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集走出的两广农民运动先驱——邓拔奇
邓拔奇，又名岗，别名伯奇、白希、滕柏。1903 年 6 月 4 日生于怀集县甘洒镇屈洞永富村一个较为富有的家庭。父亲邓若星，是晚清秀才；母亲伍氏，是农村劳动妇女，生有四个子女。邓拔奇为长子，父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1910 年，拔奇进入本乡私塾学习。几年后，他考进怀集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毕业后又进怀集县立中学。1921 年秋，拔奇到上海浦东中学补习。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拔奇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特别是当他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就产生了改造旧社会的信念。
1922 年秋，拔奇考进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福建厦门大学，攻读法律。在和进步师生的接触中思想受到启迪，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1924 年暑假，拔奇回家，由父母包办成婚。他深表同情地对贤淑善良的妻子说：“我们的婚姻是不美满的，我知道你也很痛苦。我是许身于革命的人，不能在家陪伴你。”拔奇给妻子起了名字，叫谢惠民。后来，拔奇说服了父亲把惠民和妹妹送到县城读书。
邓拔奇故居
1924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已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7 月，拔奇中止学业，前往广州，和在那里读书的一些同乡青年一起，组织“怀集留穗同学会”，印行《怀集青年》。他发表了《给怀集青年书》一文，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下的怀集，工人没工做，农民没地耕，青年没书读，是大雾沉沉的黑暗社会。号召青年赶快猛醒，团结一致，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当革命的先锋。他们在广州加入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队。自厦门返广州不久，拔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 年春节以后，青年团广州地委派拔奇到广宁县协助青年团工作。他到县内各地视察团务工作，在广宁南街召开了青年团广宁县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青年团县的领导机构。
邓拔奇故居内
同年 6 月 23 日，广州人民为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暴行，组织了 10 多万人的示威大游行，结果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屠杀，是为“沙基惨案”。拔奇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目睹许多同胞遭帝国主义屠杀的悲惨情景，激发起反帝的怒火，便积极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的工作。7 月中旬，他和邓卓奇、梁钟琛、陈知我回怀集募捐 600 元送交省港罢工委员会，支援罢工工人。
8 月至 10 月间，拔奇受团广东区委委派赴广宁任团县委书记，领导当地的青运工作。他们先后在 19 个乡建立起青年团支部、团小组。还在五个区成立了团区委会。后来，他随农运领导人周其鉴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尔后，又回怀集县工作，推广广宁县农民运动的经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927 年 5 月，拔奇与廖梦樵等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梧州恢复党组织，建立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为书记，拔奇协助廖主持广西省党的工作。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形势十分险恶。一天早晨，地委机关突然被国民党的警兵包围了。拔奇见情势危急，立即穿上西装，戴着眼镜，手持文明棍，装扮成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他出得门来，用文明棍指着警兵呵斥：“你们来得这样迟，如果走了要犯，小心你们的脑袋。”又说：“我现在将楼上的情况报告局长。”然后昂首阔步，从从容容地走了。拔奇就这样勇敢机智地在敌人眼皮下脱了险。
甘洒中学内邓拔奇铜像
1927 年 9 月 6 日，由于叛徒李天和的出卖，地委书记廖梦樵等 10 多位同志被捕后惨遭杀害。不久，南宁、桂平等地党组织相继被破坏。邓拔奇、杨千山、胡奕卿等先后转移到浔洲四属工作。10 月，拔奇担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 1928 年春地委改为特委，他仍任书记），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党组织的领导者。他任地委书记后，立即把桂平县委恢复起来，把五个区的区委建立起来，并积极做好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为了联络各地党组织，他经常来往于桂平、贵县、梧州和省港之间。有一次，他化装成商人来到梧州，住在一家旅店，敌特跟踪而至。当敌特在档下查问的时候，他躲进洗澡房，把衣服脱下，故意搭在洗澡房门上，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的流，装作有人洗凉的样子。其实，他早已化装从横门溜走了。
在复杂的斗争中，拔奇认识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硬拼是不行的，要讲究策略。为了调动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他适时地提出“分谷落春”，“反对食盐专卖”，“反抗一切捐税”，“增加工钱，发给杂费，建设工人宿舍，不准打骂工人”等符合工农切身利益的口号。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邓拔奇还和黎赤夫等人及时举办了农干训练班。
