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城:独石口
康熙大帝三次北征平叛的胜利,结束了明代以来200多年北部边疆的战乱,独石口这个边塞重镇有了一个休养生息与发展工商业的良好环境。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为适应商贸发展之需要,在独石口设立了税局,由知县派遣干员专司税务,设巡役2人,稽查漏税,由独石县丞监收。雍正之后,又开始招民开垦蒙古草原(今坝上地区)。边门渐渐启开,吸引了众多商贾,云集此地。独石口遂成为南北经济交流的桥梁,商贸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
到光绪初年,经独石口集散的货物有杂货、麻纸、棉线、口袋、褡裢、靴鞋、纸张、绸缎、瓷器、铁锅、蘑菇、木桶、骡马、牛驼、猪、羊、皮张、毡块、纺车、香橼等。至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独石口有烧锅4家,当铺2家。为适应猛增的粮食和牲畜交易的需要,出现了斗行和牙行。
民国以后,独石口商业发展势头仍然很猛。独石口城的胡梅村等富人以及平定脑包(独石县辖地,今沽源平定堡镇)的首户白玉山、南文明等,除了在坝上所设的许多“地坊子”经营大片土地,将粮食运到独石口或张家口出售以外,还专门经营牲口,用内地的烧酒等货物到漠北(今蒙古)兑换牲口和大青盐,再运回独石口进行交易。胡梅村等大户,更以不断积累的资本投向怀来和北京等地。当时独石口城内南北、东西两条大街的两侧布满了数以百计的店铺门脸,市面熙熙攘攘,热闹非常。
《察哈尔省通志》载: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的时候,“赤城以独石口接近蒙疆,商业惟独石口较盛。出口货物曰棉布、器物、食品,入口货物日皮毛、牲畜、蒙盐。自清末口外荒地开辟,移民益多,农产物入口聚增,而口外需要棉布、器物等,出口亦夥,故当时本县各商业顿现兴隆,大商号如布庄、烧锅、钱铺、货栈等多至400家”。就烧锅一项而言,当时就有聚景元、景星元、元太成、同义公、巨成祥、万福同等12家。聚景元、景星元开设于清道光年间,东家是头堡子(今属水磨村)的吴建梅,除经营缸坊、醋坊和油坊、糖坊外,还从事粮食经营,既销售也加工。元太成,以烧酒为主,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酿酒厂,其原料收购、加工制曲、酿造成品、批零销售形成一条龙。
商业和饮食加工业的兴旺,拉动了木业、铁业、翻砂、制毡等手工业的发展。城内东南角的沙圆囵,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制造铁锅和农具的铸造厂。西门口的胡铁匠炉,直到解放初期,生意仍特别红火。当时有张毡匠、李铝匠、李木匠等许多远近闻名的手工艺人。李铝匠,代代相传。第九代传人李献堂,在民国初年,用祖传的绝技打制的酒锅,垄断了沽源、赤城造酒业工具市场。木匠刘贵,善雕刻,凡是高级建筑之木质装潢,非他莫属,沽源县石头城庙宇的木雕,即出自他手,至今仍完整留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独石口由繁荣渐渐走向衰落。其直接原因是军阀混战和土匪散兵的祸害,给独石口造成的灾难极为严重。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6月24日,垦务局委托南文明存在独石口协聚生商号的巨额口平银,被匪徒劫走13342两。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土匪包仲仁(外号荣三点),攻破独石口城,挨门抢、劫、杀、奸、掠,无恶不作,金银财宝、衣服、牲畜等被抢劫一空,商店物品荡然无存。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外号汤二虎)退到沽源、独石口一线,像饿狼一般欺压百姓。百姓的米面油盐被抢光,门窗、车辆被烧光,青苗、未收割的庄稼被牲畜吃光,衣物被拿光,老百姓说“汤军来,一扫光”。
山东土匪刘桂堂此时也窜至独石口一带。为阻止汤玉麟随方振武、吉鸿昌南下讨贼抗日,发生火并。汤刘两部在独石口、云州、赤城一带混战达三个月之久。刘桂堂给独石口造成的劫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不仅以战事为名,要百姓供应粮草,而且还变着法搜刮民财。他扬言要炸毁无影塔,挖取金锅(传说塔下有7口金锅,盖着北海眼)。百姓害怕,下跪3日,不答应,直到逼得各商号拿出一笔款子才了结。
独石口的商业,经“汤刘火并”的洗劫,陷于瘫痪境地。至三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复苏。独石口仍不失为商贸中心。至1946年,各商业店铺仍有140余家。
(选自贾全富著1999年版《古镇独石口》)
来源:赤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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