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遗存（二）

二、青铜

文化遗存

泉州地区单纯新石器时代遗存较少，更多的是新石器时代含青铜时代遗存的遗址，这样的遗存在本市分布非常普遍。一般分布于河流两岸的丘陵或山麓坡地，磨制石器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青铜器数量有限，主要是一些工具或兵器，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还伴有零星釉陶和原始瓷。泉州青铜文化典型代表有: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永春五里街附近诸山遗址，南安大盈遗址等。

(一)文化遗存

从这些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文化遗物有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

1.青铜器

泉州青铜器大多零星发现，最为集中的是南安大盈遗址。大盈俗称大盈寨山，位于南安县水头镇，山高海拔40米，东南面临小平原，西有九溪由北向东南注入内海。50年代省文物普查队曾在此发现石器、陶器，还发现了贝壳堆积。1974年，又发现了青铜器及玉器，经发掘共出土青铜兵器、工具20件。这是建国后福建出土青铜器最多，而且器形比较完整的一次。这批青铜器的出土在大盈寨山东南山坡，距地表约2米深的黄土层中，分布范围长2米，宽1米左右。根据器物排列情况，以及有器物的地方土质略松，色较褐红，与周围土质较硬的黄土有所区别，推测是一座墓葬。

20多件青铜器中有兵器戈、戚、矛、匕首，生产工具锛和乐器铃。

铜戈，5件，可分三式:

1、式:3件。大小不等，制作较粗糙，体微弧，援中有脊，长内，且内端皆内凹。保存较完整的1件，测得残长31.3，宽5.7，厚

0.45厘米。

2、式:1件，残。剖面呈菱形，两刃微收成锋，中有脊棱，有内。残长24.6，宽5.7，厚0.4厘米。

3、式:1件，锋部缺。援上下刃正反面均相异，援体近内处有二穿。残长20.1，宽4.1，厚0.4厘米。

铜戚2件，大小略同。正面有脊棱，三面刃，并有凸棱线。背面平，近穿处有网格纹。二方穿，内端内凹呈弧形。残长22.4，宽4.7厚0.5厘米。

铜矛1件，骹部残。一锋两刃、锋部细长前锋背面侧有凹槽二道，骹为直筒。残长22.7，宽3.2，骹厚0.2厘米。

铜匕首:2件，二式

Ⅰ式:残。制作粗糙，匕首身较宽，中起脊，扁茎，茎、身相交处有一穿孔。残长29.8，宽5.8，厚0.7厘米。

Ⅱ式:微残。中有脊棱，扁茎较短，有二孔，残长15.4，宽3.4

厚0.35厘米。

铜锛:2件，微残。长条形，有段，孤形凹刃。长15，宽4.7，厚

0.9厘米。

铜铃8件。可复原5件，大小渐次，上窄下宽，口略平。呈椭圆形，铃舌皆无存;顶有环钮，钮下均镂一孔，可分二式。

Ⅰ式:3件。大小不等，最大的一件残高6.1厘米，纹饰模糊，可辨弦纹，大方形纹，×形纹等。最小的一件，残高5.6，顶端横径2.8，口沿横径4.3，厚0.1厘米。

Ⅱ式:2件，旁皆有鋬。一件残高5.5厘米，两面饰有三角形纹，水波形纹等几何形纹样。鋬已断缺。另一件残高6厘米，口部保存完好，略近圆形，纹饰模糊，唯在顶端略见一云雷纹，鋬上印有人字形纹饰。

将大盈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类似的青铜器相比，可以发现:

(1)此批青铜器中，铜戈占有很大比例，铜戈均为直内戈。Ⅰ式戈内端呈凹弧形，Ⅱ式戈援上下刃正反面相异，这与中原直内戈稍有不同。中原直内戈主要流行于商代及西周时期。

(2)铜戚、匕首、带鋬的铜铃在中原地区一些遗存中有相似的器形出现。铜戚大体与二里头文化期的长条弧刃式戚较相近，匕首器形与陕西津西张家坡西周早期260岩墓出土的扁茎有两穿的七首完全相同。带鋬的铜铃在师二里头已有出土，在殷墟也有出土。但是，大盈出土的铜戚上的网状纹与铜铃表面的曲折纹、水波纹，这类纹饰与本地的印纹硬陶的纹饰风格相似，而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没有。

