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血浇开自由花：牺盟会负责人吕调元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一条大河波浪宽

山西地图里有两条重要的河流，一条是黄河，另一条就是汾河了，这条纵贯山西南北的河流，在《山海经》里有明确的记载。“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南下的汾水，流经静乐全境，悄声无息地滋润着一个又一个村庄，她读过羌笛烽烟，还有那一串串古老的往事。

西坡崖是静乐县汾河西岸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清凌凌的河水从门前流过，村庄依西山土崖而建，故而得名。西坡崖村与中共早期领导人，革命先驱高君宇的故乡峰岭底村相距不远，一个在汾河西岸，一个在汾河东岸。西坡崖村大多是窑洞，有石窑，更多的是土窑。时至今日，村庄西坡上的窑洞还有老人居住，住惯了窑洞的人喜欢窑洞的冬暖夏凉，避风向阳，不愿搬迁的平川房屋居住。关于那个时期人们为什么选择山崖挖建窑洞而居，原因有二，其一是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条件有限，建造房子费时费力，消耗巨大，人们承担不起。其二是当时属于农业社会，河川良田视为农人的命根子，舍不得占用有限的土地，加之那时人们抗拒洪涝灾害的能力较弱，汾河一旦暴涨，就会摧毁房屋。了节约土地，为了安全起见，就在土崖上挖建窑洞。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一个平平常常的春天，静乐县汾河西岸西坡崖村（今静乐县鹅城镇西坡崖村人）的一座石窑里，降生了一位婴儿，父亲给他取名调元，字乾初，寓意颇深，指望日后居官为宦，光宗耀祖，有望子成龙之意。为了让孩子健康生长，免灾去病，牢牢拴住他，并取乳名为“拴存”。父亲吕鸣鸾精通文墨，家境富裕，出生于耕读之家，村里每年书写对联都是吕鸣鸾执笔，诉讼打官司也由他代写。吕鸣鸾牢记《治家格言》中的两句话：“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虽然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废止，但书还是要读的。即使不能让子孙后代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但耕读之家的子孙不能当“睁眼瞎”。为了让儿孙们“睁开眼”，吕鸣鸾在西坡崖村开办一所私塾，他思想颇为活跃。也比较开明，接触进步人士。他也很和善，常常把钱粮拿出来接济穷人，父亲的这些行动，在小调元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救苦济世的种子，为他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吕调元父亲吕鸣鸾自传手稿

当历史跨入1911年的大门，吕调元这年才刚满三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莽莽神州正迎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伟大巨变。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势不可挡，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革命党人历经了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起义，这些起义尽管都失败了，但它震撼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仁人志士赴汤蹈火、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激发了人民群的革命斗志，神州大地上，全国人民的旺盛斗志如大江怒潮，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猛烈地撞击着清王朝这艘风雨飘摇的破船。正如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地指出：清王朝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彻底底腐朽了，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斗阵高潮眼看就要到来。当时在静乐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清王朝气数已尽，不用掐，不用算，宣统悬不了三年”“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意思是今年是辛亥年猪年，羊与洋是同音，清朝要完蛋了，洋人也要滚蛋了。自古民谣就是社会变革的先兆，这首民谣也预示着清王朝即将完蛋的信号。

吕调元故居

静乐大地有十多人参与了同盟会的活动，早在1906年，同盟会会员谷思慎、南桂馨等人来到静乐编唱反清歌曲，深入汾河流域进行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静乐有段馨兰、高佩天（高君宇父亲）、武植霖、郭正、王谢堂等人填了志愿书，歃血为盟，誓言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志，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众处罚。随着全国反清斗争高潮的出现，他们频频聚会，以期响应。历史终于迎来了举世瞩目的一步，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成功，伴随着起义的枪声，伴随着革命党人的呐喊，伴随着全国人民、海外华侨的怒吼，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一个新时代终于到来了，湖北独立、湖那边独立、四川独立、山东独立、广东独立、广西独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山西阎锡山与10月29日宣告独立，并成立了军政府，阎锡山自任都督，大清帝国的黄色龙旗终于在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倒下了，从此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即将土崩瓦解，寿终正寝了，中国两千来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像冰山一样倒塌了，融化了。

