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太原第五碑 | “忠”之文化，滥觞太原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研究过往史事，去疑解惑，索本求真，最有力的证据，当属史存实物，包括世存的和出土的。如果两者均无，便唯有从历史文献中寻觅和对文献进行研究了。有些史事，史载迥异，多说并存，非博采广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便无法知晓本真。就拿我国的忠文化来说，它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追索源头，极难遇到史存的实物，大多只能在繁浩的史料文献中找寻。前些年，不少专家学者，经过艰辛的研究探索，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忠文化诞生于“三代”时的商周。至于源出当时的什么地域、何许人物，尚无人阐述论求，不得而知。
忠文化源自商周说持忠文化自商周出的专家学者们，从我国最早的经典《尚书》中找出依据。他们千辛万苦寻章摘句，把佶屈聱牙的《尚书正义》中凡带有“忠”字的句子悉数录出，配以洋洋洒洒的论述，精精到到的释译，诉说忠文化产生于商初周始的原委。限于篇幅，不赘其论述，删去其释译，谨录所摘章句共飨：
1.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商书·仲虺之诰》）
2.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商书·伊训》）3.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商书·伊训》）4.焚炙忠良，郀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周书·泰誓上》）5.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周书·蔡仲之命》）6.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贤；服考王家，厥有成绩。（《周书·君牙》）
7.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大小之臣，咸怀忠良。（《周书·冏命》）
《尚书》是儒家经典中的至尊，《尚书正义》是《尚书》诸版中，最权威者，所摘7句，句句有忠，虽与夏代无涉，却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显证。如是，中国之忠文化，源出三代，发轫商周，当毋庸置疑了。然而，检索每句之出处，详读原文时，却发现，上摘7句，所出之“仲虺之诰、伊训、泰誓上、蔡仲之命、君牙、冏命”等6个篇章，均属伪《古文尚书》，无一例外。所谓伪《古文尚书》共25篇，早在清初康熙间，被时人誉为“汉学第一人”的阎若璩考实，乃魏晋间好事之徒冒作，欺世盗名千余载。如此定谳之伪作，岂能鱼目混珠，引为征用！出于慎重，又拜读《今文尚书》28篇，试图从中觅见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结果大失所望，整个28篇竟无一处，无一句，无一字，与忠有所牵涉。鉴此可知，忠文化之发源，当与《尚书》无关，所谓忠文化起始于商初周始之说，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不是《尚书》的疏忽，而是在它成文的时代，忠意识还没有萌生，更谈不到忠文化。史实证明，商始周初之社会，还不具备孳生忠文化的环境和条件。
