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崞阳古城”之二：明清时期修城的通俗介绍
作者：原平故事
确切地说，崞阳古城地面以上的部分，包括城墙、城门、城楼都是元以后明清两代重建或是重修过的，距今比较近的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地面以下的部分，主要是城基，至少有三座不同时期的“墙根”，部分叠压在一起，所以古城又有“城上城”、“城摞城”、“城旁城”、“城下还有城”几种说法，其中距今时间最长的，则应该属西晋永嘉年那一座了，距今近一千七百年了。
明初的崞县，城池颓废，人口稀少，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明廷一边为因战乱造成的赤地、空村移民，一边整治社会秩序，而修造城池，防御蒙古军事贵族的袭扰依然是大事一件。洪武八年（1375），知县刘伯完身负维修城池重任，开始大兴土木。因元末察罕知院新筑了西城墙，刘伯完就其西城墙作为新修城池的东墙，将城池整体向西挪移了数百米，解决了滹沱河水暴涨后河滩潮湿淫浸城墙的问题。到了明正统十四年，古城再次变得衰朽不堪，时任崞县知县的河南中牟举人武桓又兴修城事。
这一次大修的规模现在已不能猜测，但成效非凡是可信的。整个城池周四里一十三步，高二丈五尺。这一宝贵的数据见于明嘉靖版《崞县志》。
明嘉靖四十四年，知县尹际可见护城河淤积至仅丈许深，便动用民工清淤，使隍深达到二丈五尺。尹县令为此叹曰：“易有之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筑城凿池乃设险之大端也。崞城颇峻，足以御寇，而附城之郭，卑陋殊甚，思患豫防窃惧，有唇亡齿寒之势，第疮痍之民未易重困，其将若之何哉？”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崞阳古城再一次经历大规模修城的高潮。
这一年，山西巡抚魏允贞视察崞县，在古城内一呆数天。他把古城内外的景致看了一遍，发了一大通感慨，最后给知县袁应春下了一道修城的命令。
袁应春，字元卿，别号太宇，陕西凤翔人，刚从灵石调来崞县。这位万历己卯科举人，出身关西望族，有琴鹤之风。对于修筑古城，他自感责无旁贷，便毅然挑起重担。魏允贞号令由振武卫经历吕子才、县丞崔穗负责建筑材料，由原任佐击时尔学、典史赵梦麟负责施工，并请太原周守诗、代州周守逵负责工程监理。为使工程能够顺利进展，魏允贞特拨公帑八千金。整整一个夏季，崞县城处于热火朝天的修筑中。八月底工程告竣，魏允贞专门请礼部尚书冯琦撰写了《崞县修城记》勒石以记。
这次修筑规模，旧志有载：“周围一千一百丈，高三丈六尺。雉堞七百有四十，高六尺。连女墙高四丈二尺，厚三丈八尺。敌台二十一座，池深三丈，周围俱筑捍水堤。门四，东曰临沱，西曰保和，南曰景明，北曰宁远。”
万历二十七年的砖砌城垣，虽然高大雄伟，但却受到五年后淫雨的严重侵袭，东、西、北三面塌毁百余丈，无奈再次补葺。崇祯七年（1634），知县冯梦熊修葺四门城楼。之后，崞城建设才达到最完备的阶段。其时，主门楼四座，角楼四座，敌台21座，铺房63间，悬楼25座，四门各建瓮城，护城河深三丈，周围筑有捍水堤，无论远瞧近看，其势甚威。
从嘉靖二十二年始，崞城城池就逐步扩大，向西、向南、向东阶梯式发展。
先是以直隶献县举人任崞县知县的史渔，毅然在南门外扩城。新筑的城池名“厢城”，三面城墙围长达到三里有余。万历二十九年（1601），知县袁应春、县丞崔穗增筑西关，并将南关厢城和西关厢城，俱用砖石包砌。这两座厢城，总长度达到七百九十八丈，共高三丈，筑敌台一十三座，城门三座。不久，又修筑了东关厢城和小南稍关。东关厢城，建城门一座。小南稍关周围长二百三十丈，高二丈一尺，筑门三座。明雁平兵备道张惟诚委百户许国用砖石包砌小南稍关，并于最南的门洞上方嵌门额一方，颜曰“古楼烦”。
由于有明一朝对崞城的建筑做足了文章，清朝时就明显地少了许多麻烦，只有几次工程不太大的局部修葺。清顺治六年（1649），因连阴雨浸塌南北墙体四十余丈，知县范印心组织修葺，并于巽方置文笔塔三座。九年，知县杨泽又重修了南门城楼。到雍正七年（1729），南北城墙又倒塌三十丈，知县刘泽民率众修葺。同治七年（1869），知县万启钧招募工匠重修四门，为厚重的木质城门板“换包铁叶，益称完固”。
三面城墙层层相护，十一座城门星罗棋布的崞阳老城，以它的封闭、它的节奏，它曾有过的富庶、它将接受的教育和熏陶，无一不显露出其史络文脉是实实在在由那些千层饼似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四个方块字——崞阳古城，承载了风云数百代的文化底蕴，不管演绎在城墙内外的是攻是守、是战是和、是风是雨，总持一副淡定从容、波澜不惊的神态。这也是它“经事越千年”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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