当辛亥革命的胜利消息传到静乐时，昔日风光八面的满清末代知县，浙江人胡运昌像惊弓之鸟一样闻风而逃了，高佩天、吴植霖等同盟会员立即组织地方武装成立八都公所，维持社会治安，保卫静乐百姓。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变化，“大人”“老爷”这些不平等的称呼，以及磕头、作揖等旧的礼节礼貌也逐渐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捂手、敬礼、脱帽与鞠躬，最令男人们人解气的是减掉了长长的猪尾巴辫子，脑袋上留辫子是满清王朝强加在汉人头上的枷锁，是汉族人民的极大耻辱，当剪辫子之新风尚传到静乐之后，但有的人还是不敢剪辫子，一是思想守旧，认为这是流传了两百多年的老传统，怕对不起列祖列祖；二是害怕满清复辟找麻烦。胆子大的，思想开放的剪掉了，胆子小的就把长长的辫子盘起来，再用帽壳子盖起来。革命党人走村串乡给老百姓做工作，慢慢的人们都把辫子减掉了。接着是妇女放开天足，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少年立志为真理

1913年，6岁的吕调元上了私塾，西坡上的一眼窑洞里传出一阵朗朗的书声。这是一座简陋的校舍，只有十几个学生，一位老态龙钟的先生。当时清政府已经接受新思想，开办新学堂，全国大大小小的学堂形形色色，除了读《三字经》《弟子规》“四书”、“五经”，有的还开设了算术和体育课程，高级的是省城、县城公立的书院，中级的是一些秀才、举人、贡生自设的书馆，最低级的蒙学，也称之为私塾，常设在村中，由全村人出资请先生盖房子开办，在旧社会，蒙学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先要学礼仪，拜孔子，私塾供养着孔子的牌位，前面摆着香案，案子上放着香火，开蒙仪式拜孔子，学生拜孔子之后据说会文思通达，连中三元。开始读的是押韵的《三字经》、紧接着是《百家姓》《千字文》。精通历史的父亲常给吕调元讲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榜、东周列国、以及包公、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他热情健谈，很有正义感，凡是听他讲故事的人，对梁山好汉打抱不平，包文正秉公断案，岳飞、杨家将抵抗外来侵略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受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新文化及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就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吕调元参加了救亡工作，走上革命道路。

初春清晨，吕鸣鸾起得比谁都早，天还没亮，他就摸黑用火链点着麻油灯，拿起半米长的烟锅子一锅接一锅的抽烟，浓浓的烟雾的顿时弥漫了整个窑洞，抽完旱烟，他就披上旧棉袄去汾河岸边的农田督促长工往地里上粪。虽然已是春天，但早晨依旧寒冷，有时地上还能下霜，白查查的一片，解冻的小河还能结上一层薄薄的冰，不过毕竟是春天，太阳一出来，寒气顿时消逝的无影无踪，忙活了一个早上，当袅袅炊烟笼罩于村子上空的时候，牛羊粪是顶好的农家肥，上到地里能结出好山药和大南瓜，他的眼前浮现出了丰收的景象，飒飒金风弥漫着浓郁的五谷芳香，农民们正在收割着田野里的庄稼。此时，《三字经》就会从西坡上的那孔窑洞了传出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蒙学只注重记忆，反复朗读，直到全部记住，但不知其所以然。聪明好学的吕调元记忆力和悟性都很好，入私垫三年后即能提笔作文，乡人谓之神童。

1922年，14岁的吕调元考入静乐第一高小（今县城寺坡岑山书院，革命先驱高君宇曾在此就读）文章常为全校之冠，深得老师们的器重。1924年秋，16岁的吕调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原成成中学，他更加发奋苦读，学业优良，英语为最。在太原成中读书时，聪颖智慧，刻苦攻读，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在学生中很活跃，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爱国活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他和同学们积极宣传并参加新编剧的街头演出。受早期共产党创始人革命先驱、同乡高君宇（静乐县峰岭底村人）先生的影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山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27年秋，吕调元考入北平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学系。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在刻苦学习的同时，很快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为殖民地，东北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一首《松花江上》让国人颜面悲啼。在学校加入“左联”和“反帝大同盟”，积极参加学生请愿斗争。吕调元和同学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义愤填膺，大家纷纷加入游行的队伍，看到声势浩大的学生队伍，激发了他更大的爱国热情，决心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成为抗日救亡运动领导核心，一名积极能干的学生领袖和坚强的革命战士。1932年，吕调元在一次街头作抗日演讲，被当局军警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亦称“草岚子监狱”）。在这里吕调元结识身陷囹圄、坚贞不屈的薄一波、安子文、刘亚雄等共产党人。1935年夏，吕调元经其父活动出狱。

