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1800年道教史,明清真武崇拜兴盛,几乎每个县都有真武庙宇
邯郸文化源远流长,种类繁杂。道教在邯郸大地上历经了 1800 多年的发展演变,它吸收邯郸古代各种思想文化于一身,汇集了各个民族文化的精华,道教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宗教,它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极其漫长的过程,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诞生期邯郸西部的磁山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七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原始聚落。早期道教的产生源自于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崇拜、鬼神的崇拜以及对祖先的崇拜,战国时期方仙宣传的神仙传说,秦汉之际道家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西汉时期黄老学说以及儒家的思想等等。在远古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缺乏正确的认知,对一些自然灾害更是害怕茫然,他们认为有神灵主宰,便产生了早期的自然崇拜。
人们还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便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同时对逝去之人的思念,对鬼神的崇拜结合血缘关系,发展成了祖先崇拜。战国以及秦汉时期,神仙的传说以及方仙的出现,他们宣传世界上存在仙药,可以让人长生不死,这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入海寻药、求不死之药的事件。这些神仙信仰之后被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具有与道教相通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被道教所吸收,也成为了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初步形成阶段两汉及先秦时期的鬼神崇拜、方仙信仰、黄老之学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虽然无论在官方或是民间都很盛行,但是都未能形成完整的信仰体系、组织体系、理论体系和活动规律,且多为师徒相授、口口相传。而邯郸道教正式诞生是在东汉末年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为宣传人间和谐、公正、安宁的太平世道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时期,于吉将自己得到的神书《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传于张角,张角因此创立了太平道,与此同时,张道陵在巴蜀地区创立了五斗米道,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产生,标志着我国道教的正式形成。
张角在获得《太平经》之后如获至宝,便如饥似渴地“晓夜攻习”,张角对于《太平经》中所描绘的美好太平世界无比的向往,他认为天书传于他手是天意,是天降大任与自己,他要替天行道,于是他创建了太平道,同时以“大贤良师”自称,张角传道的方法是为人治病,而他治病的方式是“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张角家世代行医,他也师从神医华佗,他凭借高超的医术治好了很多的病人,对于治好的病人,张角称其信道,是天神饶恕了其过错,免除了其痛苦。
通过这种方式使遭遇天灾人祸的百姓以为遇到了救星,故“百姓信向之”,信奉其道者甚众,十余年间,教徒达十万,遍及八州,在当时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张角在起义的过程中,过度劳累死于军中,起义也由此走向失败,太平道也从此式微,走向衰落。
与太平道同一时期的是张道陵于巴蜀创立的五斗米道,其信徒只需缴纳五斗米就可以加入该教,五斗米道也由此而来。与太平道不同的是,五斗米道虽也反派朝廷,但是由于其地处偏远,加上当时的益州牧刘焉素信鬼道(五斗米道之别称),张修投靠了刘焉,这使得五斗米道免遭灭顶之灾。五斗米道传至张鲁后,张鲁为了保全教众和发扬五斗米道,毅然决定投降曹操,跟随曹操北迁至邺城(今邯郸临漳县一带),五斗米道在邺城及北方大量吸收太平道被打压的教众,其影响力因此迅速扩大,最终发展成为我国道教的正宗。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时期,大量方士和信徒集中到邯郸邺城,邺城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到了晋代,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编著了《抱朴子·内篇》一书,书中系统的总结了道教在晋代以前的神仙理论与方术信仰,同时提出了以炼丹修道成仙的途径。葛洪对早期道教的活动发展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这一著作的出现为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道教在南北朝期间逐渐改良与完善其教义、教规与教派组织方式,由此也衍生出了道教的其他分支,并且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为后来我国道、佛、儒三家鼎立的局面创造了基础。
隋唐宋时期邯郸道教的兴盛隋唐宋时期,邯郸城市发展进入了衰退时期,由于道教的教义符合百姓的需求,道教在民间的发展十分迅速,在民间的影响力十分巨大,道教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自身的利益,大肆宣传道教,对道教尊崇有加,道教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
