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战役的胜利离不开17万支前民众的努力
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后期的一场大型战役，始于1948年10月5日，终于1949年4月24日。太原战役也是解放战争中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太原的解放，标志着阎锡山对山西省长达38年的统治结束，国民党政权在华北地区的最后据点被铲除。
解放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解放军的后勤主要依靠所在地区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动员当地民工来维持。陈毅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就反映了当时解放军的后勤组织方式，也反映了民众支前对于解放军在前线打胜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障战争后勤，做了大量的群众动员工作。
解放军太原战役后勤指挥部和中共地方党组织互相配合，共同筹集战役所需的各种物资，动员了解放区大批民众参与支前。后勤指挥部对民工的运输任务进行了编组分配，使之条理化运作，加快后勤运输的工作效率。
解放军太原战役后勤指挥部对民工的运输任务进行了编组分配。在人力运输编制方面规定：担架每连20副，每副5人，外加20%干杂（即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司务长、事务员、医生、通讯员各一人，排长3人，伙夫10人）共计120人。
因为战争中的运输任务往往超出预期，因此在运输工具上，后勤指挥部要求民工使用两用担架，并且改变晋中战役中先突运粮草、器材，再突运弹药，最后突运伤员的模式，做到伤员与物资运输的兼顾。
车辆运输的编制为：大车应是每30辆为一连，10辆为一排，每辆车两个车夫，每连设连长政指各1、排长3、司务长1、事务员3、伙夫6。
关于车队干部、事务人员和伙夫等职务的设置，要求“只能专设，不得兼任”，因为大车运输队所要面对的问题比人力运输的更多，尤其是供应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通过加强党组织的领导来解决。
除人力与车辆运输外，畜力运输也是一种方式，但并不划算。首先，牲畜所需的高额食草量导致食草供给紧张。后勤指挥部为满足供应，只能临时从太原附近征运大量的牲畜食草，包括从太原地区已经解放各县调运谷草3500万斤，从晋绥解放区调来67万斤，供应局调来87万斤，联勤调来68万斤，共3722万斤。其次，畜力运输浪费了有限的人力物力。按照编制要求，毛驴队一般以45头为一连，其干部配置与大车运输队的相同，一头毛驴必须搭配一个人。因此，民工尽量避免使用畜力运输。
在物资供给方面，后勤指挥部实行供应站供给的办法，即在运输路线沿线地区建立很多的供应站，以方便对从各解放区调运来的物资进行运输。如太原市一分区的运输路线主要分为东、北两线，东线有寿城、宋艾、坪头、郭家庄、孟家井等5个粮站，北线有麻盒、大盂东、万寿、鸿岩染、凌井等5个粮站；到了太原战役第二阶段，供应站随战局的发展建立了随军库，如北线的皇后院、下兰村、西岑、郑城、杨家井、泥屯等仓库。整个太原战役期间，各地区粮料柴草站的设置总共有62处，另外还有煤炭站18处，副食站16处，总计战役期间供应站共设96处，距离最远者达30里。
在交通运输道路方面，由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国军的空中威胁，很多地区的交通运输非常艰难。如由太原市一分区负责的交通线多处山路，运输环境艰苦，补给线狭长，加之在战役初期，国民党空军经常巡航空袭，供应站损失巨大，“仅西榖村一次就炸死民众9名，伤牲口39头”，因而运输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但由于道路狭窄，汽车、大车、民工同时上路运输，致使交通拥挤，效率较低。
太原战役持续时间长，任务重，很多后勤干部和支前民工都极为疲劳。解放军后勤工作的规定是“只换民工、不换干部”，但民工数量也不足，大部分民工都是三上前线，民工和干部都未能得到充足的休息。太原战役期间正值秋耕、春耕季节，民工普遍顾虑农业生产，加之一些地区的中共干部对民众缺乏深入的思想激励，民众支前的参与热情不高，个别地方为了完成任务甚至还存在着强迫命令等情况，给民众动员带来不小的阻力。
很多乡村的摊派不公现象也非常严重。当时很多乡村是新解放区，村干部多是未经中共改造的前阎锡山政权人员，依旧保持着旧政权时期的不良作风，他们包庇亲友，歧视贫苦农民和外籍农民，强迫他们上前线。例如太谷县贯家堡摊派担架运输任务，名义为抓阄，实则作弊，直至全部抓到外籍和贫苦农民才算完事。
同时，由于很多干部被调任南下工作，导致带领民工的干部有很多是临时拼凑，他们缺乏管理经验和动员工作的思想准备，使动员工作难以贯彻。