吕调元烈士

牺牲救国同盟会

牺盟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的。是阎锡山所属“自强救国同志会”中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多位进步青年倡议，经阎锡山批准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抗日的进步组织。牺盟会具有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牺盟会成立之后，即刻通过新闻电讯，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发布的第一个纲领即号召“我们不管任何党派、任何阶级、任何职业的朋友，只要是不愿意做汉奸奴隶的人们，都可以吸收到我们的组织中来”。由于侵华日军节节逼近，利用伪军向绥东进攻，直接威胁着阎锡山在晋绥的统治，使他感到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红军东渡黄河时，蒋介石乘机调入山西的十几万军队，在红军回师陕北后仍赖在山西不走，使他感到有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他还觉察到广大中国人民是拥护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的，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是不可抗拒的，“剿共”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根据他的“存在就是真理”的处世哲学，适应形势，选择了“联共抗日”这条路，并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提出了“牺牲救国”、“守土抗战”口号，成立进步组织牺盟会；派人到北平邀请抗日救亡活动家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解散防共保卫团；接纳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驻晋等。薄一波返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以薄为书记、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4人参加的党的秘密组织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直接归北方局领导。薄一波返晋后，阎即委派他主持牺盟会的实际工作。会址先在国民师范，后迁太原精营东边街30号。吕调元、牛荫冠、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谷景生等同志先后来到太原开展抗日救国统战工作。

牺盟会会徽

牺盟会太原委员会旧址

牺盟会入会誓言

牺盟大合唱

1936年9月，吕调元赶赴太原，出任牺盟会总部组织训练委员会委员,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军遂悍然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战争，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华北大片领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内陆腹地。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七七事变标志着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七七事变”后，吕调元任大同县县长（为加强接近前线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牺盟总会决定建立牺盟大同中心区，以吕调元为首（称谓是秘书），由阎秀峰、李林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接着阎秀峰、李林、侯富山等根据山西省工委的指示，组成中共雁北工作委员会，李林担任宣传委员。当时工委对中心区无直接领导关系，而是通过党员起指导作用的。 1937年7月，大同中心区的工作人员在吕调元的率领下到了大同。1937年8月，大同失守，吕调元返回太原继续在牺盟会总部工作。1937年9月，吕调元与薄一波、牛荫冠同为牺盟会总部三人党小组成员之一，吕调元负责组织工作，先后任总部组织部长兼雁北中心区秘书，随营抗日军政干部总校三大队指导员等职。

民族革命青年团

1938年2月，山西成立了实际上由我党和牺盟会掌握控制的“民族革命青年团”，吕调元是常委之一。他与牛荫冠负责“民青”总团部的实际领导工作。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吕调元根据党的指示，担任了 “青军团”政治部主任。

青年抗敌决死队

反击日寇扫荡中的新军

“青军团”的学员大多数是在牺盟会提出的“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号召下汇集起来的。为了把这一批革命青年培养成抗日救国的骨干、山西军队的军政干部。吕调元精心选配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官，并邀请续范亭到新军中讲演，他自己亲自给学员讲授《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鼓励学员阅读《解放》等进步书刊。他把“青军团”由吉县带到晋西北的兴县，让“青军团”120师358旅教导大队一起参加群众集会，一起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一起开展各种游艺活动。在去兴县的往返途中，他带领学员专程路经陕北的延川、延长境内，让“青军团”亲眼目睹边区人民抗日、生产热情和民主生活气氛，使不少“青军团”成员对延安和边区产生了向往之情。“青军团”的政治干部和学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为了既能发挥党员的作用，又便于隐蔽，吕调元让党与非党政工干部一律参加了合法的“民青”组织。他以“民青”负责人的身份，领导开展党的各项工作。

“青军团”中新旧势力的斗争非常激烈，吕调元总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站在进步势力一边，鼓励和支持政工干部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直至获胜。吕调元依靠进步力量，利用合法身份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遭到阎锡山及其旧势力的排斥。1939年，阎锡山把吕调元调离“青军团”，同时撤换了大部分思想进步的教官和政工干部。1939年初，日军进犯晋西，吕调元借故将青军团开到兴县城风，与八路军358旅取得联系。阎锡山闻知青军团被“赤化”的情况，不久下令撤消政治部，吕调元被召回秋林任晋绥军政训练委员会第三处（负责民运和政工福利）副处长，兼任民运训练部、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吕调元坚定在配合薄一波、牛荫冠同顽固派进行了激励的斗争，潜心培养抗日救国进步分子。他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其成员大都参加了新军。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1939年9月，中共地下组织在牺盟总会建立了以牛荫冠为组长，吕调元、赵石宾为主要成员的核心领导小组。

