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曹妃故里》北伐时期李八廒的一桩旧案

北伐时期李八廒的一桩旧案

一、《益世报》的一则短讯

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为标志，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二次北伐从1928年初开始，到年底张学良通告全国，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时间短暂，却意义深远。包括偏处一隅的李八廒都置身其中，可见其影响力。

今天解剖这桩旧案，从微观的角度审视二次北伐，可能更具特色。这桩旧案的主人公是民国时期本地大名鼎鼎的“仁和堂”主人李殿杞兄弟。

在曹妃甸区域，时至今日，对李殿杞及其“仁和堂”，人们仍然津津乐道。1996年版《唐海县志》，在《人物传》里，单列“罪恶人物”一节，而且只收录了李殿杞一人：“李殿起，男，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李八廒村（现属第十农场）。 自幼游手好闲，年轻时为李八廒地主万福堂的帮凶。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水成灾，李殿起借机放高利贷，盘剥鱼肉当地百姓。并从外地廉价购入发霉小米，以霉米换土地，斗米亩地，发了一笔灾难财，开始发迹。李殿起积财为富后，巧取豪夺、为富不仁、横行乡里。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仰仗贪官污吏，在几十年内以‘跑马划圈、扬鞭为界’的手段，吞并当地贫苦农民的草泊、荒滩、坨地约数十万亩，方圆七十余里。并用其掠夺的财富，筑起13座宅院，共计300间房屋。每年役使长工300人、短工1000人，被当地群众称为‘南霸天’、‘海大王’。民国八年（1919年），与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以营建北大港为名，欲将4万亩土地卖给北洋军阀，后交涉未果。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24日，暴卒”。

这段文字，明显带有政治倾向，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难免会大打折扣。一百多年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没有文字记载，已经很难有人准确说清楚了。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张1929年8月26日的《益世报》，刊载了一篇有关李殿杞弟兄与北伐军发生交集情况的报道。这对我们了解李殿杞，无疑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材料。当事人记载当时事，尽管可能也带有一定的时代性，但至少是比较真实的。

《益世报》是民国时期一家隶属于天主教会的报纸，由比利时籍神父雷明远于 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注册创办，是与《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并称四大民国报纸之一，其地位和知名度仅次于《大公报》，在中国北方影响力甚至超过其他三家。报纸当时采编刊发的一些时讯，对今天来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益世报》以公正、公允、中立著称，对李殿杞与北伐军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也秉持这个原则，我们只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去观察。短讯的标题为“李殿桓惨死在铁蹄之下”，副标题为“兄弟三人一死两生”。全文内容如下：“丰润县李八厰（实为廒）村富户李殿棨（杞）、李殿栋、李殿桓，兄弟三人，以务农为业，因与地方赵书铭有隙，于春间被赵勾结当地驻军，将李氏父子兄弟押往旅部，其李殿杞、殿栋，则由村众数百人之请求，以三千一百五十元赎金被释。李殿桓则以土豪论罪，执行枪决，村人皆敢怒而不敢言。现在驻军已他调，赵亦被县党部开除党籍。李之家属，始敢向法院提起诉讼。高等法院检察处，已令地方法院检察处，向丰润县调取卷宗，不久自有昭雪之一日云（亚）。”李家弟兄四人，殿杞为长兄，老二殿栋，老三殿梃，老四殿桓。从短讯称，除老三殿梃以外，其他哥三个全部被抓到北伐军驻地的丰润县城。

从这则短讯的字里行间以及词语的使用上，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乃至报纸主审人员，并不全是客观记述，而是都带着一种情绪，我们不妨解读里边的几个名词。

1、“李殿桓惨死铁蹄下”。标题可谓鲜血淋漓、触目惊心，与现在的标题党好有一拼。“铁蹄”一词的意思是“铁制的蹄子”，比喻为“蹂躏百姓的残暴行为”，再加上一个“惨死”，其情景大有惨不忍睹之状了。这可以让读者，从这个血淋淋的画面里，想象出行凶者的强悍霸道和死者的软弱无助，自然而然会激发读者的憎恨之情和怜悯之感。使用这样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大概编写者的目的也在此吧。

2、“富户，以农为业”。《益世报》将李氏三兄弟的家庭出身定性为富户，职业为农民。之所以如此定性，应该是用心良苦。自古以来，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是经常受欺凌被压迫的对象。作为农民的李氏三兄弟被人欺负，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事情，最容易勾起人们的同情之心。

3、“地方赵书铭勾结驻军”。过去人们习惯上把地方官员简称为地方，说白了就是这个地方有势力的人。官员勾结当地驻军欺压农民，这也是最容易引起民愤的事情。

4、“村众数百人请求”。几百名民众同仇敌忾，齐心协力请求释放李氏兄弟，无论是受雇于人，还是纯粹出于自愿，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须知，李八廒本是一个灶户居民区，穷乡僻壤，当地百姓甭说见什么世面，就是认识字的人也不多。让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统一意志，共同向官府施压。要么是迫不得已，要么真的是正义的力量使他们坚定了不顾一切的信念，否则很难想象会搞出这么大动静。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得承认李氏兄弟的不同凡响。

