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英//红色“小延安”(上)

——康家堡的红色记忆

文/武文英

2021年12月5日,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无限的崇敬,缅怀英烈,接受革命红色教育,介休放飞梦想俱乐部组成30人的徒步队伍,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踏上红色之旅,走进“小延安”康家堡,重温红色记忆,穿越秘密交通线,追寻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浴血奋战、艰苦斗争的足迹。

早晨六点出发,汽车行驶在乡级公路上,天色还黑着,一路上车辆不是太多。

七点十分左右驶入文水县境内,没多大会儿接近山区,天色也渐渐地亮了起来,远方可看到朦胧的山峦,车的正前方是一座看似不大而孤立的山体,海拔不高,周围是绵延的黄土高坡。很快车又转入盘旋迂回的沟壑中,因岔路口多,一不小心误入一个石料厂,司机重新调整了方向,行驶在了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这是一条相对原始的路,一面是崖壁,一面是沟壑,路面黄土与石头混搭,坑坑洼洼,有时见道旁有七橫八卧从山上滚下来的巨石,雨季时道路泥泞车辆驶过留下的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轮痕迹死死地雕刻在土路上,车小心翼翼地行驶着,绕过一座又一座的山。

八点时分,不远处透过树木的枝枝叉叉,坐落在半山腰的一群农舍时隐时现出现在视野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深居在大山里的小山村—康家堡。

厚重的小山村

康家堡是文水城西南、马西乡东北边缘的一个小山村,座落于吕梁山一条支脉元宝山的子夏山巅,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千年边山小村落。

偏僻、交通不便、深居大山深处。七十年代,全村有60来户人家,人口不到300人,算是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年份了。可就是这么一个深居简出的小山村,在这里历经了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沉淀下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红色记忆,集红色文化、知青文化、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等众多资源于一体。

听村里的百岁老人讲,尧舜禹时期,太原晋中一带是一片汪洋,有著名的“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民间传说。文水与平遥相连,而地势却相对高出这片汪洋,成了一处边岸。传说大禹治水,船只行至这里,会在此停靠泊船,大禹为了空出湖水,让人们居住,便在晋阳湖周围的群峰众壑中,选择山体最薄、地势较低的南部为突破口,率先打开了灵石口,排出了晋阳湖之水,空出了太原盆地。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康家堡便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漫山遍野曾留下了祖先们的足迹,从采集渔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一代一代繁衍生息。

村旁有一条小溪,从远古、从遥远的地方,绕过崇山峻岭、曲曲弯弯从村西流向南,绕村大半圈折向东,然后转向东北,流向神堂村方向,在沟壑间汇积成了一汪水库,人们就着神堂村名叫成了神堂水库,水库好似镶嵌在山间的一枚碧玉,清澈而深邃,给这一带村落增添了灵气。小溪,清澈甘醇,村人把这条流经的小溪叫做头道川。大山里,小溪流经几处山崖断壁,形成几条瀑布流泉,群山环抱,绿树掩映,别有情趣。

很久以前,有康、段二姓家族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小山村里,后因康氏家族人口多,形成一大家族,人多势众,在村里的一些事务方面总是占有上风之势,似乎唯“康”独尊,成了康家的天下,所以久而久之,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有了“康家堡”这个一致对外称呼的村名,不胫而走,沟沟壑壑方圆几十里,就这么在时光的潜移默化中定格了,从此“康家堡”写进了历史,一直被世人叫到今。