1939年冬，“十二月事变”发生，在极其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吕调元遵照党的指示，同梁膺庸、胡西安、张力之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晋西事变的认识和态度》一文，深刻揭露了事变是顽固分子对革命势力的暴力和挑衅，呼吁二战区军民团结抗战，“枪口都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瞄准”。声明的发表揭穿顽固派阴谋，并采取应急措施，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将大部分党员和革命青年分批撤出阎锡山统治下的秋林，送往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组织总会的大部分同志撤离秋林时，吕调元对牛荫冠、刘岱峰说：“你们去吧，我留下。我在这里顶着。”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吕调元留在牺盟总部同顽固势力坚持斗争。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秘密组织革命干部撤离，免遭毒手。把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一批批转送各抗日根据地。牛荫冠北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之后，由吕调元全面负责牺盟会工作，此时已经是孤军奋战，形势极其危险。

十二月事变与山西新军资料

秋林的斗争形势日趋紧张，顽固头子梁化之收缴了牺盟总部警卫连的枪支，查封了电台。吕调元不顾个人安危，支撑着牺盟总部的困难局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拟订了一个撤离计划，决定“青军团”炮工大队教导员叶笃诚、刘展等几个同志在晚上熄灯后，逃出秋林虎啸沟，在上胡芦村的路上等待骑兵接应。不料这个行动计划被“民青”中的叛徒任朝逢、张英向顽固派头子王靖国告密。王靖国即命这两个人佯称受不了阎锡山同志会的打击迫害，要投奔延安，骗取吕调元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靖国。王又把信转交给阎锡山。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将吕调元逮捕。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哀叹自己“耍了一辈子蛇，反叫蛇咬了一口”。他对牺盟会干部恨之入骨。吕调元被阎锡山当局关押在秋林镇南河边东兴集一个潮湿黑暗的土窑里。敌人给他带了一副几十斤重的铁镣，用各种酷刑摧残他的身体。由于带着铁镣，睡觉无法脱衣服，他浑身长满了虱子，刺痒难忍。他忍着痛痒，仍谈笑风生。一次次严刑拷打，一天天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生活环境里，发霉的食物，令人窒息的空气，使他身染重病，高烧昏厥十几天，水米不进。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敌人才将他的铁镣卸下。同狱的难友无不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就连看守人员也暗暗赞叹他：“真是条铁打的汉子”。

阎锡山对吕调元恨之入骨，成为不许与任何人接见的大政治犯。当年在“十二月事变”撤离秋林的刘展回忆： 1941年夏秋之际，胡仁奎（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国民党中央派驻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五台县的督察专员，其实是我党地下党员）从晋察冀边区去重庆述职，路经第二战区长官部时，谒见了阎锡山并在此休息数日。得知吕调元被囚禁于此，胡仁奎遂通过与宪兵司令樊明渊的私人关系，在一天夜里以提审吕调元为借口，从候讯室将吕调元带走。吕调元一被提走，狱中的几个政治犯顿时变得提心吊胆，惟恐吕调元被敌人杀害。出乎意料的是天快亮的时候，吕调元被送回了监狱，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只见他满脸喜色，忧愁而去，欢喜而归？众人不得其解。当然不能正面询问，怕被监视的敌人听到。在以后利用放风的时机，他才隐隐约约地向刘展透露了一些消息，当时吕调元与胡仁奎谈话时，每到关键时刻，都用英语对话，看守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大家就知道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大概有这些：试看未来的山西“谁当称雄”，日军出兵侵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终必以失败告终。阎锡山偏安晋西南腐败无能，晋绥有贺龙领导的八路军，张隽轩领导的牺盟会；晋察冀有林彪领导的八路军和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晋东南有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和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的牺盟会；谁是革命的、谁进步的、谁又是反革命的，与人民为敌的。人民拥护未来山西“谁当称雄”，这是显而易见的。

鲜血浇开自由花

吕调元每天在监狱阅读报纸，向难友们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报道，鼓舞大家的斗志。当他发现有些青年难友悲观失望时，就向他们宣讲“坐监也是革命”的话来鼓舞。他告诉大家，我们为抗战而坐监，并不孤立，顽固分子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他向难友们讲述列宁、斯大林等共产党人在监狱里的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斗志。他说：“坐监可以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只有在战场上、刑场上才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当有人悲观失望时，吕调元激励难友坚强革命斗志，鼓励他们坐牢也是在为党做贡献，我们要作长期的打算，把牢底坐穿。他在狱中启迪难友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领导难友们秘密进行斗争，鼓励同狱的犯人出狱后参加革命队伍。他说政治犯坐牢就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劝大家抓紧时间学习，组织难友们开展学习活动。他鼓励难友们保持革命的“本钱”，向他们讲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启发难友们锻炼身体。每当放风时，他抓紧时间快速行走，即使上厕所，也乘机伸伸腰，踢踢腿，活动一下筋骨，用身体力行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家。吕调元对难友们关怀备至，亲如手足。他入狱后，牺盟总部“黄河书店”的同志经常给他送食物和生活用品。他便把这些东西分给难友们。有的难友病了，他千方百计托人买药医治，还亲自为他们熬药，鼓励大家：“不要倒下去，要站起来向前走。”他时刻不忘争取敌方人员。他说：“革命者象一盆火，放在哪里，热在哪里！共产党人像一盏灯，点在哪里，亮在哪里！”“要相信人总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看守也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有机会，他就向看守人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思想觉悟，教育他们弃暗投明。大多数看守们的家乡在沦陷区，家破人亡，为了谋生才当了看守。在吕调元的感召下，他们逐渐对“犯人”们放松了管理。他还启发看守人员赶紧觉悟，教育他们弃恶投明，走向人民的一边。被争取过来的敌宪兵人员经常为他秘密传递书信，使他与党的组织保持了联系。

