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诏：《金瓶梅词话》是一种扬州评话
《金瓶梅》作为一部小说，原是没有异议的。
一九三二年发现《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 《词话》)，经过对读校勘，发现其中文字颇有出入，于是引起了对这部作品的体裁问题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词话》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1]]；另一种意见认为，《词话》是根据历史积累的民间说唱材料改编加工而成的集体创
作[[2]]。
笔者是支持“集体创作”说的，倾向于《词话》是民间流传过、又经文人润色过的说唱材料。
至于是哪一种说唱材料，似乎也有线索可探，我的初步意见是扬州评话。现谨将一孔之见端出来，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万历本
一
《词话》中有许多地方明显地带有说话人的语气，这是许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的。
也有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沿袭、模仿话本的套话，不值得深究。但我认为有两处却非同一般，是必须高度重视的。
《词话》第三十回写到“来保同吴主管押送生辰担，自从离了清河县，一路朝登紫陌，暮践红尘，饥餐渴饮，夜往晓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气，烁石流金之
际，路上十分难行。评话捷说，有日到了东京万寿门外，寻客店安下。”
这里第一次提到“评话”。
《词话》第七十回，西门庆与夏提刑两家二十余人，离了清河县，去东京谢恩，”一路天寒坐轿，天暖乘马，朝登紫陌红尘，夜宿邮亭旅邸，正是：意急款
摇青毡幙，心忙牵碎紫丝鞭。评话捷说，到了东京，进得万寿门来。”
这是又一次提到“评话”
一般说，古代白话小说带些说话艺人的语调，如写上“看官请听”，“听我慢慢说来” 之类的套话，那是不足为怪的 。
但上述二例直言“评话捷说”，自我表白伎艺和体裁性质，却极为罕见。
如果《词话》是作家个人创作的案头小说，那末此处尽可用“闲话少说”或“且说”笔带过，是决不会无端扯到评话上去的。
唯有说书人的习惯用语，才会无意中透露出作品性质的消息，这是提供我们研究问题、解开谜底的两把极可贵的锁钥。
评话也作平话，是元代人称讲史的一种习语。
《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十六收有平话二十六卷，如《全相武王伐纣王平话》、《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等等，
这些都是元代的平话，足见元代平话之盛。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如末》的一条附注云:“按 《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伙，皆优人以前代佚事敷衍成文而口说
之。”
又明·蒋大器在《三园志通俗演义》序里也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今瞽者演说，其间言词鄙谬，又失之于野， 士君子多厌之。”
这都是“评话”一词的绝好注脚。
明清两代的说书，仍沿用评话的名称。如明末董说《西游补》第七回云:
项明又对行者道，“美人，我今晚多吃了几杯酒，五脏内结成一个傀儡世界，等我一当讲评话相伴，二当出气”……
项羽道: “既是美人不睡，等我再讲评话。”
又如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虹桥”条中云:
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屡为陈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赏鉴。
以上史料说明，评话原是一种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以散说为主的表演艺术，其中虽然插入一些诗、词、韵文，却是念诵的，而不是歌唱的。
当然，到了明清两代，评话已经不限于讲史，拓展到公案、灵怪、朴刀、烟粉等内容，但它仍是“下里巴人”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性的曲艺形式。
《金瓶梅》一书中自称为“评话”，是符合上述社会历史背景和体裁格式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书影
至于为什么书名称《词话》而不称“评话”，那是因为元明两代，“词话”是说唱文学的泛称，凡是有说有唱的伎艺和作品，都可以“词话”二字涵盖之，
评话也包括在内。
如袁于令《双莺传》杂剧第四折《羽调排歌》云:
(小旦)一面差人去请柳麻子说书，混账到天明罢了。…… (小旦)说词话，间戏嘲，管教胡乱到今霄。
这里的“柳麻子”就是明末以说评话闻名的柳敬亭，是只说不唱的说书先生。 但习惯上仍可称“说词话”。
又如《水浒传词话》，原是韵散夹用的说唱词话，但后来删去唱词，仍保留“词话”的名称。 所以散说的评话冠以“词话”书名，是并不抵牾的。
有人认为，扬州评话是明末清初的产物，是柳敬亭创始的。
其实，在柳敬亭之前，扬州评话早已存在，其流传范围也不限于扬州一地，江苏北部及南京、镇江等地都有扬州评话。