康家堡地处黄土高原,有谁会想到在这沟壑纵横、荒芜贫瘠的山峦间,那条长流不息的山间小溪,养育了窝居在这里的世世代代子民,而勤劳淳朴的民风孕育了红色年代,在后辈儿孙们的岁月里,烙印下了深深的红色记忆。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中,晋绥是延安的屏障,与陕甘宁边区一河相隔,地处晋中平川与吕梁山脉连接地的文水属晋绥八分区,是八分区的前哨,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晋冀鲁豫的太行区、太岳区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是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和战略要地。战争年代,文水儿女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而康家堡是文水晋绥八分区具有特殊战略位置的革命根据地,由康家堡沿迂回曲折的山间小路,到山脚的牛家垣村和神堂村,从牛家垣通向安上,进入汾阳县的平川地带。从神堂村经沟壑交错的上贤梁,到达今太汾公路边的上贤村,越过公路,进入文水平川地带。这两条途径曾经是沟通当年晋绥区各革命根据地与延安党中央的通讯联络和干部往返秘密交通线上的重要转接点。

当年康家堡驻扎着八路军卫生院,是晋绥边区的疗伤休养地和伤病人员的医疗救护地,素有红色“小延安”之称。中共文水县委、汾阳县委、平介县委也曾在这里驻扎,它是晋绥边区对敌斗争的前沿指挥所,是八路军后方军需物资的集散地,村里至今保留着三县县委、八路军粮库、后方土布纺织厂、后方医院、以及抗战烈士陵园等遗址、遗迹

还保留着刘少奇路居地、贺龙居住地、地下交通员梁翟让住址等遗址,以及毗邻的河西村石碑上镌刻着曾经途径这里的习仲勋、续范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

和平建设时期,这里留下了老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足迹。由时任省委书记卫恒领导开凿600米的穿山引水工程建设事迹、天津女知青张铁环扎根山区奉献教育的事迹等,多少年来,一直为当地百姓传颂。

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里的每一处都刻印着难忘的红色记忆,闪耀着永恒的红色光芒。这里的每一处都在诉说着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讲述着昨天的红色故事。

七十岁的村民高长寿,是红色记忆的义务讲解员,我们跟随他的步伐,开启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红色之旅。

刘少奇短暂停留

1939年9月15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由延安出发,奔赴华中一带,他在那里工作了2年4个月之后,又奉命从苏北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召开的中共七大。

从华中回延安的路上,刘少奇一行穿过敌人设置的103道封锁线,通过晋中、南同蒲铁路、汾河封锁线、以及文水公路封锁线,越过冰雪覆盖的晋西北山区,路途遥远、崎岖艰险,危险重重,行程三千里,在跋山涉水中度过一年的春夏秋冬。在延安的毛主席都拍来电报特别关注刘少奇同志的安危。

1942年3月19日上午10时,从苏北阜宁单家巷出发。

1942年11月一天的晚上,路经康家堡时,已是到了半夜时分,深秋的山区气温很低,曾在一老农茅舍停留解饥寒。

有资料记载了当时刘少奇过平遥、平介、文水的时间表:

1942年11月21日晚:从彭坟头出发,路经常村、邢村(今喜村)、洪堡、金庄、阎良庄、东游驾村。

11月21日10时:过同蒲铁路,在东游驾村交接。

11月21日11时:通过道备村,到达蒋家堡村,在汾河南岸蒋家堡村民付景盛停留并用便餐,后付景盛老人帮助艄公摆渡,随刘少奇一起过汾河,一直护送到任庄才返回。

11月21日12时,到达徐家镇。

11月21日凌晨1时:通过东良庄(村南)、回回堡,到达任庄,住了二昼三夜。

11月22日傍晚,从任庄到达文水苏家庄,返回任庄居住。

11月23日傍晚,从任庄出发,经文水石永、苏家堡、南武渡、上赛、马西、神堂、康家堡。

11月23日晚12时:在文水县康家堡。

11月24日:到达崖头村,这一天也是刘少奇的生日,和护送的同志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1942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

时间表上记录了刘少奇在返回延安时路径文水、平介一带时的途径。

在历时九个月,行程三千里,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刻骨铭心的岁月。刘少奇的这段经历曾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走进康家堡红色基地,走进历史,了解伟人。

村东,有一条隐藏于枯草杂丛中的小路,路边的建筑已不复存在,剩下的是一堆残垣断壁,路标上写有“刘少奇路居地遗址”,它告诉我们,伟人的革命生涯,伴随着一路风雨,一路艰险。

据作者居成、吕江《解密:刘少奇如何穿越103道封锁线返回延安?》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那段三千里行程中刘少奇一行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和万般艰险。摘录两段刘少奇在途中的教导:

在经过晋中、文水一带时,环境更加恶劣危险,护送的同志们担心刘少奇身体吃不消。刘少奇说:“革命本来就是艰苦的,特别是在敌后反‘扫荡’斗争,我们全党全军谁不是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过日子,不要把我看得特殊!”

