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国立中央图书馆为何西迁至重庆白沙?

白沙重庆抗战遗址类型保存最为完整、拥有数量最多的镇,现有市级抗战遗址2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占江津区抗战遗址的85%、重庆市的15%,是名副其实的抗战遗址博物馆,一座满眼风光的文博城。

近年来,白沙镇以镇域30余个文旅项目为载体,开展抗战遗址保护发掘、城市历史片区更新利用等工程,复原抗战文物和建筑历史原貌,延续“爱国市镇”文化之脉。

抗战时西迁至白沙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是重庆诸多抗战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建筑,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中一份重要的“文化底稿”。如今,经过保护性修缮,它正以全新姿态向世人讲述与白沙相关的抗战故事。

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在南京成立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基于政治、国际交流和文化建设需要,成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委派蒋复璁为主任。蒋复璁是江南著名藏书家蒋光煦曾之孙、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本家侄子,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德留学,在柏林大学研习哲学并攻读于图书馆学院,1932年学成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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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成立之时,困难重重,既无办馆场所,亦无设备费和购书费。然而,蒋复璁没有放弃,为建馆资金而四处奔走,先是从交通部筹措到8000 元临时津贴;又从国民政府争取到概算48000 元的年度费用;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资助8 万元用于馆舍建筑。1936 年 2 月,筹备处迁入南京成贤街办公,同年 9 月1日开放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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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成贤街的办公地为中央研究院旧址,不太适合书籍保存和开馆运行。于是,筹备处在教育部长朱家骅协助之下,又从中英庚款董事会争取到 150 万元充作建馆经费,并于1937 年 3 月勘定南京国府路为图书馆馆址,订立建筑计划、约请建筑师设计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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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图书馆建设就要步入正轨,更大的困难却出现了——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财政紧缩、预算项目遭削减,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助的建筑经费也搁置了。另一方面,战火逼近,国立中央图书馆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巨大危机。

战火侵扰中的“流浪之旅”

战势愈演愈烈。1937年8月15日,为保障读者和书籍安全,筹备处停止开放阅览,并将263箱重要图书封装移存到南京朝天宫博物院新建的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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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上海失陷,南京岌岌可危。1937年1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安排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一路向西撤离。7天后,图书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就带着精挑细选的130箱书籍踏上西迁路途,事态紧急,只能挑最好的书,尤其善本书。

1937年11月21日,西迁书籍随船运抵武汉,图书馆筹备处很快就在汉口积玉桥圣安得烈堂成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办事处,暂且安顿。后来,战火直逼武汉,筹备处又奉命南迁长沙。可是还没到长沙,图书馆内迁人员就在次年1月3日接到新的命令,改雇轮船载藏书直驶湖北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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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昌逗留一个多月后,图书馆迁至重庆两路口。头一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建立了参考阅览室,还特设了抗战文库供民众公开阅览。

本以为可以就这样安顿下来,日军的战机竟一路轰炸到了重庆。1939年3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疏散到一江之隔的江津县白沙镇。

白沙邓家族人公义将祠堂腾出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办公场所,就地设立了白沙民众阅览室。几张木桌、几个长条凳,再寻来高层书架靠墙放,把矮些的开放式书架摆在房间中央,就能让县里的民众愿意在这儿坐一下午。

急公好义的邓家族人更是倾尽家财帮助图书馆举行多次文化展览,开放阅览所藏图书,为抗战期间流亡来川的学者、学生提供精神食粮。

1944年3月,国立中央图书馆搬离白沙。据悉,在白沙的5年间,国立中央图书馆新增藏书1万余册,并向当地民众提供部分抗日建国图表、地方日报、儿童书籍、西文参考书和各类杂志。另举行过英国欧战摄影展、盟军战绩照片展、科学书报展等多次文化展览,为抗战期间流亡来川的学者、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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