(3)铜矛，是一锋两刃，锋部细长的直筒尖状铜矛，造形独特，为中原所未见。

(4)铜锛与本省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有段石锛相似，有段石锛是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一个主要的文化特征。大盈的有段铜锛估计是由有段石锛演变而来，中原地区没有出现类似铜锛。

南安大盈的青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是，这些器物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也是很明显的，有少部分象铜铃、匕首等与中原青铜器形制很相近，有可能是从中原或邻省输入或是仿制的。

与大盈青铜器相类似的中原青铜器中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福建地区青铜器使用比中原来得迟，可以推测，大盈青铜器的年代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在这批青铜文物的地表上，1956年，省文物普查队曾发现了石器、陶器、有石锛、敲击器、陶纺轮，釉陶、泥陶，夹砂陶和印纹陶片，纹饰有方格、棱纹、叶脉、席纹和弦纹等。在福建发掘的有青铜器出土的遗址大多数都有印纹硬陶、釉陶、原始瓷伴出。比如，福建东张上层遗址。闽侯溪头上层遗址，政和铁山蚌山遗址，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年代都比较清楚，大致在西周时期，因此，大盈铜器的年代应该在西周，最晚不过春秋。

与南安大盈类似的青铜器在泉州其它地区也有出土。南安地区有丰州狮子山出土3件青铜器残片，寨仔山莲塘乡各出土铜锛1件，睏口山出土残凿1件。泉州鲤城北峰乡埔任村出土铜锛1件。

南安莲塘乡出土的铜锛与泉州北峰出土的铜锛形制相同，凹形銎，上宽下窄，背面拱起，刃部圆弧，类似的铜锛在云霄尖子山遗址中有出土。云霄尖子山年代下限不晚于西周时期。可以说明在西周时期，泉州地区已经普遍使用这种青铜工具。

2. 陶器

发掘出的泉州地区青铜文化遗物中以印纹硬陶为主要特征的陶器数量最多，其中较为典型的遗存有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和永春桃溪畔五里街众小山遗迹。

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在南安丰州社坛村，脊依葵山，面临晋江。1957年春，福建省文管会考古队在狮子山下发掘六朝至唐的墓葬群时，在山上发现了石器和各种印纹陶片，1960年，泉州市文管会在狮子山进行发掘，计开探沟(方)9个，发掘面积100平方米，获得不少石器、陶器和陶片，并揭露出当时人们的居住遗迹。

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是在离永春县城六公里的五里街周围附近的小山上，南北相距约3公里，东西略同，晋江的一条支流桃溪从这里穿过。1956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在林惠祥教授的带领下在此调查发现的。

南安丰州狮子山出土的陶器可辨器形有盆、盘、豆、钵、罐、壶、瓮、和鼎等。按陶质可分为夹砂陶、印纹硬陶、粗泥陶、彩陶和釉陶五种，其中以夹砂陶最多，硬陶次之，彩陶和釉陶最少，纹饰有席纹、方格纹、条纹、叶脉纹、绳纹、曲折纹等夹砂陶，有灰、红两种颜色，器表涂有陶衣并饰有席纹、回纹、方格纹和绳纹等。火候不高，质松，多手制，个别用范制，器形有罐、南瓦、瓮和鼎等。

印纹硬陶，纹饰有席纹、方格纹、曲折纹等。火候极高，胎质密而硬，多用手制或范制，口部大都用轮制，器形有罐、盘、钵和豆等。粗泥陶，表面常施有橙红色陶衣，大都为素面无纹，器壁较薄，火侯不高，质地粗松，器形有罐、盘等。

彩陶，夹有细砂或未羼砂，表面橙红色，上加彩绘，纹饰全为直线组成的方格纹图案，火候低，质较松，器形有瓮、罐等。

釉陶，火候极高，胎质坚硬，大多为轮制，器形有盘、钵、罐、豆等。豆可分为盘形、钵形豆两类。

除了上述的陶片外，还发现了一些器形较小的完整陶器:

