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为何常常混迹“烟馆财场”?

杨鹤龄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孙中山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四人并称“四大寇”。但是,史家较为忽略杨鹤龄在革命活动中的具体工作。深町英夫只指出:加入兴中会后“杨(按:指杨鹤龄)服务于《中国日报》至光复前,一直在港澳居住”。事实上“杨鹤龄退出了革命运动”。

“四大寇”

但是,根据杨鹤龄的儿子杨国铿的回忆,当时:我父则潜伏港澳,混入烟馆财场之中,秘密活动,宣传革命,在港澳做了大量调查,搜集情报的工作,与各方面取得紧密联系,特别是与兴中会台湾分会负责人杨心如取得密切联系。

杨鹤龄

如此看来,并非“杨鹤龄退出了革命运动”,而是在1895年至同盟会成立之前,他负责与台湾分会杨心如联系。他的儿子杨国铿称:他“是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但是他在同盟会并不活跃。

杨鹤龄不活跃于同盟会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时常出入“烟馆财场”,染上吸鸦片的恶习,令他没有健康的体魄从事革命运动。根据杨国铿的回忆,杨鹤龄自从参加兴中会以来,直到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他都一直有吸食鸦片的习惯。至孙中山死后,他才“却把过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从而使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逐渐变得肥胖起来”。

孙中山像

1919年5月16日杨鹤龄致孙中山信函:“自我公乙未举事(按:即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以来,此身思为公用,望之数十年矣”。从杨鹤龄因吸鸦片而“面黄骨瘦”的情况,可以解释他一直没有被委以重任的原因。孙中山在5月24日对此信的回复是,“此间现尚无事可办,故闭门著书,倘他日时局转机,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上述信件往来,一方面解释1919年杨鹤龄及孙中山在政治活动上的困境,同时也说明1895年至1919年,孙中山因杨鹤龄的不良生活习惯而没有重用他;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孙中山没有委任熟悉澳门的杨鹤龄来建立同盟会分会的原因。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八卷》,2015年版。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萧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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