生命谱写的忠文化首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与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水乳交融，与时俱进的。《尚书》中没有关于忠意识与忠文化的记载，稍后于其的《左传》《国语》有否？这两部典籍，是承载东周之初春秋之际的重要历史文献。为此，又用最笨也是最有用的办法，通读两书，查寻关于忠的蛛丝马迹。读录过半，情况急转直上，录出不少事关忠意识和忠文化的句段，忠文化的发轫时代、史事，在我脑际端倪初现。恰在这时，又得到一个绝好消息，有学者在研读《左传》《国语》时，对两书所载之忠，进行过统计：《左传》中“有忠70见”，实际有71见。其中晋国居首，“达21见”，实达22见。《国语》中“有忠50见”，其中《晋语》最丰，“达28见”。春秋之诸侯国小者不计，仅按“十二诸侯年表”，另加宗主国东周，共13国，仅为1/13的晋国，其“忠”之所占率竟达41%。端的是独占鳌头。历史向我们提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文化，包括初始的忠意识，最晚在东周之春秋早期，已经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广袤土地上滥觞，而最活跃、最繁荣、最集中的中心区域，就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便是汾河中游的太原和其西山养育出来的大戎狐氏之族的狐突、狐偃、狐毛父子。
█ 古交狐爷山，太原昊子拍摄
穿越时空隧道，让我们回到2737年前的春秋之初鲁隐公三年（前720）。是时，诸侯国卫国准备立卫桓公之子州吁为继承人，但遭到梗直重臣石碏的反对。石碏以当时道德准则“六逆”和“六顺”，衡量“骄、奢、淫、泆，所自邪也”的州吁。这“六逆”和“六顺”正是春秋初期的道德观念之写照：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兹（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唯独不见忠的影子，忠往往是对臣的要求，而这里倡导的却是“臣行”。不只没有忠文化，连忠意识的流动也丝毫不见。卫国是西周分封的最高等级“公”爵的诸侯国，近在周天子京畿之侧，但还没有一点忠意识的流动，更谈不上忠文化的生成了。
但是，与卫国桓公同时的二级诸侯国晋国，正是晋哀侯末年。这时的的晋国却忠意识盛行，请看《国语·晋语一》所载：
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前710年，曲沃武公以庶反嫡，以小宗犯大宗，杀晋哀侯，劝正作“困兽斗”的哀侯之臣栾共子归顺自己，并诱之以高官大权。而栾共子在生死存亡之际，不为利诱所惑，奉晋哀侯于一，最终战死。全篇没有一个忠字，而“事之如一”“报生以死”“故壹事之”，都是忠意识的流动，都在表述着忠的意思。可见2723年前的晋国，忠文化虽没诞生，但忠意识已广泛流溢。这种“事之如一”的忠意识流，只差一个忠字的出现，便可完成向忠文化的嬗变。这无疑是忠文化诞生的前夜。
█ 古交狐爷山，高山雪松拍摄
四年之后，在《左传·桓公六年（前706）》，忠字第一、二次出现，其定义是：“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只有忠诚的含意，且专指“忠于民”，还没有忠于君的一点意思。又过12年的《左传·庄公十年（前684）》，忠字第三次出现，“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也没有以下对上的“忠君”之意，而是庄公关心牢狱之事，要以“人情”善待未察清的疑犯。“忠之属也”是忠于职守，含有公平、公正的意思。又过了24年，忠字第四次出现，《左传·闵公二年（前660）》，“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此次忠字的出现，涉及到了狐突。狐突为什么“欲行”？羊舌大夫为什么说“不可”？这段史事出自晋献公十七年（前660），由于骊姬的长期蛊惑，献公决定废掉“大（太）子申生”。春秋之初，诸侯王要废王储太子，是举国大事，轻率不得。为出师有名，献公命申子伐东山臯落氏，且要求“尽敌而返”。命做为太子申生辅臣和老师的狐突，为其“御戎”驾驭战车。狐突明知献公的叵测之心，又知太子不识阴谋，进退维谷，欲行回避，而羊舌突大夫却说：不行。违君命是不孝，弃责任是不忠。可见在此时，忠与忠君还没有明涉，违君命是不孝，不是不忠，而放弃自己的责任才是不忠，忠于职守，才是忠的准则。忠意识正在向忠文化嬗变，和忠文化融和，这个合二而一的拐点，就发生在晋惠公崩、晋怀公立的那一年秋末。《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载：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这则史料，在论述忠文化的产生上，至关重要，译为今文，大略如下：公元前637年九月，惠公死，怀公即位，乃下诏命，不准追随流亡之人。