陶纺轮6件。大部分为夹砂陶质，亦有细泥质。断面呈菱形、园形、梯形和三角形等。

陶网坠2件。均夹砂陶质。一件为橄榄形，表面灰黑色，中穿一园孔，另一件呈园柱状。

陶拍8件。较完整的一件呈长方形，拍面纹饰有方格纹、条纹和叶脉纹三种。

陶球1件。橙红砂陶，直径2.5厘米。

圆陶片5件。利用砂陶，硬陶残片加工磨制，呈扁园状。

陶环3件。橙红砂陶，手制，制作不甚精细，横断面作扁园形或园形。

柱状陶器2件。夹砂陶质，手制，直径5厘米。

永春五里街发现的一批陶片，其中补接成形复原的有5件:

印纹大陶瓮1件，这是在九兜山发现的。高51.5厘米，腰最广处46.5厘米，口13.5厘米，底18.5厘米。中口，短直颈，颇似子口，溜肩，深腹外鼓，下腹徐内收为平底陶质中等硬，灰紫色，无釉，表面满印小方格纹。瓮壁厚薄不均，6至12毫米，表面凹凸不平，里面有手捏和旋刮状，全形略歪，陶器里面壁上多处印有明显的粟粒痕和稻蒿痕，形状极为明显。这些粟粒稻蒿和现在的作物很相像，可以证明当时已能种稻。

单鋬圆底小壶2件。陶质松，黄灰色表面有筐篮纹，侈口，高领，鼓腹，大圜底，宽带状单鋬(即手提处)上端接于口沿，下端附于腹中部偏上，一件上端贴塑二个对称的小螺旋饰。这种陶器在光泽县也有发现。

有鋬大杯1件。高8.4厘米，口最广处11厘米，底6.2厘米敞口斜直腹，下附圜足，口旁有一个鋬，鋬上有二个小螺旋堆花整个看起来象现在的有耳杯。全体无印花只在鋬上有手划的斜方格纹，色灰无釉。

直筒形有耳小罐1件。高9.7厘米，广8.4厘米，直口束颈，折肩，直筒形腹，大平底，色灰，质很松，表面有残余的釉点，折肩处饰锥刺纹一周，腹部饰拍印篮纹。

其他陶制物:

陶纺缍8个。最大的广3.4厘米，厚2.2厘米，最小的广2.2厘米，厚0.7厘米，有二种，一种如算盘珠形有4个，又一种如算盘珠的横剖面一半，也有4个。中央都有一孔，陶质不硬。

陶网坠17个。最大的长4.8，粗2厘米，最小的长3，粗1厘米。形如小圆管，有纵贯的孔，应是系在鱼网上的坠子。

陶印模6个。已破缺，但可确断是印花纹用的印子。3个是扁方形的，最大的长9.9，阔5.2，厚3.2厘米。1个是圆印子形的，径6.5厘米，花纹有方格纹、斜线纹、草之字纹等。

这些陶器和其他千余片有纹饰的陶片花纹的种类有方格纹、方格包直线相错纹、菱形包直线相错纹、筐篮纹、直线纹、蕉叶纹、雷纹、草之字纹、曲尺纹、长方格纹、二长纵线夹短横线纹。其中方格纹数量最多，约占全数的十分之四，方格包直线相错纹，约占十分之二。陶片的质料多属中等硬度，指甲不易刮刻，但竹木是可以刮刻的。颜色多数属灰黄色或灰紫色，前者较松，后者较硬。有少数黄色的，质极松。

另外还有一些原始瓷片，数量很少，在一千数百片中只有64片，上面都有花纹，其花纹不是用印模印成的，而是用尖物刻划成的，即刻纹，花纹有直线纹、刻划的方格纹、锥刺成列的小点、凸起的直线旁加小点、半月形纹、蕉叶纹、叠直线山字线、戮印圆圈纹、同心双圆圈纹、小圆圈列成山形纹、半月形排成山形纹、小圆点堆花纹等。有一、二片除了刻印之外也有印成的方格纹。刻花陶片硬度中等至硬，色比印纹的浅些，多属黄色。片上刻纹之内常见残留的釉点。这种陶片在质料、花纹、有釉诸点上和一般的印陶是不同的。