进入晋西北地区时,正是冰天雪地,极端严寒的天气,大家都在担心刘少奇的身体,刘少奇却说:“三分区和晋西北军区的部队和群众,不都是常常夜间活动吗?你们都能顶得住,我为什么不能克服这点困难呢?”

这就是一个伟人在战争艰苦岁月里的胸怀,呈现给我们后人的是一种人格魅力和崇高风范。

据当年护送刘少奇同志的裴丽生回忆,凌晨从康家堡出发沿村南的沟,往西进入石炮沟,再到前方三四十里的崖头村,一路上看到不少土地荒芜,有的庄稼还未收割,嘱咐随行的领导同志不但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也要指导群众搞好后方农业生产。

现在康家堡架设管道,利用水资源,曾经的荒山变成了丰产的水浇地,伟人走过的小路两边梯田层层,植被茂密,五谷丰登,瓜果飘香。

石炮沟沟口处巨石穿空,奇石遍地,时值寒冬,穿山越岭而过的那条溪水冲破冰层一路欢鸣,远看像似一条长长的沿沟谷轻铺漫展的玉帛,连绵不绝,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这条沟壑间的线路是康家堡到崖头村的唯一羊肠小道,当年刘少奇同志就是从这条小道走出,去的王虎庄,再从兴县去往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康家堡人将从村南沟到石炮沟的这条路称之为“伟人路”。

贺龙居住的窑洞

康家堡那条坑坑洼洼的街道,街道上坐落的那个四合小院,小院里坐北朝南的那间窑洞里,留下了贺龙的印记。透过紧锁的门缝,通宿亮着的那盏煤油灯下,还晃动着贺老总高大的身影,他正部署着晋绥后方支前工作、安排指导康家堡军民与周边的日寇要进行解决的斗争。

他踱着步,嘴里叼着的黑色的烟斗,正吐着一圈一圈的烟圈,每一串烟圈里,都有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沉思。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文水城仍有日伪防守,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据相关资料,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司令员的贺龙,当机立断作出决定“坚决拿下文水城。”8月31日深夜向文水县城发起进攻,贺龙、李井泉东渡黄河,亲临文水前线,指挥所从康家堡一直推进到文水县城附近。9月1日黄昏,全歼守城顽敌,收复文水县城。

1947年3月,在西北,蒋介石将进攻目标选在了陕甘宁解放区,企图攻占延安,瓦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指挥中枢。贺龙接受中共决定,统筹做起了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后方工作。

在贺龙的主持下,将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人才和主要生产资料搬到晋绥,在这里建立起来了兵工厂。

贺龙在晋绥区后方的工作中,动员新兵以扩充西北野战军兵力,建设兵工厂,搞医院,组织粮食,运送粮食。

“千里运粮,百里运草”乃兵家大忌。为南下部队征集粮食,还要把征集到的粮食运到陕北,没有车,要翻过崎岖陡峭的中条山吕梁山,要过奔腾不息的黄河,我们可想而知,在当时的那种极其简陋、艰难的条件下,硬靠人力扛,小推车推,毛驴托拉,是何等的困难。

在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的情况下,贺龙敲着手中的烟斗说:“那也得运啊,这个任务必须完成,没有价钱可讲,前方战士和老百姓没有粮吃啊!”可见,他所领导的后方工作与在前线冲锋陷阵一样居功厥伟。