吕调元被捕后，阎匪军用尽一切伎俩和百般酷刑企图使他屈服，但吕调元始终坚贞不屈，铁骨铮铮。在监狱的6年时间里，他备受酷刑折磨，身染重病，但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有关党和军队的半点实情，表现了坚贞的、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决心。他经受住了各种威逼利诱和各种酷刑考验。吕调元横眉冷对阎军酷刑折磨，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留下了：“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耍，抛我头颅血，浇开革命花”的千古绝句。　

党组织十分关心吕调元的安全，曾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吕调元，想保吕调元出狱就医。梁化之却说，乾初的问题和晋西事变有关，事变的内幕他是知道的，他应交待清楚，立功赎罪。阎锡山的敌工团长杨贞吉说：“乾初应先交待清楚共产党是怎样策动晋西事变的，讲清楚这个问题，恢复他的自由就好说了。” 阎锡山、梁化之拒不释放他，把吕调元作为同我党进行斗争的重要人质。吕调元多次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绝对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如果卑躬屈膝，损害革命利益，换取个人自由，出狱以后在政治上也就成了一个死人。与其出去当个死人，倒不如我就死在这里。”

1945年冬天，吕调元白发苍苍的父亲吕鸣鸾迎着酷寒，冒着飞雪来到太原。他找到梁化之说：“调元扣押多年，体弱多病，请准予保外就医。”狡猾的梁化之以为有机可乘，就对吕鸣鸾说：“放乾初并不难，只要写出一个东西，认罪自首，和我共事。”吕鸣鸾到监狱见了儿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将梁化之的意思告诉了儿子。吕调元坚决地说：“我在牺盟会一贯主张抗日救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对国家、对山西人民无罪。我无过可悔！您老人家应该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骄傲，不应该为儿坐牢痛苦、悲伤。您回家后要好好保重身体，胜利就在眼前！” “绝对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这是吕调元在狱中实践的“牺牲救国”诺言。虽然，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将与日月同存。

1946年（民国35年）夏，根据重庆谈判协议，我军驻太原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代表根据“双十协定”，多次要求释放被囚禁多年的牺盟会负责人吕调元，都遭到阎军拒绝。驻太原军调处的我方代表再次找到梁化之，要求会见吕调元。梁化之仍推说必须经过阎锡山的批准。我方代表找到阎锡山，阎锡山竟诡称：“乾初早已暴病死亡。”然后立即“手谕”梁化之，将吕调元处死，要尸体完整，还得有医生签字证明是“暴病医治无效死亡。”当阎锡山的“手谕”转给看守吕调元的队长和警察长时，他们为了推卸罪责，便把“手谕”交给吕调元看。吕调元看完后，面不改色，泰然处之。他向看守们要来纸和笔，奋笔写下《告山西人民书》、《致梁化之的一封公开信》，揭露阎锡山破坏团结抗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破坏《双十协定》，蓄意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当夜，满天的乌云扑向大地。阎锡山指派特务以治感冒为名，给吕调元注射毒基剂，并强行塞上鼻孔，脸上蒙上麻纸和湿毛巾，使其窒息而死，时年38岁。 一个革命的忠魂消逝了，一个伟大的生命远去了，但他在人民心中得到永生。

吕调元是山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是牺盟会的负责人，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很辉煌，他生活和战斗在三晋大地上，在反对日本侵略，打击顽固派，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是每个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我们不能忘记“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先人开道为后人，后人继业慰忠魂”的真谛，让年轻人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果能如此，此文则足矣!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先烈，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为真理献身的伟大精神，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健全我们的灵魂，完善我们的人格，继续传承和发扬“蕴于化而践于行，承其志而兴其业”的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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