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近代图书馆事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图书馆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周期就有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机构——盟府。历代对图书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均给予极高的重视，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相当发达。但无论公藏私藏，均是重在收藏，处于名副其实的“藏书楼”阶段。作为普及文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启迪民智，培养人才的近代图书馆，则是晚清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向近代变迁过程中的产物。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坚船利炮开路，大规模打入中国，我国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危机由军事而政治而社会，直至文化本身。清醒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不如夷”的现实，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便在“师夷以制夷”方面思考、探索和奋斗。“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理论相继提出来，西方的技艺器物、格致之学，以致思想观念、政体制度等大量介绍进来，西方近代性质的图书馆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引进来的。
我国近代图书馆萌芽于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后期。
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一个旨在发展工业、建设国防，富国强兵的工业近代化运动。工业近代化运动推动了政治、文化的近代化进程，这一时期，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五口、香港和东南沿海地区开办了一批近代文化措施，如办中英文报纸，开译书馆，办洋学堂，开西医医院，建图书馆等。1847年创办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徐汇公学、徐家汇天文台、博物院以及徐汇师范等都有自己的图书馆。1849年上海英租界组织了专供西方侨民及少数中国纳费会员使用的“书会”，英人伟烈亚力1857年创立“上海文理学会”，内设有图书馆，专门收藏东方图书，香港博物院“藏西国书籍甚伙，许人入内翻阅。舆地之外，如人体、机器、无不有图，纤毫毕具。院中鸟兽虫鱼、草木花卉，神采生新，创造之妙，殆未曾有。”（王韬《漫游随录》，见《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
19世纪80年代以后，来华外国传教士先后撰著《德国学校论略》、《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宣传西国教育及图书馆。杨格非、李提摩太等人还在上海发表讲演，宣传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随着中外接触日益频繁，一些驻外使节和出洋游历的知识分子，在此期间也不断撰著游记、日记等介绍西方文化和近代图书馆。
第一位出洋游历的知识分子王韬，1883年著《漫游随录》，其中详细介绍了法国巴黎的图书馆和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1881年曾奉命出使德国的钦差大臣李凤苞也介绍了参观过的柏林书库。他们介绍了欧洲近代图书馆的特点，如：收藏视野开阔，不囿于宗教和国别、书库与阅览室分开，并有十分便利读者的阅览设备，每天接待数百人，图书任人检读，还有近代的防火建筑及庋藏方式等。尤其是近代欧洲不尚诗文、注重实学，以民族的教化为本，注重文化普及的价值观念，使他们感慨最深。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我国近代图书馆观念开始萌发，19世纪90年代洋务思想家郑观应首先撰文大力鼓吹建图书馆。“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此外，如法兰西，书楼共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澳大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馆，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储）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全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用有名之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郑观应：《盛世苞言增订续编》卷四“藏书”，转引自《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5页，中华书局，1982年）。
19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近代性质的图书馆已露端倪，它们首先产生于旧式教育的高等学府——书院当中。在近代，高等学校是国家文化学术重心所在，这大概是东西方近代图书馆不约而同地首先产生于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图书馆是广雅书院的藏书楼——冠冕楼。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创办广雅书院，第二任院长（1890～1894）朱一新是一位经世致用主义者，学术思想相当开阔，他亲自向学生讲解重学、化学、光学、气学等的作用、意义及有关译著。至光绪二十四年该校正式开设西学课程。在此种维新学术空气中，广雅书院冠冕楼被建设成有鲜明近代色彩的图书馆。首先，它的藏书内容已突破了传统观念，着眼于应用。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丛书外，当时流行的西政丛书，西学大成、西艺新知、泰西新史揽要、各国交涉公法等等汉译西书均有收藏。其次冠冕楼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设掌书生二人，专门管理藏书，同时又有便利读者的阅览规则及措施。院长朱一新还亲自编印藏书目录，发给院生人手一册，以便检目借阅。为方便院生夜间阅览，在院生住宿的斋院附近另设有小书楼，收有必读参考书。冠冕楼的藏书，有复本的也供院外士人借阅。