康家堡村东有一座小桥,当年贺龙就是从这座小桥上走过来的,后来去了后方,创办了贺龙中学。为纪念贺龙路过康家堡,村里人在墙上写下不少“拥护贺司令员”的标语,那些标语一直留在墙上。后来,人们又把那座桥叫成了“贺龙桥”。

红色交通员

梁翟让是康家堡村民,早早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已成长为我党在这一带抗战时期的地下交通员,他的家在村北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孔残窑,一眼铁窗,一扇带射击孔的铁门,可谓铜墙铁壁,又把人们带回到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

日伪碉堡林立,哨卡遍布,壕沟万丈,这给我党各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护送干部,运送重要物资,传递情报,都是要在极其隐秘的条件下进行。做为一名优秀的交通员,不仅需要对党忠诚,更需要机智勇敢、反应快、应变强,而且还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一副好腿脚,跑得快,有时为了确保安全,白天休息,夜间赶路,翻山越岭,穿密林,踏泥塘,钻青纱帐等等,什么样的状况都会出现。有多少优秀的交通员为了保守党的秘密,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刑拷打,他们向党向人民发出了庄严的誓言:“请组织放心!请首长放心!就是牺牲我自己,也绝不让情报落到敌人手里,我一定把情报送到。”“我已完成任务,虽死无憾。”

披肝沥胆,不辱使命。梁翟让就是这些优秀的秘密交通员中之一,在多少个漆黑的夜晚,或风雨交加,或漫雪飞舞,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下,把收集到的日伪情报秘密地伪装好,趁着夜深人静,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将鸡毛信悄悄送出,从未畏惧后退。

梁翟让院中,有一颗又高又直粗壮的老榆树,茂密的枝干伸向高空,在冬日蔚蓝的天空下,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不屈不折,不颤不抖,始终站直了身躯,挺直了腰杆,傲然屹立在严寒中。这种顶天立地,凌霜傲雪的姿态,不正是无数个像梁翟让一样的革命先驱者的精神写照吗?他们临危不惧,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演绎出气壮山河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架起了空中桥梁,一个个密电码成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中国大地上空回荡,恰似敌人无法砍断的蓝天长虹。一封封鸡毛信在空中秘密飞送,像一把把利剑直刺敌人心脏。

1944年,红色交通线被党中央誉为看不见,斩不断的“钢铁走廊”。那些曾经战斗在红色交通线上的人民群众和每一个交通员,保密重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为了保护这一条条红色动脉,直到牺牲有的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和他们的故事。

在复杂的环境下,他们历尽艰险,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这条红色的“交通生命线”,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和坚定的信仰,用鲜血和生命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路,一条通向新中国建立的路。

他们是万千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他们始终把党的事业和民族大义放在比生命更重要的位置,以其崇高的革命精神为后人竖起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红色后方医院

当驻足于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时,耳旁仿佛响起了一阵阵密集的枪炮声,从村外的沟壑中、山梁上,抬来一副副担架,担架上躺着被打伤的八路军战士,或游击队员。院子里受伤的伤员有满脸打着绷带的、有拄着拐杖的、窑洞里时不时还传出因伤势过重,需要马上手术发出痛苦呻吟的,而从每个人的眼神里,看到的是闪烁着坚强的意志,透射出来的是必胜的信念。

一幕幕,就在眼前。那边是红嫂、大娘正在为受伤的战士用盐水轻轻清洗伤口,或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点小米熬成粥,又一勺一勺喂到伤病员嘴里,或以一种伟大的母爱正抚慰着、鼓励着那些年龄还小的娃娃兵,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

在康家堡后方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有多少伤愈后的战士扛起枪又重返杀敌战场,而那些大娘多少次冒着敌人扫荡杀戮的危险抢救着人民子弟兵,在疯狂的敌人面前,大义凛然把被敌人追杀的战士认成是自己的儿子,乔装打扮躲过敌人的搜查;面对凶残的敌人,勇敢无畏的那些红嫂为保护受伤的战士,把他们假认成是自己的丈夫,躲过敌人的抓捕。她们是平凡的百姓,在中国战争史上却谱写下了可歌可泣动人的故事。