5、“自有昭雪之一日”。冤情总要平凡，血案才有昭雪一说。既然《益世报》言之凿凿，李殿桓终有昭雪之日，那就是说已经掌握了十足的证据，李殿桓真的是惨死于某种淫威之下，否则昭雪从何说起呢？

八十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益世报》这样标称中立的报纸都带着观点参与其中，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益世报》传递的信息，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二、李家兄弟的身世

《益世报》将李氏兄弟的职业定性为以农为业，家庭成分为富户。《唐海县志》记载有失偏颇，2010年版《李八厫李氏家谱》相对比较客观：“李殿杞先后占有唐海境内的草泊、海滩等多达30万亩，方圆50里，并建起了3座宅院。每年役使长工100余人，短工近1000人。李殿杞成了百里闻名的富户。民国初年，‘仁和堂’经济实力达到鼎盛。”如此家产，不是一般的富户可比的了。又“李殿杞，清同治三年（1864年）出生于李八厫村，自幼家境贫寒，少年随父亲出海捕鱼，打短工为生，其父暴死于船上，无钱买棺葬之。”李家兄弟是如何由一个无钱葬父的穷光蛋，很快拥有那么多的土地，成为方圆百里闻名的富豪的呢？“后李殿杞到本村富户‘万福堂’去打工。并展露出头脑灵活、办事周全、善于应酬的能力，深受东家的信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殿杞以万福堂的名义，从黄米厫的大户人家，借贷银元400元，向社会放贷。随后，自己办起了门店，经营水产品、杂粮等，用赚取的银元购置了几十亩坨地。从此，李殿杞开始发迹。”后来有了自己的堂号，名“仁和堂”。

有了淘得第一桶金的经验，以后淘金的门路就驾轻就熟了。当地人口口相传，李殿杞发迹大概用了以下几个招数。一是放高利贷。光绪二十六年，当地又一次发生大水灾，粮食颗粒无收。百姓为了活命，只得向“仁和堂”求借俗称“驴打滚”高利贷。这种利率，叫“大加一”。简单说，就是月息一倍。这个月的利息不交，就是下月的本金了。一个月后，本金增加了一倍，就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利率，债主最后不得不用房子和土地抵债。这样，当地不少农民的土地就都到了“仁和堂”的名下；二是善于经营。落潮湾水域，是李八廒李姓族人的公产，后由李殿杞承包经营。由于管理有方，产出效益很高。李氏族人提出解除合同，由族人共同经营，遭到李殿杞反对，形成诉讼案件。结局是族人败诉，法院判决，落潮湾永归李殿杞经营；三是巧取，最典型的就是与东、西玉坨的草泊纠纷，最终，李殿桓也因此事而丧命。事情是这样的：在西玉坨村子西南面，有一大片草泊，原为东、西玉坨两个村子的祖传公产，李家兄弟很希望能得到它。恰巧，这个村子有两个人出面，以这两个村子代表的身份，与仁和堂签订了出售这块草泊的协议，该草泊即为李殿杞所有。东、西玉坨两个村子的村民得知后，当然不予承认，便形成诉讼。官司从县到州，一直打到省里的保定府。但由于李殿杞四弟李殿桓精通法律，手里又有买卖土地的契约，两个村子的官司屡打屡败，直至发生械斗，李殿杞家人用快抢打死两个村民。愤怒之下，两村百姓聚众到丰润县政府请愿，要求归还草泊，惩治杀人凶犯；四是圈占荒地。李八廒往南的广大区域，包括今天的四、五、七、十一农场全部，原为盐场所辖。灶户脱离盐产后，这些盐碱荒滩便成为无主之地。李殿杞头脑灵活，模仿清初满足贵族跑马行圈的做法，骑驴圈地。他前边牵着驴走，后边随从堆土为记，将大片荒地变成自己的家产。李家很多土地，都是这样得到的。五是意外之财。段祺瑞政府曾经有在此地建设北方大港的计划，并以每亩地一块大洋的价格，从李殿杞手里购买四万亩荒地，并先行付款，后因军阀混战，建港动议搁浅，李殿杞白得了四万大洋。这不仅在当时，即便今天，也是一笔巨款，使其发迹有了雄厚的资本。从以上几点看，《益世报》将李氏兄弟定性为以农为业的富户，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

三、驻军是哪支部队

《益世报》短讯里特别提到，李氏兄弟被“赵书铭勾结驻军，押往旅部”。这是哪支部队，是什么原因，要介入地方事务，而且一定要与李氏兄弟过不去呢？要知道，民国时期也号称是法治社会。从《益世报》的短讯中也可以看到，诸如“高等法院检察处，令地方法院检察处，调取丰润卷宗”等语。东、西玉坨两村百姓到丰润县政府请愿，要求归还草泊、惩治凶手，属于民事纠纷案子，与驻军有何干系？