并定下了“从亡人”的归期。逾期不归者，罪无赦。时狐突的儿子狐毛、狐偃，追随重耳流亡秦国，不遵怀公召回之命。是年冬，怀公拘捕了狐突，说：“召回你的儿子，立即赦免。”狐突回答：“儿子步入仕途，父亲有责任教之忠道。把名字写在简册上，委身于主人，如果再三心二意，那就是罪过。我的儿子们，追随重耳已经多年，如果召他们回来，是教他们做‘贰臣’。父亲教儿子心存二志，还怎么奉事国君？不滥用刑律，是明君之为，臣下之愿望。滥用刑律，逞一时之淫威，又有谁能无罪（意为‘欲加之罪’）？臣下听到你的命令了。”于是怀公杀掉了狐突。
狐突与怀公的这段对话，晓之以理，直率明了，道出了忠文化的最本质内涵“不二”，最核心精髓“唯一”，是早期忠文化最简朴、最精辟的诠释，是我国忠文化滥觞的标识。它就产生于春秋初期的晋国，它就发轫于太原大戎狐氏的代表人物狐突，及其子狐偃、狐毛。这是中国忠文化的启幕，是中国忠文化的源头。狐突，做为太原人的先贤，在中国忠文化的发展史上，镌刻时代，青史留名，为太原的历史文化遗产，增添了珍贵的一笔。
结语
忠，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现象，在春秋初期经过忠意识的潜滋暗长，终于衍演成波澜壮阔的忠文化。新生的忠文化，是从西周以来血缘关系为基底的传统道德观念最薄弱、宗法制度桎梏最衰微的地方打开缺口冲出来的。但是，偌大的西周王朝，偌多的诸侯国家，成千上万的英雄豪杰，何以忠文化偏偏初萌于晋土？何以由大戎狐氏之代表狐突父子来开启？追溯史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晋国在周初受封之时，由于封地在戎狄间，所以周天子给了叔虞特殊的立国之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没有强调像其它诸侯国，以《周礼》立国。由是晋国从开国之始，宗族、宗法的桎梏就少一点，淡一点，为后来晋国庶嫡之争埋下了“祸根”，为忠文化的滥觞埋下了伏笔。
其次，西周刚刚式微，晋穆侯尸骨未寒，晋国便出现了小宗作乱，“篡夺”嫡宗侯位的“殇叔自立”事件。这实际上是新生力量向宗主势力的挑战，向宗族制度的宣战。做为晋穆侯当然继承人的晋太子姬仇，眼见自己的侯位被叔叔非法抢去，却没有力量反抗殇叔之“逆施”，晋国的公族亦噤若寒蝉。可以想见当时晋国嫡宗力量的暗弱，宗法制度形同虚设。无奈之际的姬仇，只好阴集家奴，暗召亡命，用4年之久的时间，积蓄力量，暗杀殇叔，夺回侯位。把堂堂正正的“正义”之行，阴用鸡鸣狗盗的手段完成。由是可以看出晋国正是西周王朝宗族势力、宗法制度最薄弱之地，为忠文化后来的滥觞储备着引而待发的力量。
再次，东周之初，礼崩乐坏的晋国，曲沃小宗桓叔、庄伯、武公祖孙三代，与晋侯分庭抗礼，前赴后继，坚持67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晋侯争锋，以庶反嫡，终以“杀五君逐一君”之战果，灭掉晋侯，贿赂周天子，逆天行事，而成正果，并将晋国二等侯爵，擢升为一等公爵，史称晋武公。晋国这次小宗灭大宗，并被周天子正式封为公爵之侯，实际上已经宣布了东周王朝宗族制度的名存实亡。当是之时，齐桓公称霸，周天子徒有虚名。忠文化虽未诞生，忠意识已四溢晋土。
最末，献公继武公为晋国君，他从小濡染于公族倾轧，血亲互斗，视宗族制度如寇仇，深知国之危，在公族而不在私家。所以临君位后，公然铲除公族，灭桓庄之后，改变了晋国国与公族的关系，培植了晋国私家与士大夫力量。当时的晋国，国君和主要臣下，已无周以来大宗与小宗、嫡出与庶出的血缘关系，建立起崭新的封建领主式的君臣关系。忠文化在这种新鲜土壤上，将萌待出。献公的老岳丈、晋国公子申生的辅臣与老师——狐突，将做为忠文化的发轫者，呼之欲出。
