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晋期间山西文物遭劫纪略

编者按:2019年8月15日是抗战胜利74周年纪念日,特推出山西古建筑研究所原所长柴泽俊在抗战胜利5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讲述日军劫掠山西文物历史罪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东三省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折磨。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向我国华北、华东、华南等地进发,并狂言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大片领土,所到之处大肆推行“三光”政策,人民生命财产横遭摧残。

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目睹许多珍费文物在日军侵华中惨遭劫损,迄今刀痕累累、残迹斑斑,心中十分痛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是对中国主权和人民生命的凌辱,还包括着对中国古老文明和历史文化的掠夺和摧残。今逢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撰此小文,略述日军侵略山西地上文物及惨遭劫难的历史罪证,以启后人。

山西历史悠久,古建筑众多。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曾多次派遣文化特务到山西80多个县市了解名胜古迹,为他们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摧残提供信息。由于古代建筑属于不可移动的历史文物,欲窃不能,故日军在侵华过程中大肆毁坏。笔者在考察山西古建文物过程中,得悉其中有60多个县市的古建筑不同程度地在抗日战争中被摧毁,或焚于战火、或纵火烧毁、或被拆除、或践踏后拆损,已知者即达数百座之多。

1935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来山西考察古建筑,将其有价值者撰文刊载于《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和《营造学社汇刊》之中。七七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即1939年,梁先生考察公布于众的古建筑有霍县中镇庙、霍县太清观、霍县福昌寺霍州火星圣母庙、赵城女娲庙汾阳峪道河龙天庙、大相村崇圣寺、小相村灵业寺、杏花村国宁寺、文水开栅镇圣母庙、孝义吴屯东狱庙、榆次永寿寺雨花宫等10余处,都已变成了瓦砾。

林徽因和梁思成

除此之外,霍山兴唐寺,临汾尧庙舜殿、禹殿于1938年被日军所毁。稷山小宁村兴化寺,芮城清凉寺运城寺北村报国寺、关帝庙,永济万固寺大雄宝殿天王殿介休绵山大佛寺翼城乔泽庙于1939年遭日军拆毁,芮城永乐镇护国西齐王庙,永济普救寺明建大雄殿、天王殿于1940年被毁。芮城北关圣寿寺1942年遭拆毁。临汾龙子祠康泽王庙、泊藏圣母庙、汾西博济寺、太原晋祠北堡关帝庙、五台豆村古竹林寺1942年被日军所毁。代县北关圣母庙1943年被拆毁等等。

《药师佛佛会图》(原藏于山西洪洞广胜寺,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炽盛光佛佛会图》(原藏于山西洪洞广胜寺,现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

上述寺庙建筑,考据碑碣,多为宋元遗构,个别寺庙(如霍州兴唐寺、运城报国寺等)可能还是唐物,这在我国建筑史和文化史上无疑是重要篇章,至为可贵。正像临汾市文化局一位老者解春华所言:“日本帝国主义者摧残我国历史文物,妄图割断祖国的历史文明和历史功绩,就像挖掉中华民族的祖业一样,令人切齿痛恨,永难忘怀。”

20世纪30年代的云冈石窟

寺庙和石窟中的彩塑石雕造像和壁画,是宗教供奉的主体,也是人们敬仰和崇拜的化身偶像,这些造像是历代艺术大师们经过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宗教艺术硕果,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对历史上的宗教优秀造像无不奉为艺术珍品,视为国宝。山西石窟宏伟,寺庙林立,各种泥质彩塑、石雕造像和壁画遍及全省各地,这无疑是先辈艺术家为我们创造的一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财富。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此垂涎三尺,侵入山西后,采取能盗则盗、不能盗则毁的恶劣手段,大肆摧毁山西的石雕造像和寺庙之中的彩塑、壁画。1920年至1940年间,云冈石窟大量佛像被凿;1925年天龙山石窟被窃;1926年和1927年,稷山兴化寺壁画和洪洞广胜下寺壁画被分块剥离盗卖。

云冈石窟被盗佛头

(高41.3厘米,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云冈石窟被盗佛头(高38.5厘米,日本私人收藏)