干部对民工训练的不完善也产生了严重后果。为了让民工具备适应战场的生存能力，中共干部组织民工很好地完成了防空、防炮、防毒等训练。但因经验缺乏，忽视了防雷训练，导致很多民工因触碰地雷伤亡，其中“冀中九分区安平民工踩响一颗地雷就伤亡18人（亡2人伤16人），晋中二分区民工共伤7人，因地雷炸伤者就有6人”。所以晋中一分区的一些民工就说：“这次上级规定防空、防炮、防毒都好，就是没有防雷。”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支前民工主要的思想顾虑是自身的生命安全，其次是对秋耕、春耕季节家庭农业生产的担心，他們不相信“代耕”。同时，由于中共后勤组织在动员方式和干部素质上的问题，也对动员和支前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中共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了民工的思想顾虑，保障了支前工作的顺利进行。
基于支前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后勤指挥部首先要求干部到基层进行调查，专门“抽了10个得力干部（内有4个科长）分头到下边了解民工思想实际，及存在的问题”，并将在调查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民工普遍存在的思想情况进行汇总、讨论。最终决定的工作总方针是：在民众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使民众了解支前参战的意义，启发他们的自觉性，鼓励他们“参战光荣”的思想，并明确交待他们支前的任务。
据此办法，后勤干部开展了“诉苦运动”，对新解放区民众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因为“新区民工因受阎匪和地主的双层压迫，是有许多苦要诉的……实际群众的觉悟愈高，对所受的痛苦愈体会的深刻，他的苦将会随着觉悟的渐渐提高而逐步道出来。”诉苦运动使民工克服了“支差”观念，使其明确支前是为了自己的解放。事实证明，这一运动显著改变了民工原来的消极应付思想，激发起民工支前的动力。
后勤干部同时开展了“立功运动”，对支前民工进行思想激励。立功运动必须建立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是提高民工觉悟，鼓舞民工积极参加的有力武器，亦是最实际的群众路线的政治工作方法。在实施过程中，立功运动积极贯彻群众路线，进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尤其注重从民工积极分子中选拔和培养组织干部。同时，反对干部包办的做法，克服了“把立功运动当成单纯的完成任务的手段”的思想，提高了民工立功的积极性。
除思想鼓励外，中共基层党组织还认真切实地解决了民工家中的农业生产困难，打消了民工的顾虑。
为解决因干部南下出现的职务空缺现象，后勤指挥部重新调整、配备了一批干部，还专门训练、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如太原市二分区就训练了一批区村干部。同时要求自上而下地加强中共党组织领导，改善前线与后方的联系，并对民工进行了技术训练，稳定了民工的不安情绪。
为解决交通线上存在的问题，改善运输环境，提高运输效率，后勤人员组织民工开辟出新的交通线，并采用新的运输办法。如太原市一分区的民工在战役第二阶段就开辟了几条大车道和汽车路，交通线的运输环境有所改善，其中在东山牛驼寨附近开山劈路，修通了五六条车路和一些人畜能够行走的道路。在运输方法上采用了小包工制，即“大车每辆平均650斤，毛驴100斤，人50斤”；在运输大檩、大梁时，由于很多地方大车无法通行，民工以7-8人为一组抬一根，最终完成运输任务。因战地缺乏柴火等燃料，民工便在东山就地开采煤炭，既保证了前线供给，又争取了休息时间。这些办法激发了民工的积极性，促进了运输效率的提高，“三天的任务仅用两天就能完成”。
工作方法的改进配以前线战役的节节推进，使民工的支前热情更加高涨，可以说是“轻伤不下火线”：有的负伤后仍继续执行抢救伤员、运送器材等工作，有的民工平时背一块门板，这时就背三四块，有些民工亦忘了恐惧，紧跟部队前进，许多人自告奋勇地抢救伤员。
综上所述，太原战役期间，支前民众规模巨大。据统计，中共地方党政机关动员民兵、民工、学生、工人52960人，担架41940副，参加前、后方运输的群众总计达177872人，动用牲畜达31662头。由于经常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和相对安全稳定的后方之间来回运送物资与抢救伤员，穿越火线的民众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共有203人牺牲，746人受伤。在解放区军民的联合后勤保障下，前线部队很快就筹集了大小檩子30余万根，门板30多万块，麻袋30余万条。从华北军区调来的800余万斤炸药，以及部队日常所需的粮食、蔬菜、油盐等，主要是靠解放区民工负责运输。
太原战役后勤指挥部和地方党组织互相配合，共同筹集战役所需的各种物资，动员了解放区大批民众参与支前。后勤指挥部对民工的运输任务进行分工编组安排，使之条理化运作，加快了后勤运输的工作效率。由于在民众动员的过程中存在着民工对农业生产的顾虑和后勤干部工作方法的失当，使民众动员遭遇了不小的阻力。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深入基层，调查民意，了解民情，及时有效地解決了民工的顾虑，对民工进行思想动员、物质激励，激发了民工支前的积极性，加之交通路线等问题的解决，有力保障了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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