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们是怎样练成的，洪公祠特训班，揭开军统特务训练的神秘面纱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三道高井洪公祠，原是《中国日报》驻地，“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就设在这里，“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借用的也是这个地方。 今天的南京市公安局也在此地。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

第一期于1932年3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既然是培养特务，总得有一个选拔的过程，不能扒拉脑袋就算一个。据军校五期生喻耀离回忆，学员们是通过“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选拔出来的。当时，正在接受培训的喻耀离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于某日到洪公祠报到，并特别警告他，此事不准告诉任何人。

喻耀离还以为是“提前分配工作”，特别高兴，美滋滋地赶到洪公祠。一看有30个人，都是军校同学，谁都不知道来干什么，又不敢互相打听，彼此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几天开学了，才知道是培养他们当特务。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陈恭澍，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张敬尧、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工作，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后来又跟“军统”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刘乙光，生于1898年，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毕业。

刘乙光只比陈恭澍高一期，岁数却比陈恭澍大了“一轮”之多，陈恭澍在五期生中属于岁数小的，因为他是初中毕业就考入了黄埔，入学的时候才15岁，比规定的入学年龄小了两岁多。而刘乙光则是师范出来进的黄埔，在四期生中属于最大的那一拨。

说起刘乙光，此人一辈子几乎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并一步步地晋升为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少将，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5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翁光辉，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徐志道，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丘尧勋，军校五期

唐焕文，军校六期

戚南谱，军校七期

杨 英，军校七期

徐远举，军校七期

王一士

郑兴周

另有13人，没有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惟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是当时的参谋本部二厅厅长申听禅，副主任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磐，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这个“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

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 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 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李士珍，1896年生，浙江宁海人，军校二期。

李士珍是国民党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历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去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出版过《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大家不要以为李士珍是光会埋头著书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熏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吗？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上课的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有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旧得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士珍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训练班的开学典礼，据喻耀离回忆，是在1932年4月1日。

按：1932年4月1日，实际上就是特务处成立的当天，以后多少年，“军统”都要在这一天举行“四一大会”以示纪念。自1946年以后，由于戴笠在当年3月17日飞机失事，遂改为“三一七大会”。 由于训练班已经于3月开班，实际上是补办开班仪式。“蒋校长”亲自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那个年代，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大家宣誓完后还要把每个人手中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一项极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据喻耀离回忆，蒋介石当时说：“特务人员，是个无名英雄，为国家民族的灵魂，做领袖的耳目。特务工作是一种非常的工作，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方可达成所负之任务。特务工作是一种终身职业，不得中途变更。”等等。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支的拆卸。

按：枪支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笔者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像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难事。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式”手枪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敲两下也够呛），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式”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跟AK47一样，只要打到要害处，肯定一枪毙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对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通讯。就是《潜伏》中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驾驶。包括卧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笠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醉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这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不清楚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主要有以下一些课程：

行动术。理论性内容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潜伏》中陆桥山那一行，情报是一切特务活动的基础，因此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介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官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会。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早年也加入过王亚樵的“斧头帮”，并且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笠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月笙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前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像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第一，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悟性和造化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特务队，后来当了队长。听着挺厉害，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按：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

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这回是真的该分配工作了。喻耀离被分配到河南，后又回了他的老家江西南昌，陈恭澍则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有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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