龙山石窟被盗走的佛头

大同云冈石窟造凿于北魏,距今1500多年历史。石窟规模宏伟,雕造富丽,有各种造像5.9万尊左右,为世人所瞩目。日军侵华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借“学术研究”的幌子,不惜毁洞损像,大肆搜集石窟造像资料。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云冈石窟中被盗凿和打坏的佛头、佛像达1400多尊,堪称空前浩劫。

太原天龙山石窟继1925年被盗,日本侵占后续有凿窃,致天龙山21个洞窟中各种佛头、佛像除第九窟露天大佛外,几乎全部被洗窃一空。当时,省城和太原县一些有志之士组织当地群众奋力反抗,盗者惊慌,已凿取下来的少部分佛头和造像残躯未装箱运走,被当地群众收藏,现存晋祠博物馆中。迄至今日,天龙山石窟中仍可看见窟周的残垣断壁和刀凿斧砍的痕迹,令人痛惜,让人愤恨!

此外,平定天宁寺魏齐石雕造像、长子法兴寺魏唐石雕造像、昔阳石马寺魏唐石雕造像、朔州崇福寺魏雕石塔、交城天宁寺唐雕石塔、灵丘觉山寺辽代石像、太谷圆智寺唐代石像、新绛龙兴寺唐代石像等都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被盗窃。朔州崇福寺石塔,塔本名千佛塔,乃曹天度为祭亡父、亡子幽灵于北魏天安元年(466)在平城(今大同)雕造。塔平面方形,九级,高约2米,底座束腰须弥式,座上平台两层、塔身第一层正面和背面皆雕佛龛,四周及上层千佛列坐,全塔共雕佛像1333尊,塔刹雕绶花及露盘,内置覆钵,钵上雕项轮和宝珠。日军发现朔州崇福寺石塔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艺术价值的文化珍品,遂将塔身和基座凿成碎片,编号装箱运至国外,然后粘接起来,先在日本京都帝室博物馆陈列,后转至台北历史博物馆。在盗凿中,塔刹被当地群众收藏,后奉还崇福寺保存。如今看到塔刹,必然联想起千佛塔当年被凿被盗的情景,至今身首仍不能璧合。

朔州崇福寺石塔身(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

朔州崇福寺博物馆的石塔塔刹

古代寺观是我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物中的珍贵遗产之一。日本帝国主义深知寺观壁画的价值,在1926年稷山兴化寺大殿内壁画被盗之后,1939年再次盗窃兴化寺前院和东西配殿内壁画,分块剥取,然后装箱起运,临行纵火焚毁寺院,妄图消灭罪证。在装运中,其中3块被当地群众私藏,内容为《释迦本行故事》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现存稷山县博物馆

平顺大云院五代壁画绘于弥陀殿内墙上,日军发现后随即对西壁和北壁西半部进行剥离揭取,但因墙体疏软、盗窃者技法拙劣,剥离失败。当地群众为保护壁画,遂将东壁和扇面墙上的画面抹压泥皮一层,予以掩盖,现该殿东壁及扇面壁画尚存,而西壁及北壁西半部壁画则荡然无存。此外,平顺龙门寺后殿和西配殿壁画、襄汾普净寺壁画、新绛白胎寺壁画、阳泉关王庙正殿内东西两壁壁画、五台善文村延庆寺大殿内壁画、浮山清微观壁画、洪洞广胜寺水陆画、繁峙岩山寺水陆画、稷山青龙寺水陆画、平遥双林寺水陆画等,也都毁于日军之手。

稷山兴化寺《弥勒说法图》(现藏于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

稷山兴化寺《弥勒说法图》中王后、国王剃度

西寺庙众多,大部分毁坏于抗日战争年代。有时日军为了压服百姓,将民众集合于附近寺庙之中,以塑像作靶子,持枪射击,用以威胁民众从属日军,致塑像残损而毁坏;或者直接捣毁塑像,恐吓百姓。如芮城清凉寺大殿内塑像、芮城永乐宫龙虎殿青龙和白虎像1939年被毁;芮城广仁王庙塑像、洪洞广胜下寺天王殿和前殿内塑像、五台延庆寺大佛殿内塑像1940年被毁;翼城四圣宮塑像、永济万固寺塑像1941年被毁;浮山清微观塑像、霍县女娲庙塑像、应县净土寺塑像、太原市纯阳万寿宫塑像、临汾关帝庙塑像1942年被毁;长子崇庆寺千佛殿四壁佛像、太原东太堡芳林寺塑像、太原南郊报恩寺塑像1943年被毁等等。这些都是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作品,是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宝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无故摧残中国文化和宗教艺术的恶劣行径,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种极大的犯罪。