大戎狐氏是久居太原西部边山的姬周遗支。有说为叔虞封唐后，入于戎狄的裔支；有说是周人本源自北方白狄，而大戎狐氏，乃白狄别支，当古公亶父率众南下西岐时，大戎狐氏乃遗留于故地的一支。但不论何说，都不悖狐氏出自姬周之说。狐氏之族虽长年繁衍于狄，久居古太原西山，但族群优秀，尤其是族群中佼佼者狐突太伯，及其养育出的狐偃、狐毛、狐姬等优秀子辈。晋献公所以能娶狐突之女狐姬为妃，亦非偶然，最少揭示出晋国公族与大戎狐氏的交往当非一日，而狐突一支绝非大戎狐氏中的泛泛之辈。狐突家族的实例，正好破除长期以来“戎狄必落后于华夏”的陋蔽之识。狐突所以能成为忠文化的发轫者，有其社会环境和个人修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晋国公族多内耗，公族各宗为扩大势力，使晋国私家实力渐入佳境；晋国松宽的民族融和，使大戎狐氏上层的狐突家族有条件与晋国上层姬氏公族结为政治联姻。随着女儿嫁于献公，狐突、狐偃、狐毛父子。离开故土进入晋国上层，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晋国公室的激烈内讧。性情梗介的狐突及深受其影响的偃、毛二子，在献公、骊姬、申生、夷吾、重耳的繁杂倾轧中，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沉稳，慎重地选择，始终如一地奉行，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朝秦暮楚。尤其是狐突，在最终毫无回旋余地的关头，当仁不让地讲出自己行为准则的肺腑之言，成就忠文化的滥觞，完成了历史交付的责任，书写下忠文化发轫的铿锵之言，为我们的太原，为太原的历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晋家争立衅谁开，霸业中衰未可回。诸子为君从患难，当时谋国总贤才。丹青遗像忠魂在，香火空山祀典来。自古英雄常死节，不须重起后人来。
——明·乔宇《狐突祠》
█ 清徐狐突庙
碑前链接：是先周之后？还是叔虞之后？
史学界对创建西周的周人之起源，说法不一，归而纳之，有“东来说”“西来说”“本地说”，以及后起的“北来说”。东来说，持周人源之于山西之“晋南”。西来说，以为周人源之于甘陇之“氐羌”。本地说，则坚称周人就起源于陕西之渭水流域，本不存在什么“西来”或“东来”。然而，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又增加了一种“周人源出白狄”之“北来说”。
所谓北来说，始出已故著名史家翘楚徐中舒先生。徐先生以专攻先秦史而饮誉域中，他在其代表之著《先秦史论稿》中，率先提出“周人出自白狄”之说。徐先生的“白狄说”，是在细研“东来说”“西来说”“本地说”的基础上，以先秦史料为基石，以终生学识为功本的研究成果。之后，沈长云先生循徐氏“白狄说”之思路和论说，“结合有关文献及考古资料”，进一步提出：“周人起源于我国北方”，即“周人北来说”（以上引言均出自《上古史探研·周人北来说》中华书局2002年）。其实，早在沈氏“北来说”之前，已有学者、专家更早地提出先周文化与太原“光社文化”密切相关。考古专家刘军社先生所著《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的关系》，便是以出土文物为据，把周人创建西周之前的“先周文化”与太原的“光社文化”联系在一起。刘氏在《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的关系》中是这样说的：
光社文化类型，是以太原北郊光社遗址发现而得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约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中期下限不晚于殷墟早期，即武丁前后；晚期约殷墟文化晚期。
光社文化陶器，尤其是光社类型的陶器与先周文化陶器有一些相似因素：（1）器类方面，均有鬲、罐、豆、簋、钵、盆，锁链文腰的甗。（2）饰文方面，均有绳纹、方格纹、方格乳钉纹、云雷纹及齿状花边等。（3）联裆锥足鬲、圆肩平顶罐等，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从陶器的比较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有过一定接触、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得到更确切的解释。据《史记·周本纪》等记载，古公亶父因受到戎狄压迫，才迁于岐下。我们虽不知道戎狄确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中与光社文化不无关系：众多学者认为，在光社文化分布区域内，有甲骨文中的方、土方、鬼方等，而这些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周秦时期的戎狄文化。