这些残片，有的厚薄不匀，似有手工制作、慢轮修整下的手捏痕迹和旋转刮削面。原始瓷器皆为轮制。

此外在其它地区也有零星或成组出土的陶器。

惠安县音楼山遗址。共采集各种陶片100多件，残陶拍1件，可辩陶器形制有罐、壶、钵、釜等，陶质有红、灰，黑色夹砂陶和黑灰色泥质陶，以几何印纹陶为主，陶器大多轮制，纹饰有篮纹、绳纹、席纹、剔点纹、蕉叶纹等。

南安石狮寺山遗址。1961年发现，有硬陶、泥陶、夹砂陶片、釉陶，器形有釜、罐、簋等，纹饰有圆点、圆圈方格纹、编织纹，绳纹和席纹等。

永春鳌山遗址。1977年文物普查时采到夹砂红陶，夹砂黑陶，泥质红陶，印纹硬陶和釉陶等碎片62件，大釉陶罐2件。

3.石器

泉州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仍较多，器形也复杂多样。同样是在南安丰州狮子山与永春五里街发掘出的石器最具有代表性。

南安丰州的狮子山获得的石器共29件，属生产工具的有石锛、石斧、石刀、石纺轮四种。

石锛8件可分二式。一式6件，平面呈长方形，横断面为梯形，

二式2件一面磨平，另一面隆起。石斧3件。石刀，1件，体扁薄，刃部双面磨成。石纺轮1件，体扁圆，断面作长方形，直径2.9厘米，孔0.6厘米。属兵器有戈2件。属装饰品的有石环，4件，断面呈锥形，长方形和圆形等。石笄1件，断面呈圆形。其它器形有盘状器1件，体扁圆打制，敲砸器2件，柱状石器1件，断面为梯形，石圭，1件，体扁薄。这些石器大多磨制精细。有的还是通体精磨。

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在五里街附近采集得石器59件，在蓬壶采集得23件，共82件，其中生产式具有:

石锛:共33件，常型石锛8件，石锛破块20件，都是常型石锛的残块。巨大石锛3件，半磨或打制未磨。石英制石锛1件，形如石锛，但刃未完成，打制石器，未磨大约因太硬不能磨。有段石锛1件，其背部隆起成横脊，这种有段石锛在惠安，南安及福建其它地区都有发现，这是中国东南区的特殊石器之一。

石斧，10件，石斧破块2件，三角形石斧2件，顶小刃大，形略如斧，但一面略圆凸，一面平坦。粗制未磨大石斧4件。粗制有肩石斧2件，一件上端两旁有故意敲凿痕，致成为两肩状，刃已钝缺，形极似有肩石斧，但不工整，另一件上部两旁也敲去一小缺成肩形，刃部也钝。有肩石斧在海南岛和台湾最多，在广东、浙江也有发现，这种石器也是中国东南区的特殊石器之一。

长石凿1件，长17.2，阔2.4，厚3.4厘米，刃缺。

大石坠子，是一块石头中腰成一道凹处，是人工制成，似是系在网上的坠子。

兵器有:

石锛，破块8件，最长4.8厘米，最短有2厘米。

石戈，1件，为三尖石戈残段，制工颇为精细，两面磨得很平均，两边对称。缺根部二段，尖端两旁多生二个小尖端，故称为三尖。

石匕首:1件，长17厘米，阔4.8厘米，中脊厚2.4厘米，形细长，一端尖，二边薄，一面有纵贯的中脊，一面平坦。

装饰品有石瑗残段6件。最大的长4.2厘米，最小的长1.5厘米，制工很精致。

永春石器的制工除了极少数外，多数不精致，因此在鉴别上有时发生困难。

除了以上两处以外，1958年福建省文管会在南安丰州柯厝山采集到石器24件，其中石锛22件，制法有通体磨光和打琢后稍加修磨两种。石环2件，磨制甚精细。

德化县美湖后坪山遗址，在1974年采集到石锛1件，锋刃明显，磨痕清楚。石斧1件，斧头厚重，锋刃半月形，磨制精致，有绑斧柄的痕迹。石矛1件，边刃锋利，矛头破损2公分，尾柄钝圆，系安长木柄所用，还有数十件打击加工痕迹程度不同的石头，多数较粗糙，少数小巧精致。

