着夏朝之火——国君姒相。寒浞便开始征伐,在攻破斟灌的城堡后,又让自己的儿子浇伐斟寻。寒浞之子浇是传说“多力,能陆荡舟”的勇猛之士。他带领的军队,和斟寻的军队在潍水之上大战,并把对手的舟楫倾覆,灭之。

然后,寒浞杀掉了夏天子姒相。当时娰相的妃子后缗有孕在身,从墙洞中爬了出来,逃至母家有仍氏(今济宁东南),始免于难,后来生下遗腹子——“少康”。

少康成人后,开始谋划复国。他先和逃亡有鬲氏的夏臣伯靡建立联系,收抚斟灌氏、斟寻氏被伐灭时逃散的族人,组建、发展武装力量。

寒浞统治天下四五十年,逐渐失去民心,最后在少康等人的联合进攻下失败。少康重建了夏的统治,建都纶城。之后,励精图治,大有作为,此即史称之经百年的“少康中兴”。少康继任者后杼完成了部落大联盟向姓族王朝的蜕变。传后杼发明甲和矛以对付东夷人的箭射,征服了东夷地区,“家天下”格局确立。

最深远的民族融合

斟灌之地,在当时颇为宏伟的城堡,不仅接纳了逃难的落魄夏王,更为少康复国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动力,可谓夏王朝绝地反击的见证之地。

“姒相居斟灌时,幕后操纵者是后羿。当时,后羿族人也居斟灌,还是斟灌的重要军事力量。所以这时的斟灌,是帝相(夏王)的所在地,也是若干氏族的联合居住地。”孙敬明分析道。

《古本竹书纪年》:“七年,于夷来宾。相居斟灌。”表明这时的后相仍然具有王的权威和地位。相居斟灌,边线王古城进行大修,以供后相居住,也表明后相仍具有王的权威和地位。

在孙敬明看来,这时的斟灌是夏的都城。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斟灌故地已不是单一的氏族方国,而成了若干氏族的联合体。苏阜屯大墓中的“融”字徽文表明,这个区域内有鬲(皋陶、伯益)族和己族的联合。寒浞篡权、灭斟灌、杀姒相,经历过这场残酷的战争洗劫后,斟灌国不复存在了,从此“斟姓无后”。

原驻斟灌的各个氏族力量一分为二:一部分归附到北部的有鬲氏；大部分与相妻后缗往泰山东南转移,其残余力量陆续定居在今山东的西南部,即今东平、金乡和河南的商丘这一线。部分己、其氏族人又回到今商丘、菏泽地域,直到殷商时,莒、杞等氏族还住在这一地域。

散居在有虞氏周围的这些东夷氏族,后来在少康的统帅下复禹之绩。这些族团又重新回到斟灌故地,并扩大了所辖领土。但这时斟灌地盘上的主人,已不是“斟”姓之族,而是“己”“其”等族团了。

而“斟灌”“斟寻”的地名,也在少康中兴以后,从山东迁到河南。因为古代国族民人的迁徒,往往是连地名一块迁徒的。如楚都名“郢”,其多次的迁徒,无论到什么地方,其国都名“郢”从未改变。不但在上古,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郡县迁到南方,不少仍沿用旧名,或称之曰“侨治郡县”。同理,夏代创立初期,其在今山东的潍坊地区,有的还涉及到德州地区。这一切的一切,应是历史的实际。

夏代初期,经历了失国与复国的悲欢,但其后类似的事件则极少发生,主要因为复国之后把国都迁到了河南的偃师、巩县一带,远离东夷的主要活动地区,并继续对东夷进行征伐。《竹书纪年》曰:“后少康复位,方夷来宾。”少康之后的帝杼、帝杼子亦继续征东夷,《汲冢竹书》曰:“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

经过连续的征伐,待到帝发时,东夷就一时地臣服。在孙敬明看来,这应该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段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起初东夷在其故地“篡夏”,自然就出现民族的融合,而夏王朝迁到中原地区,继续用兵于东夷,此时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是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应该是中华文明进入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代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以及影响最深远的民族大融合。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以及民族融合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孙敬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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