现已知，光社文化朱开沟类型的下限在殷墟二期，光社类型中期下限不晚于殷墟早期，即武丁前后。是时，光社文化的中心区，已经由太原转向陕东北、晋西黄河两岸。这一转移与武丁讨伐鬼方的战争有关。《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止。”《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武丁石器的甲骨卜辞亦见鬼方之名：甲3346“己酉卜内……鬼方易……五月。”乙6684“己酉卜宾贞，鬼方易，亡□？五月。”这说明光社文化，在殷墟武丁前后，迫于殷商压力，中心逐渐向晋西、关中转移，使先周人不得安身，古亶父被迫迁岐。同时先周人的抵抗，也遏制了光社文化向关中腹地深入。古本《竹书纪年》《后汉·西羌传》，都有关于先周王季时期，周族势力崛起，有“季氏遂伐西落鬼戎”（《西羌传》注），“武丁三十五年，周季王伐西落鬼戎”（同上），“太（文）丁之时，季历伐燕京戎，戎人大败周师”（同上），“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同上）的记载。陈家梦先生更认为：“周王季所伐之西落鬼戎，即西落鬼方之戎；所伐之余无之戎，即是鬼方一支；所伐之燕京之戎，当在太原一带。这些地方恰好都在光社文化区域。
综合刘军社先生所论，陈家梦先生首肯，以及徐中舒先生的“白狄说”，沈长云先生之“北方说”，再对照历史文献《国语·周语上》之“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戎狄间”；《史记·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国语·晋语四》“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等诸说，清清楚楚地告知我们，先周文化及周人自不窋以来，或源出于戎狄，或融于戎狄，或有一支自叔虞封唐始融于戎狄，都与久居古太原之白狄部族，包括鲜、肥、仇由、燕京戎、大戎狐氏等白狄各支系，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尤其是大戎狐氏，经史家考实：“狐氏出自旧族，与周同姓，姬太伯（狐突）居于戎，故以狐为氏。”（见《中国史研究·论春秋中山与晋国关系》）古老的太原盆地及汾河中上游的河谷、山地、台原，即后来所说的太原西山，应该就是先周文化与先周部族早先繁衍、生存的地方。而大戎狐氏，或原本就是周人族源，遗留故址的一支，或是没有追随古亶父迁岐，遗留于故地的周人后裔，或是自唐叔以来重奔戎狄间的姬姓之族，总之，都是生存在太原，繁衍于太原的周人支系。
做为姬姓狐氏之族——大戎狐氏，留名史册的仅有姬太伯狐突和其子女狐偃、狐毛、狐姬。自晋献公娶狐姬为妃后，他们重归于姬晋。至于狐氏究竟是太原何方人氏？史册勿勿，没有留下清晰的确载，只是笼统地反映其势力与活动区域在今吕梁山脉中段从介休、孝义到交城、古交城、清徐一带。唐朝人在《元和郡县图志》中确认狐氏地望在交城，其书《卷十三·太原府·交城县》载：“狐突山，在县西南（西北之误）五十里。”又载：“本汉晋阳县地，开皇十六年（536），分晋阳县置交城县。”我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太原府》亦载：“狐突山，（交城）县西北五十里，亦名狐突岭，有春秋晋大夫狐突及其子舅犯（狐偃）坟庙在焉。”说到狐氏祠庙，古太原府最多，交城县、古交城县、清源县、徐沟县、文水县、祁县、太原县、阳曲县等等，凡太原府属县，多有构建，少者一两座，多者三五座。唐之前古建尽圮不去追记，明清后所建稍晚不记，仅宋金元所建者便不下十余处。现存的清徐狐突祠，初建于宋宣和五年（1123），重修于元至元初，现为国保文物。可见，狐氏地望确在汉以来太原之晋阳，隋以来太原之交城，当是毋疑之事。现今，古时的狐突山，在传承中已称狐偃山、狐爷山，地属太原市古交，即交城县初创时的县治。这些遗存至今的狐氏坟茔、庙宇、祠堂等古代建筑，以及出自古人的条条缕缕的历史文献记载，都在向后人昭示：古之大戎狐氏之祖籍地望就在古太原。用时下的话说，出自古族姬姓的大戎狐氏，青史留名的狐氏父子狐突、狐偃，乃太原人也。（注：文中□处为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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