1985年在南安水头赤垢山发现12件分三层叠压，大小依次排列有序的成套石锛。

4.玉器

泉州青铜时代玉器发现的不多。1974年，于南安大盈出土5件，与青铜器伴出。玉戈1件。锋及援部残缺，双面刃，中部有脊棱，内有一穿，援内间一侧无界线，一侧稍有界线，援后部近内处也有一穿，磨制精致，色呈淡青，微瑕。残长13.7，宽5.1，厚0.6厘米。璜4件。复原3件，大小相等，精工制作。皆呈扇面形，两端在对称的部位上各穿一孔，以供系挂。外沿略薄，淡青色，带有黑瑕，经复原测定，外弧长7.8，内侧弦长1.5，厚0.15厘米。

另外在南安县水头镇文斗村的刺尾山遗址处，当地群众反映在60年代几次开荒造田中都见有大量成堆磨制石器及玉器，可惜没有保存。

其它类型的遗物，如纺织品、骨器、蚌器到目前为止均无现。

泉州地区青铜时代的遗迹较少，墓葬方面仅在南安大盈寨山东南山坡，距地表约2米深的黄土层中，于一个长2米，宽1米左右的长方形范围内清理出铜器20多件，根据器物排列情况，以及有器物的地方的土质略松，色较褐红，与周围土质较硬的黄土有所区别，推测是一座墓建筑遗迹仅在南安丰州狮子山有发现。在探沟1、2、4中，发现两道用石块砌筑的并列的建筑遗存，外边的一道长7.8米，从东北转向西南作弧状，石块宽0.1～0.5米。里边的一道长0.65米，从北向西南作弧状的转弯，石块宽0.1～0.15米。这里地面平坦，北面和西面都有岩石，特别是在西边的岩石甚为巨大，竖立如墙。推测当时的人利用西面和北面的岩石为墙。这一地可能为房屋的残址。

同时在此遗址中还发现了两个灰坑。1个呈园形，发现于探沟3～5第二层。坑口用石块叠筑，口径0.75～1，底径0.42，深1米。坑的西南略倾斜，坑内堆积有陶片、青铜器、炭迹和火烧土等。灰坑2呈园形，口部作葫芦状，坑口出现于探沟5和探沟2的第二层，口径0.55～0.8，底径0.5，深0.7米。内部绝大部分是松灰土，杂有炭屑和少量的陶片。

(二) 泉州青铜文化年代

从以上考古资料来看，泉州青铜文化时期青铜器除了在大盈寨墓葬中出土的一批较为集中的铜器外，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稀少。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石器又以农业生产工具石锛居多，此外还有石斧、石戈、石圭、石环等。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几乎遍布全市各县市区。陶器以狮子山出土的器形较多，可辨器形有盆、盘、豆、钵、罐、南瓦、盆等，器表装饰在夹砂陶、粗泥质陶、印硬陶的各种器物上涂饰陶衣，并饰有席纹、回纹、方格纹、曲折纹、绳纹，出土的彩陶瓮、罐等一般在橙红色陶衣上加彩绘，纹饰为直线组成的方格纹图案，其风格与阑侯庄边山上层的彩绘硬陶相似。永春发现的侈口高领鼓腹大圜底宽带状单鋬壶，有敞口斜直腹圈足宽带状单鋬杯等，其造型特点与装饰风格与闽侯黄土仑、福清东张同类遗物有某些相近之处。但是狮子山与五里街遗址又伴出原始瓷器，狮子山还有青铜器残片出现。所以，以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和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为代表的泉州地区青铜文化应比闽江下游的庄边山上层文化、黄土仑文化略晚，“据此我们推测狮子山类型距今年代当在3500至2700年之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泉州最迟不晚于春秋进入青铜时代。

据《周礼·夏官司马》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郑玄注释，说闽为蛮之别种，而七乃周所臣服之数也。由此可知，商周时活跃于福建地区的古人就是“七闽”，泉州在福建东南，其居民自然也同别处一样，同为“七闽”。

(三) 泉州青铜文化特征及其社会性质

泉州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

1.遗存一般分布在河流两岸河谷盆地中低矮的小山丘或台地上。比如，大盈遗址青铜器出土于大盈寨山东面山坡，大盈寨山的西南有九溪自北向东南注入内海。晋江上游流域，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分布在桃溪及其小支流两岸的小山之间，这些小山海拔不过50—60米，晋江流域下游丰州地区发现的溪口、狮子山、柯晋山遗址也都是分布在晋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小山丘上。