冠冕楼所藏西书，引起了师生对西学的研究兴趣，如院生蔡爰诹在院期间曾创“求地球半径差一法”，撰有“天算捷表”，朱一新过目后付梓。院生黎佩兰曾制作“天体仪”、“测量度板”、“倒立二景晷”等仪器。民国间任教北京高等师范、清华学校的著名教授汪鸾翔，在广雅期间对西方算学、物理、宗教、科学与迷信等方面都有较深思考。近代图书馆对于培养新型人材已有显著贡献。
在我国，大力呼唤并正式建立近代图书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使中国近代史发生了重要转折，“师夷”的内容从技艺器物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理智的中国人终于领悟了立国之本不在兵事而在政教。他们认为，“数十年来，红种黑种之人日少一日，惟白种人独盛。所以各种皆微而白种独盛者，由于强弱不同，实由于智愚迥异。……强以智，不以力，……保种必先开智，开智方能自强。”（《南学会会长皮锡瑞讲演》，见《湘报类纂》乙篇下，第13页）“今我不若人矣，可奈何？如耻之，莫如为学。学则智，智则强，愚则弱，弱者大国鄙我，小国犯我。”（寿富“知耻学会后叙”，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20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严复也强调“今吾国之最患者，……尤以瘉愚为最急”（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见《严复诗文选》，第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光绪末年，在资产阶级要求文化启蒙的时候，西方近代图书馆向大众开放，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培养人才的社会教育功能，受到维新思想家的重视。汪康年在1896年11月1日《时务报》上撰文指出：“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泰西之藏书楼，藏书至数十百万卷，备各国文字之书。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康有为于1895年上书光绪皇帝，“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并说三年之后，书藏遍设，报馆盛开，诸学明备，成才如麻，百废举而风俗成（《南海先生上书记》卷三，见《中国古代藏书及近代图书馆史料》）。梁启超在其主持的《时务报》上撰《变法通义》一文，一再强调建图书馆，普及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经常介绍欧美、日本等国的公共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的情况。罗振玉还撰文，建议由学部倡率，京师及各省城均建图书馆，收藏中西日文书籍，供民众阅览。
创办图书馆的社会舆论到戊戌时期达到高潮，近代性质的图书馆也在戊戌前后组创的各种学会中首先普及开来。
1895年7月，汪康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谋求自强之学为宗旨，发起组建“强学会”，开创了一所学会图书馆——琉璃厂书藏。 1897年以后组建的学会绝大多数设有图书馆，订有简单的阅览章程。它们大多是由会员捐款，购买中外经世有用之书，藏于公所，供会内同仁借阅。会外有志读书者，有的可以出资租书阅读，有的由保人介绍即可在会内阅览。有的学会藏书相当有特色，例如，上海地图公会收藏中外新旧地图甚为丰富，苏州的苏学会藏书分为六门：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农商学、格致学。至于训诂词章之学则有明文规定，一概不收。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藏书楼则于“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旁搜采购”，“并购天球、地球、视远、显微镜、测量艺学各新器，皆博揽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路。”（《知新报》第十八册，见《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04页）在上海颇有影响的农学会，翻译出版了一批“东西洋农报农书”，推广近代农业知识。长沙南学会藏书楼准人入会看书，以益寒士。
官办图书馆的大量涌现是清末近代图书馆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维新运动的直接产物。
甲午战争失败这一血的代价，换来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觉醒，维新派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朝野内外得到广泛认同，一些有眼光的朝廷大臣也提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根本上振兴民族的主张。
1896年吏部尚书孙家鼐在“奏办官书局章程”一文中，建议设藏书院，同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把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学这五个方面看成是“有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建议“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藏书楼”，调殿板、官书局所刻书以及同文馆、制造局译印之西书，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三，见《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1898年，在百日维新运动中，我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成立了。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由他主持修改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就有设图书馆的规定，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官办的第一所近代性质的大学图书馆。
官办图书馆的建立，随着光绪末年教育改革的进行而加速了步伐。光绪末年、民国初年所建高等学堂仿照京师大学堂章程，都陆续开设了图书馆。1898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体现了清政府对设立近代图书馆的倡议和指导，1910年清学部颁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除开办京师图书馆外，限各省图书馆“于宣统二年一律成立”，“各府、厅、州、县治应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这些政令的颁布促进了地方官办图书馆的成立。