理清这个问题，要从革命军二次北伐说起。驻防丰润县的部队，是北伐军的一部，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六军，该军前身是湘系唐生智所属湘军一部。1926年3月，唐生智起兵赶走了湖南省长赵恒惕，自任代理省长。同年4月，湘军其他各部起兵反唐，唐生智被迫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其所属一部编为第4师和教导师，隶属第8军。1927年2月，第4师和教导师被扩编为第36军。该军组成后，便奉命参加北伐。同年11月，该军被桂系改编。1928年5月，该军在桂系军队的编成内，参加对奉军的二次北伐，进军至冀东地区。驻防丰润的是第三十六军第一师，师长颜仁毅。颜仁毅（1892年—1952年）。又名正刚，号伯刚，字毅之， 衡州府（今湖南衡阳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科毕业。1928年9月8日（旧历七月二十五日），颜仁毅率部占领了丰润县城。

1929年1月20日，第三十六军被缩编成五十三师，颜仁毅被任命为157旅旅长，李氏三兄弟被北伐军拘押，就发生在该部缩编之后，所以《益世报》有“押到旅部”之说。该部虽然也是北伐军的一部分，但由于隶属关系，军饷须自己筹措。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与北伐军的构成有直接关系。所谓二次北伐，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因国民党自称这次战争是1926年北伐的继续，故有“二次北伐”之称。蒋介石把北伐各军编为四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湘军被编入桂系李宗仁所领导的第四集团军。湘系作为桂系的非嫡系，其军饷只能靠自己筹措。恰逢东、西玉坨村民与李殿杞发生草泊纠纷，这为颜仁毅部筹措军饷提供了极好机会。既可以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打击富豪，又可以借机筹措军饷，可谓一举两得。

同年3月，蒋桂发生矛盾，蒋介石又联合唐生智共同对付桂军，便命唐生智携巨款，到唐山动员其所属部队脱离桂系。唐生智以“湖南儿女回湖南”为口号，遂将部队调回，这就是《益世报》所说的“部队调走”之事。也就有了随后《益世报》的赵书铭“被国民党县党部开除党籍”的善后事宜。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不少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赵书铭也是其中之一。

四、是谁要了李殿桓的命

丰润北伐驻军拘押李氏兄弟，目的就是筹措军饷，只要钱并不想要他们的命。殿杞、殿栋哥两个“以三千一百五十元赎金被释”便是明证。但却有人一定要李殿桓的命，为什么会这样，要从李殿桓这个人说起。

李殿桓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年，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北洋法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政法学校，为今天津大学的前身。该校创立于光绪23年（公元1906年），经历了清王朝、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解放初停办。这个学校培养出大批法律、政治、经济、商学等方面的人才，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就是毕业于这所学校。

李殿桓毕业后，回到家乡，帮助哥哥李殿杞操办家业。有如此学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偏僻农村，可谓凤毛麟角，加之天生口才好，能言善辩，被当地人称为“铁嘴钢牙铜腮帮子”。依靠这种天赋，又有熟悉法律条文的优越条件，以及与各级官府建立起的关系，凡李家的官府，无往而不胜。特别是与当地东、西玉坨的诉讼，可谓典型。北伐军拘押李氏兄弟，共产党员赵书铭，认为这是除掉李殿桓的极好机会。借助被我中共地下党掌控的国民党丰润县党部力量，通过北伐军向县政府施压。

赵书铭（1909--1939年），滦南县东玉坨人，1926年在滦县省立师范学校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地下党曾派其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冬天，回到家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秋，东、西玉坨两村百姓在与仁和堂纠纷中，村民两死两伤。赵书铭以东、西玉坨代表的身份，带领两村村民到丰润县政府请愿，要求归还草泊，依法严惩李氏兄弟。这就是《益世报》所谓的李氏兄弟“与地方赵书铭有隙”。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积极配合。当时，在北方，国共两党合作局面尚未破坏。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丰润县党部主要负责人李荫轩等，取得北伐军的支持，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丰润县国民党革命指导委员会，李荫轩为指导委员会负责人。

同时成立了新的县政府、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天足会等组织。当时的国民党丰润县党部里，大多数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他们一面支持东、西玉坨农民的控诉，组织当地群众与东、西玉坨群众一起，到丰润县城请愿；一面利用国民党员合法身份，通过李荫轩、苏乐饶、李子修等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多次发动农民、学生，进城游行，要求严惩李殿桓。同时，在地下党组织的倡议下，召开丰润县驻军及各界人士参加的县政会议。对此北伐军驻军给予积极支持。

在这种形势下，北伐军任命的县长李宪（德滋）召开了县政会议。会上，李荫轩等人全面揭露了李氏四兄弟几十年来所作所为，要求各界主持正义，严惩李殿桓，以平民愤。县政会议当场议决：枪毙李殿桓，草泊如数归还给东、西玉坨农民。随后，李殿桓背插刑牌，被押赴丰润县西门外刑场，执行枪决。北伐军撤走后，李氏兄弟上诉到高等法院，赵书铭遂被国民党开出党籍。他也因这次活动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随即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其离开所在地滦县，到冀中继续从事秘密工作。1939年，在与日伪斗争中牺牲，年30岁。

Hash:ae8d199fe22e4563c11403a265aaf75a1c4906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