2.泉州地区商周时期生产工具、兵器以石器为主。考古发现大量石器中具以小型石数量最多，还有石斧、石刀，其中有肩石斧最富地方特色，手工加工工具、石斧、石锛、石凿、石纺轮、陶纺轮、石制敲砸器等，渔猎工具石网坠。兵器有石镞，石矛、石戈、石匕首、玉戈等，其中五里衡出土的三尖石戈形制特别。骨器、蚌器目前还未发现。

3.陶器是主要生活用具。泉州青铜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器居多，还有不少夹砂陶、泥陶，而且往往与石器、少量釉陶伴出，个别的还与青铜器共存。陶器主要器形有釜、罐、壶、杯、钵、南瓦、鼎、豆等，制作多为手制，部分轮制或模制，原始瓷为轮制。纹饰复杂多样，拍印纹样有方格纹、曲折纹、叶脉纹、回字纹、绳纹等。原始瓷器的装饰主要是刻划纹。泉州地区商周时期的几何印纹硬陶与台湾各地福建其它地区及中国东南沿海的青铜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在制作、纹饰、造型特点上有不少相近相似之处，说明泉州商周时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就已相当密切。

4.此期泉州的农业生产已有较大发展。五里街遗址出土的印纹陶大瓮，瓮内壁上多处印有明显的粟粒痕和稻蒿痕。还有狮子山遗址探沟6第二层发现的灰层，其断面可以看到稻草壳的痕迹。可以证明，当时有种植水稻。从陶器的形制，容量增大，以及壶、杯等盛酒器皿的出现，可以推测当时农业生产发展，已有剩余粮食出现，可以用来酿酒。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青铜工具也开始用于农业生产，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标志之一。

5.商周时期泉州已具有冶铸青铜的能力。青铜器物造型、器表装饰纹样有很明显的地方特色。如，大盈出土的有段铜锛、铜戚、

I式戈、Ⅲ式戈以及一锋两刃直筒尖状铜矛等形制特别。还有铜戚内端的网状纹饰，铜铃上的刻划曲折纹和云雷纹都与本地所见印纹硬陶器上的纹样雷同，这些有别于中原青铜器文化的铜器类型从铜器形态学上考察，反映出已具有一定的铸铜技术水平。但是大盈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武器，其次是工具，数量少，器类少，没有发现青铜礼器。其它地区只有零星青铜器或残片出土，而且与大量的石器、陶器共出，这些反映了当时青铜器不发达。

6.泉州青铜文化遗迹发现不多，只有狮子山发现的用石块砌筑的建筑遗存，其居住地面有经烧烤。墓葬也仅有大盈寨山一处。泉州青铜文化的发展水平与福建其它地区相当，但是与中原内地及邻省相比，是较为低下的。从上述出土青铜器资料看，尽管部分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总的看来，这些遗物数量少，器类少，铸造大多不甚精良，没有出现象中原地区那样大型精致的青铜器，所以此期泉州青铜器的制造水平还较低。而且大盈的铜器除少数乐器外，大多是兵器和生产工具，没有发现象中原常见的贵重生活用器和青铜礼器，因此与青铜礼器相适应的商周“仪礼制度”当然不可能出现。除了大盈外其余地区只发现了零星青铜器及残片，而且往往与大量的石工具、石兵器共存。石工具主要有石锛、石斧、石刀、石纺轮、石网坠等，石兵器有戈、矛、镞、匕首、戚等。说明石器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青铜器还远远未能取代石器。

林惠祥先生在研究闽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后认为:“福建的初有铜器应是从华北传下来，其时间应在殷未周初(三千年前)……但这是说初有铜器，而进入石铜并用时代，但其石器一定还是大量使用。经过一段相当时间方能进到完全使用铜器的时代。福建的进入铜器时代，应当是在何时呢?我想最早应当是春秋之末，即约在2500年前或迟至战国之末，即2200年前。在闽北交通较便的早些，闽西南交通不便的地方迟些。”泉州不是僻远的地方，可以推测至少在战国早期时，还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的范畴，还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

Hash:451f5ebfa0ee62b4d0117f59f67984c945d7e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