不过柳敬亭技艺高超，名噪一时，因而扬州评话才成为评话中的一支有影响的独立流派而为士大夫们所赏识称道，名声渐著。
明·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云: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㿬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十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
余听有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
有时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
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翁翁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
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面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
清·吴伟业《柳敬亭传》亦云: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盖曹姓，年十五，犷悍无赖，名已在捕中。
走之盱眙，困甚，挟稗官一册，非所习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其市人。……或问生何师，
生日:“吾无师也，吾之师乃儒者云间莫君后光。”……
以上对柳敬亭说扬州评话的造诣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并对他既有师承又有独创的习艺过程作了介绍，有助于我们对扬州评话的艺术特色和历史渊源的了
解。
二
现在我们来看看《词话》是不是与扬州评话的特点相符合。
第一，《词话》 以北宋末年的一段历史故事作为背景，文中煞有介事地记述朝代年号、真实地点，以及一大批历史人物，这仍是讲史的余绪、评话的传统。
但明代的扬州评话毕竟有了新的衍变。它的题材已经开拓到社会深层，描写对象已经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发展到市井各色人物，故事情节更集中到一家一
户，结构也更完整严密，而不象元代评话那样是几个短篇的似断若联。
第二，扬州评话素以刻画人物、描写细节细致入微著称。
《词话》在艺术上的特点也是在塑造人物上最为成功，特别善于用语言表现人物性格，闻其声而知其人，这正是说书先生的拿手好戏。
《词话》中为什么会有南北语言杂用的情况?据我的推测，一方面固然由于扬州地处南北的交通要道，万商云集，五方杂处，南腔北调，应有尽有；
另一方面也由于说书人为了描摹书中人物的口吻，故意使用了一些山东方言。
此外，还不排除文人、书商在刊刻成书时的改动，从而使书的语言更趋复杂化、不规范化。
第三，扬州评话以说《水浒传》最为著名，其中尤以《武十回》作为传统的保留书目。
可以想见，《金瓶梅》就是从千锤百炼的《武十回》中派生出来的母子篇。
有的研究者还指出《金瓶梅》的结构也有《水浒传》那样以十回作为一个大段落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这正是说评话的痕迹所在。
第四，《词话》 的听众，无疑主要都是大江南北城市里的下层群众。
他们处在明代晚期淫荡纵欲的社会风气下，不能不受庸俗的低级趣味的影响，因此，《词话》有大量的淫秽内容作为自己的特色，这也是说书艺人招揽、吸
引听众的一种生意经。
特别是第八十七回武松杀嫂祭兄以后，按理说已接近尾声，可以压缩内容，交代情节，用不太多的篇幅终结故事。
可是说书人大概为了满足某些“嗜痂成癖”的听众心理，仍然硬插进许许多多不必要的色情描写，这是一般作家决不会妄作的蛇足。
第五，扬州评话一般都带有地方色彩，着意渲染本地的风土人情。
《词话》 虽然说的是山东清河县的故事，但根据我的考证，其中述及清河县的地理环境、公署设置、街坊寺观以及风俗习惯等等，几乎绝少与清河县的实际
情合榫[[3]]。
相反，写到扬州的地方，却处处极为准确，足资考信，现举数例于后:
1.第四十七回，“话说江南扬州广陵城内，有一个苗员外，名唤苗天秀。”
这里，称“扬州广陵城”是有根据的。
据嘉靖《维扬志》卷二“建革志”记载，“宋太宗淳化四年分天下为十道，此属淮南东路。扬州统江都、广陵二县。”
《金瓶梅》写的是北宋的故事，所以作者沿用北宋的地名。
2.第四十七回，写苗天秀之宠妾刁氏，“原是扬州大马头娼妓出身。”
扬州自古以来就是娼妓歌女荟萃之地，尤以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河道马头最为集中。
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记载，“令扬州画舫皆在城外，惟大东、小东二门马头在城中”，
“小东门马头在外城脚， 城脚有五敌台，画舫马头有三:一在钓桥下，一在头巷，一在二巷。”
可以想见，画舫马头附近，皆秦楼楚馆也。此处写刁氏出身地点，甚确。
3.第四十八、四十九回，写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
乔大户在高阳关纳三万粮草，坐派淮盐三万引。西门庆托蔡御史到扬州后早些支放，蔡御史一口答应比别的盐商早掣取一个月。
按:据《明史·食货志》，明代盐法，招商人纳粟边疆，开中盐引，按所纳粮及应支盐数，给予鬻盐。
如于大同倉入米一石，给淮盐一小引(二百斤)。但后来盐法渐坏，盐商纳粮后，下场候掣，动辄数年，无利可图，深以为苦。