隋朝隋文帝开国年号“开皇”,取自道经;隋炀帝向茅山宗宗师王远知“亲执弟子之礼”,由此可见隋朝对道教的推崇。到了唐朝,道士曾向唐高祖、唐太祖“密传符命”,唐朝皇室十分尊崇道教,道教兴盛于全国。唐朝的统治者与老子同姓李,统治者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出身,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唐太宗曾先后颁布诏令“三教分先后,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
在唐朝统治的 300 多年的时间中,不断的崇奉和扶持道教,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规模日益宏大。五代十国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大多都十分推崇道教,兴建宫观,收集失散的道书,命道士进行宣讲等等,这些活动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到了北宋时期,崇道之风更加盛行。赵氏王朝称自己的始祖是“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赵玄郎”,令全国尊奉。宋太宗将道教科仪纳入皇家祭祀活动中。同时,宋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下降”、“圣祖临朝”等一系列道教显灵事件,并且下诏在京师和天下各州府军监修建玉清昭应宫、五岳观、景灵宫、太极观、建隆宫、奉慈宫、中太一宫等。宋徽宗自称道君皇帝,并大量尊奉道教神灵,尊崇道士。道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宋徽宗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到了南宋与金元对峙时期,北方战乱频仍,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却又找不到摆脱的途径,这样就产生了强烈的宗教需求,与此同时,道教内部正在进行改革,许多有识之士利用这一时机纷纷创教立说,各开一门,涌现出了一批新兴道派,有使用传统符箓咒术的太一道、为人除邪治病的大道教(后改名为真大道)、以苦修助人为原则的全真教、金丹派、净明道以及早期的天师道、灵宝派等。这些道派虽然在教义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都主张三教同源的理念,认为道、释、儒三教本是同源。
同时在道教受到佛教的影响,根据佛教的“佛性”问题提出的“道性”,认为“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与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元朝之后,全国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各个道派之间交流逐渐增多,相互之间也进行了重组合并,最终出现以北全真、南正一为主流的两大道派的现象。从隋唐到元朝,道教进入了一个兴盛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邯郸道教的衰落明朝时期,邯郸城市发展开始走向复苏,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同时鉴于元代后期全真道上层道士因贵盛而腐化的历史教训,一方面颁布了三教并用的政策,继续扶持道教的发展,同时加强了对宗教的管制,建立了管理道教的机构和一套严密的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更好控制道教,同时限制道教的发展,制定了扬正一抑全真的政策,因此正一道获得了官方的扶持,但是也是因为如此,逐渐的脱离了民众,失去了自我革新的活力。
而全真教由于长期受到打击和抑制,逐渐走向衰颓。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又极力推崇真武崇拜,将真武确立为皇朝的保护神,在武当山大兴土木,形成了以武当山为本山的武当真武信仰体系。真武信仰也随之遍及全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邯郸地区的真武崇拜也十分的兴盛,几乎每个县镇都留下了大量的真武庙宇遗址。
到了清朝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统治者对于道教权势也不断的进行着削弱。同时,清朝统治者重佛教轻道教,以汉人为信仰源泉的道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清末年间,清政府实施新政策,其中兴学堂因为资金不足,就采取了“庙产兴学”,即利用佛教、道教的殿堂作为办学场所,以庙里的土地、法器等财产养学。“庙产兴学”对于已经衰落的道教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道教由此衰败,逐渐走向民间化。
邯郸道教的受冲击与新生民国时期,邯郸经济与社会文化逐渐兴起。同时,知识界掀起了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新文化运动,将道教视为封建文化的堡垒,改良家梁启超说过“道教是中国的一大污点,它对这个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根据广宗县志记载:“国民初年,曾下令僧道还俗,广宗的多数道观被毁废,道徒多流散。”1928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神祠存废标准》,由此,邯郸道教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大量道教庙宇被毁或改为学校;十年文革,道教被定为四旧之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宫观道院被视为四旧的象征,统统被拆毁,珍惜的经书、法器被烧毁,使得本来就衰微的道教更是雪上加霜,从此古老的道教失去了踪迹。
文革结束之后,国家进行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也得到了落实,宗教活动逐渐得到恢复,成立了道教协会,道教代表也参加了中国代表大会,邯郸道教由此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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