1928 年 6 月 1 日，由邓拔奇、朱锡昂主持的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在贵县张国才（党员）家里召开。广东区委委员恽代英到会指导工作。拔奇作了广西党组织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广西建党以来的工作，制订了今后斗争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普遍发展组织的决定；决定以广西省劳农会（即农协）组织推动全省工农运动的发展；建立工农武装。会议选举朱锡昂、邓拔奇等 15 人为广西特委委员。朱、邓等 7 人为常委，朱为书记。会后，拔奇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会议情况。
根据中央指示，广西特委从 1928 年 9 月起改为广西临时省委，机关设在梧州，黄强亚为临时省委书记，拔奇等为省委委员。1928 年 11 月 29 日，由于原广西特委常委昌景霖被捕叛变，省临委机关遭到破坏，郭金水等同志被杀，陈启东等同志被捕。聂根、拔奇等机智脱险。拔奇脱险后即回怀集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他住在梁钟琛（中共党员）家里，不几天就回自己家乡去了。他刚走，特务郭文田就跟踪而到。梁即设法通知邓拔奇火速离开怀集。第二天凌晨，敌人果然出动了 100 多名警兵包围了村子，到邓拔奇家搜查。人没抓到，财物却被洗劫一空。拔奇和堂弟卓奇（中共党员）因事前已获消息，早已乔装成卖鸡贩，由老贫农董次宣护送，到清远县后转赴香港了。后来，党组织派拔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拔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只学习了几个月时间，就于 1929 年 9 月因工作需要提前回国。组织安排他到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工作，负责指导广西的革命活动。1930 年 3 月，中共广东省委指派拔奇再次担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当时广西特委受广东省委领导)。
同年冬，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破坏，许多同志被捕。1931 年 2 月 2 日，拔奇担任广东省委秘书长。不久，又担任省委委员。5 月，省委派拔奇前往广西巡视工作。在广西工作的几个月中，冒着风险来往于梧州、贵县、南宁、百色、柳州等地之间，经常与同志们秘密集会、谈话，开党员训练班，出版《广西红旗》周报等。面对危险，他毫无畏惧，一心为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同志们很关心他的安全，但他总是说：“要提高警惕。但是，要干革命就难免会有牺牲。”表现了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
9 月，拔奇以中共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到广西右江苏区巡视，向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红七军传达贯彻李立三的“左”倾盲动冒险路线，最后导致红七军严重受挫。事后，拔奇给右江特委及红二十一师去信，主动作了反思，并对这次传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表示“要负很大的责任”。这表现了共产党员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坦荡胸怀和高尚品格。
1932 年春，拔奇回到香港。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强大兵力，围剿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的大南山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党派拔奇到东江特委工作，参加武装斗争。
敌人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大肆捕杀我党的革命骨干，大举清乡，屠杀人民群众，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1932 年 3 月，国民党粤军师长张瑞贵出动了全师三个团的兵力，后来又增加一个独立团兵力，亲自出马指挥“围剿”。敌人异常凶狠毒辣，用尽各种手段，对每一条山路，每一个山坑石洞，甚至一草一木，都搜遍了，使我方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遭到极大损失。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仍指责中共东江特委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2 年 10 月，东江特委连续收到广东省委的两次来信和中央的一次指示信。东江特委尽管处境极端困难和危险，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召开了一次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上级批示，部署新的工作。10 月 9 日，有关负责同志前来参加会议。由于敌人进攻苏区，当晚（ 9 日）特委的开会地点即转移到大南山一个最小的村庄——田墘村开会。10 日早晨 7 时，会议刚开始，就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四面包围。与会者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人脱险外，东江特委负责人杨善南、邓拔奇、张先等壮烈牺牲。邓拔奇牺牲时年仅 29 岁。
来源：肇庆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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