《词话》中写蔡御史大放交情，答应比别的盐商早掣一个月，这就无形中给乔大户以特殊优惠，让他早运早卖，可获暴利。
4.第七十七回，写苗青替西门庆使了十两银子“拾了扬州卫一个千户家女子，名唤楚云。”
据嘉靖《维扬志》卷十“军政志”，“国朝扬州兵制，有扬州卫指挥使司，其属经历司，文职，赞幕者也。镇抚司，武职，理问者也。左、右、中、前、后
五千声所，在城乡治各军者也。”
又，《明史·职官志》也称：“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
千户，就是千户所的长官。
5.第八十一回，写韩道国和来保携妓“日逐请扬州盐客王海峰和苗青游宝应湖。”
嘉靖《宝应县志略》卷一“地理志”，“湖有清水湖，在县南，范光湖在县南十五里；洒火湖在范光湖之西，近衡阳；又西为津湖，接连高邮四湖，汇而为
一，俗总呼为‘范光湖’，道路人‘宝应湖’，所谓铁宝应者是也。西望浩淼无际，东障以堤，西风间作怒涛，卷地相推，而直奔东岸，横激堤石，掀涌濆薄，
漕舟一触而碎。”
明·曾棨有《过宝应湖》诗云:“茅屋自成聚，门前湖水流。平芜遥见塔，小港曲通舟。插日留飞燕，帆风起白鸥。江湖多逸兴，况是及春游。”可见当时宝应
湖也是一个游览点。
除此以外，《词话》中提到扬州风物、习俗、方言之处还有很多，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赘述。
《宝应县志》
三
当然， 我们如果把近年来出版的王少堂口述、扬州评话研究小组整理的扬州评话《武松》一书，同《词话》对读比较，似乎在作品体裁和文章风格上都有较
大的差别。
其实，这是并不奇怪的。我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词话》，显然是经过文人、书商们删改过的节本，而不是象王少堂《武松》那样根据原话实录整理的繁
本。
而且我可以断言，凡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话本，都是经过压缩的节本，不可能是繁本。
由于古代书写印刷条件的限制，如果句句照录，必然不胜其烦。
所以不得不紧凑内容，精炼文字，从而使话本都具有案头创作的小说的性质。
扬州评话的表演形式多为一人坐说不唱，但《词话》中部有大量的散曲、小令、宝卷、佛曲等等，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据我看，《词话》中包含的曲艺形式的多样性，正好反映扬州是一个曲艺之乡。可能当时就有这样的评话艺人，为了加助听众的兴趣，在评话中穿插一些流
行的演唱小品，而且多才多艺，无所不能，就象上海独脚戏演员那样，仿效能力很强，样祥精通，可以活跃说书时的气氛。
这是一个猜想，尚待论证。
至于为什么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如袁宏道、袁中道等人的记述中都说《金瓶梅》从未见流传，“从何得来”呢? 那也不奇怪。
我们不妨去问何说书艺人，千百年来，有多少书目能刻印成书?又有多少书目能见诸于文献资料?
中国文人历来不重视民间文艺，一贯让它们自生自灭，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我们能不能由于未见刊本和著录而不承认它们的存在呢?
但是，《词话》 却是一部确实在民间流传过的评话，这是有历史记载的。
明·张岱《陶庵梦忆·不系园》条云:
甲戌十月，携楚生住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
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
余留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絃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
与民復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
这段引文记的是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的事情，离东吴弄珠客为《词话》写序的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仅仅十七年的时间。
而且从行文语气看，“出寸许界尺”，显然是指用醒木击桌加助气氛。
“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 ，应是指用北方语调(即所谓“南腔北调”之“北调”)散说《金瓶梅》的一幕或一段。可见以《金瓶梅》为题材的说书，极有
可能在《词话》出版之前就已经流行于民间，它的传播范围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因而有南调北调之分。
张岱生活在南京、扬州一带，听惯的是南调的《金瓶梅》，或许就是扬州评话的《金瓶梅》，所以他在这里加重语气，着意标出“北调”,并对此特别感到新
鲜发噱。
我认为这条资料是我们研究《金瓶梅》原始形态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上海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解放日版社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集》，1988，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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