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中国的普通百姓是最伟大的人民。

红色土布纺织厂

戏台后侧,就是当年八路军后方纺织厂。历经战火的洗礼、岁月的风雨,当年的纺织厂,现如今已看不到曾经的生产景象,一片残破,空荡荡的院落里堆放着杂七杂八、零零乱乱的东西,站在遗址门口,听着讲解,脑海里回放着看过的纪录片、电影、或抗战书籍中所描述的情景,仿佛听见从院子里传来纺车吱扭吱扭的纺线声,仿佛看见一匹匹织成的土布随即被做成一摞一摞的棉衣棉裤、一笸箩一笸箩的棉鞋棉袜,还有那一块一块的棉被都集中在纺织厂,打点好,而后源源不断地被秘密送往前线。

1940年,八路军游击队的贾秉充在康家堡办起了纺织厂,那时没有机器,靠的都是土办法,用木制小型纺车,手工纺纱织布。把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分成不同的生产小组,分工合作,分头行动,一次次提前完成支前军用衣物任务,这对解决当时部队物资紧缺和衣着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活动在康家堡周围的日寇,经常会对周边村庄进行袭击、扫荡。1943年的3、4月间,日军获得康家堡建有纺织厂的消息,再次偷偷袭击了康家堡,那天有三个女同志正在整理刚刚织出来的土布,日军闯进村子,一阵烧杀掠抢,对着纺织厂一阵猛烈的扫射轰炸,来不及转移的这三个女同志,牺牲在了日军的枪口下。厂子也被日军放火烧成一片废墟,纺织机、棉花和刚织出来的布,以及还有未运走的一部分被服都被烧毁殆尽,变成一堆堆黑黢黢的灰烬。

沟壑中的红色印记

千年古槐,窑洞土屋,小院老宅,街道巷里,石磨石桥,沟沟堰堰,回放着一个个红色场景。巍巍子夏山,悠悠子夏水,说不尽往日岁月峥嵘,道不尽军民鱼水深情,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红色传奇故事。据文水史料上记载。

1940年7月初,约有20多人秘密护送着3位从延安来的同志,准备前往晋东南开展工作。在黑黢黢的夜幕掩护下,从康家堡出发,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护送3位同志安全通过了南同蒲线。

1941年8月,一支队伍,由文水三道川的中庄出发,翻山越岭,绕过敌人的碉堡,经康家堡下山,秘密进入太岳山区开展晋西南一带的抗日工作。

据张嵩山编《根随毛委员出安源 开国中将丁秋生传》:1941年9月丁秋生率领的80多人的干部队伍,从延安出发,准备前往山东。路经文水,驻守在康家堡的八分区部队接到任务后,将这批干部队伍安全移交给中央文水县委交通队,随后秘密护送进入太岳山区。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准备大举进攻延安。11月7日,边区政府通知延安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并下令保育院、托儿所要在3至5天全部安全撤离延安。康克清带领的保育院的孩子们撤离延安后,东渡黄河经红色交通线进入文水境内,“一切为了孩子”县委在康家堡组织人民群众制作了一百多辆小推车接应安全转移。

村西北是一片酸枣树林,这里的酸枣树也超越了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长在沟沟沿沿上的长势,而都已是一颗一颗的粗壮的树干,径直向天,支撑一片树荫,其中的八株酸枣树更是不一般,有专家鉴定,这是山西乃至全国最老的酸枣树王了,树龄已相当长,至少有600多年的树龄,极其罕见与珍贵。

离酸枣树七八米的山坡上是无名烈士陵园,高长寿老人讲给我们说,这里掩埋着三十二名当年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们,他们是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创建新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八颗粗壮的醉枣树,就像是英烈们不朽的丰碑与不倒的英雄雕塑,向先烈们默哀,向英烈们致敬

未完

待续

武文英,女,60后,供职于介休农行,诗词爱好者,业余时间小写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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