《赵城金藏》

藏经不仅是宗教的历史文献,也是我国整个文献宝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载了宗教的教义、宗派、戒律、规范,也记载了我国宗教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全部经过,以及宗教规制、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宗教名人、宗教和政治的关系等等,是今天研究历史、研究宗教、研究社会形态,乃至研究文化艺术源流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

在山西,被日军盗窃和损毁的佛道藏经不下十数处之多。比如:芮城永乐宫保存700多年的元版道藏,是披云真人宋德芳于1230年前后在平阳(今临汾市)印刷装帧后移存于此的,为目前全国元版道藏中所未有。1939年,日军将其分别装箱,后因偷运被阻而焚毁。浑源县北岳恒山朝殿之中,原存明版道藏一部,1940年被日军撕成碎片。太原纯阳万寿宫贮藏明版道藏,1940年被日军装箱运走,迄今下落不明。至于佛教藏经被盗窃和损毁者更多,洪洞广胜寺明版佛藏,隰县小西天明版佛藏,稷山青龙寺明版佛藏,永济万固寺明版佛藏,大同华严寺明清版佛藏,临汾兴佛寺(北仙洞)明清版佛藏,朔州崇福寺明清版佛藏,太谷圆智寺明版佛藏,太原崛围山多福寺明清版佛藏,五台山碧山寺金阁寺、万佛阁3处明清版佛藏等,大多被日军窃夺或损毁。这是我国古代文献的巨大损失,其中永乐宫原存平阳元版道藏是未见著录过的孤本,损毁之后无法弥补,成为永久之憾。

《赵城金藏》

在日军窃夺我国古籍藏经中,洪洞(原为赵城县)广胜寺金版《赵城藏》一事轰动全国,八路军为保护其付出了血的代价,由此也激发了抗日军民的爱国热忱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存放《赵城金藏》的广胜寺琉璃塔

洪洞广胜寺原存有佛教金版大藏经一部,世称《赵城藏》。经考证,金皇统九年(1149)开始雕刻印刷(一说金天眷年间,1138—1140年始印),大定十三年(1173)完成,历时25年。它汇集了金代以前全部佛经和有关佛教资料,是我国佛教经籍中的巨著之一。该藏为卷轴式装帧,每卷经文前面印制着释迦牟尼说法图一幅,右上角竖印着“赵城县广胜寺”六字,说明是专为该寺印刷,下角间有“住持人霍山老人”一语。雕刻工整,印制清晰,装帧讲究,是世界上从未著录过的孤本。

该藏原为7000余卷,12个大经橱盛装,元代以前存于上寺,明代移置于下寺后大殿保存。为保金藏安全,寺僧于1927将其移于上寺弥陀殿内保存。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经藏理事会范成等来晋访古,到广胜寺发现金版《赵城藏》后,为弥补碛砂藏之缺页,拿走数百卷,未予归还。与此同时,南京佛学院蒋唯心研究《赵城藏》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书问世,随即又公布于报刊之上,此藏遂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1939年,军阀冯钦哉到洪洞活动,妄图把藏经窃走,在人民武装力量的反击下,盗窃未遂。日军侵华期间,寺僧四散,寺庙逐渐荒败,管理乏人,庙产遭窃,经卷逐渐遗失。1942年春,日本天皇派日本东方文化所所长,以东方文化考察团团长的名义,奔赴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几次到广胜寺窥测,欲图将藏经盗走。太岳区党委在当地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先将藏经密封在飞虹塔的第三层里,3月12日派部队进行转移。次日清晨,日军得悉金藏转移的消息,即派兵追劫,在安泽沁源两县交界处展开了激烈战斗。我军英勇善战,机智灵活,很快击溃日军,保卫了祖国这份珍贵文化遗产。

随着战事的转移,《赵城藏》也转战南北。1946年,随着太岳行署转移至河南武陟县,经过多方保护,这部近6000卷的金版佛藏再没有受到损失,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1933年《赵城金藏》在广胜寺发现时所使用的木质藏经柜

来源:史志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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