最早是1898年12月成立的杭州藏书楼，后改名省立浙江藏书楼。1904年湖南省图书馆博物馆、湖北图书馆、浙江海宁州图书馆、福建图书馆成立。1906年有黑龙江省图书馆，1907年有奉天图书馆（即今沈阳市图书馆）、直隶图书馆，1908年有江南图书馆先后成立。
光绪末、宣统至民国二年（1908—1913）这六年间，一批省立图书馆相继成立，包括山东、山西、河南、吉林、云南、陕西、广东、广西、甘肃、贵州等。另有一些市立图书馆，如保定直隶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大批建成，如沪江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等，还有一些专门图书馆（如东三省陆海军图书馆、武进商会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上海工部局华童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涌现出来。
光绪末年，设新式学堂，开报馆、译印西书，奖励留学，国民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大进步，有志之士争相阅读时事新书新报，建图书馆已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这一时期，私人捐款捐书办图书馆，蔚为风气，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绍兴古越藏书楼，是近代第一家私人建立的著名公共藏书楼，1903年正式开放。楼主徐树兰是维新派人物，创建藏书楼的宗旨是“存古”与“开新”，收藏新学书籍达960种之多，“凡已译未译东西书籍，一律收藏”。
徐树兰首开我国私人建公共图书馆的风气，其后许多地方官绅纷纷效法。1901年安徽何熙年等约集地方绅士捐资，租赁民房18间，创建安徽省藏书楼。
1907年吉林省提学使吴鲁捐廉俸5000两银建图书馆。1908年直隶提学使卢靖捐5000两银，在保定建省城图书馆。卢靖曾任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半年，主张以西学、西法补中国教育之不足。他历官所至，以兴办新武学堂、建图书馆为务。早在光绪二十二年知丰润县时，就在丰润县书馆中附设了两所图书馆。在直隶、奉天提学使任内，又创三所省立图书馆。民国以后他捐资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私立木斋图书馆等。
广东近代著名藏书家梁鼎芬，是光绪末年积极提供建公共图书馆的人物之一，广雅书院的冠冕楼就是他主持创办的。此后他捐出“葵霜阁”部分私人藏书于1911年在广州开办“梁祠图书馆”，供当地学生使用，另一部分捐给镇江焦山书藏，供书院学生使用。宣统二年梁鼎芬在京师参观广东学堂后，发动亲友为学堂捐书两万多卷。梁鼎芬过世后，其子遵嘱将梁祠图书馆全部600余箱图书以及原藏于光绪陵园中的20余箱书，赠给了广东省图书馆。
颇具维新思想的张元济，光绪末年与陈昭常、张萌堂等人在北京开办了“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等科目，1897年创建了通艺学堂图书馆，这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图书馆”这一名称并订有章程的近代图书馆。1904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图书馆，就是民国初年最大的一所私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它以藏书之多和公开阅览而闻名全国。
19世纪末开创的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在我国图书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近代图书馆发展的状况，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变迁的一个侧面。
普及文化，提高全民的知识水平，这是近代社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一个共同需求。我国近代图书馆，就是在这种要求全民族普遍教化的文化觉醒中被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
晚清近代图书馆的功能有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单纯地典藏旧籍，而是把搜集和传播最新的知识作为重要任务。新建图书馆收集了十几家报馆翻译的东西文报纸；进步社团鼓吹革命的刊物；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译著，如《路索民约论》、《弥勒约翰自由原理》、《法兰西人权宣言》等；叙述欧美灭亡国家爱国志士谋求光复的民族革命小说；介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译著《美国独立史》、《俄国革命战史》等；介绍国际形势和外交斗争的《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东西洋将来之大势论》等等。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近代图书馆起到了普及新知识、宣传新思想的强有力的鼓动作用。
开放服务是近代图书馆的一大特点。近代图书馆一改旧式藏书楼书束高阁、深秘自珍的封闭状态，开放服务，热情欢迎读者阅读新书新报。强学会所藏“会中人视为拱璧”的一幅世界地图，“日出邀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梁启超《莅临北京报界欢迎会演说词》）广雅书院冠冕楼不仅供院生使用，同时也接待院外士人。古越藏书楼不需铺保，不要押金，只要申明愿遵守规则，提前申请，便可入楼阅览。书楼还免费供应茶水，备有庖丁，远道读者只要事先接洽，即可在书楼用膳，其为读者服务之热忱可见一斑。安徽省藏书楼虽是本省乡绅个人集资所办，但也同样接待外省籍读者。苏学会藏书楼更为开放，每次可携出2本图书，馆外阅览，5日内交还。
近代图书馆在经营思想上与中世纪图书馆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它要最大限度地缩小人与图书的距离。科学的分类和编目方法，使读者尽可能方便地了解馆藏、使用馆藏，是缩小人与图书距离的重要手段，我国近代图书馆学者在这些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光绪末至宣统年间，在分类方法上有了成功的突破。古越藏书楼分学部、政部两大类，天津直隶省图书馆创立了十二大类分类法。1909年孙毓将欧美通行的分类目次稍加变动，提出了二十部分类法。编目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才取得显著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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