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文化
平山一号墓远眺
中山在战国时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诸侯国。汉成帝时刘向受命校书，经他编成的《战国策》依国别序列，除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之外，还有东西周、宋、卫和中山，所谓“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体争权，盖为战国”【1】。公元前323 年，中山同燕、韩、赵、魏五国相王，在战国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史缺有间，后人关于中山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
中山不同于中原诸侯，它不属于华夏，而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的国家，春秋时原称鲜虞。白狄春秋前期在晋国以西，今陕北一带，据《潜夫论》说是姮姓。鲜虞是姬姓，见于《世本》，所以杜预说鲜虞系白狄别种。春秋时今河北中部有三个白狄别种的小国，鲜虞在正定，肥在菜城，鼓在晋县【2】。春秋晚期晋国势力扩展，肥、鼓被灭，只有鲜虞屹立，到战国时更跃为强国。研究白狄以及整个戎狄族的文化，不能不以中山为中心环节。
1974 年以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汲公社进行调查发掘，发现一处古城遗址，城内外发掘春秋战国时期古墓三十座，包括一号、六号两座大墓【3】。一号墓有的铜器铭文标明系中山王所作。从种种迹象判断，这处古城当即战国中叶中山的都城灵寿，大墓是中山的王陵，周围又有若干附葬墓。这一系列重大发现，为重新认识历史上久已湮没的中山国的文化提供了条件。
一
我们想首先从考古学角度讨论平山墓葬群的文化性质问题。
问题中心是这一墓葬群是否有独特的文化面貌，这就需要与其他同时期墓葬作一对比。我们觉得，最适宜的对比材料，是河南辉县固围村的战国墓。大家不会忘记，固围村的发掘是建国初田野考古工作的一件盛事，《辉县发掘报告》是当时最早出版的报告之一。该地传为古共城遗址，战国时属魏。以平山和辉县固围村两地墓葬群相比，可以了解中山与中原诸侯文化间的异同。
固围村有三座并排的大墓，其右有两座附葬墓，合在一起形成“回” 字形的陵园。大墓都是“中” 字形，如一号墓南墓道长逾125米，北墓道也在47米以上，其墓坑壁上有白色微绿的涂饰，近坑口还绘成堆堞形，椁周以大石砌成方围。这种墓制和平山大墓是相近似的。平山的大墓同样是“中”字形。其一号墓梓室内最外一层用大石砌成，上用大石封盖，墓坑壁上也有白色涂饰。六号墓坑壁发现柱痕，固围村一号墓西壁也找到柱痕。
平山大墓都有墓上建筑，一号墓保存较好，可见柱础、散水，发现很多大瓦和瓦当。在固围村大墓也发现墓上建筑，有散水、柱础、瓦与瓦当，报告称之为享堂。有趣的是，固围村报告中的墓地平面实测图，看来和平山一号墓出土的《兆窆图》铜版颇相类似，不过前者三座大墓，而后者表现了五座而已。
《兆窆图》铜版
两地大墓都经过严重盗掘，殉葬器物不好一一对比，但仍可看出若干一致性。平山各墓陶器多乌黑光泽的暗纹陶，固围村恰出有同类器物，风格相仿。平山的鸟柱陶盆，在当地陶器中最引人注目，类似的陶器在固围村一号、三号墓都发现过。
固围村铜器所余无几，其特色是精美的金银错工艺，一号墓的辕饰为其代表【4】。“辕饰作马头形，大眼浓眉，阔鼻筒耳，面目头颈上皆满错金银卷毛纹、菱纹、鳞纹、平行曲水纹等，极精细见技巧。”这种高水平的工艺，在平山器物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如龙凤座方案、虎噬鹿形器座等件，都同那件辕饰一样精工华丽。
固围村有好多铁器，说明魏国当时普遍用铁，现在平山所出铁器也不少。一号墓长方形铁盘和铁足鼎，器形较大，反映了中山冶铁手工业的发展，使我们联想到《吕氏春秋·贵卒》所载中山勇士“衣铁甲操铁杖以战”，并没有夸张的地方。
从平山出土器物上制作工匠所刻铭文，可知中山的官手工业机构较多，如职司冶铸的有左右使车（库）、冶匀（尹）等，其铭文格式、职官名称均与他国有别，所以这些技艺很高的器物不是自其他诸侯国来的输入品。
在文字方面，平山的铭文和固围村二号墓骨饰上的漆书，字体也很接近。固围村出了一些魏国布币，面文是“梁正尚全尚孚” 。这个全字，历来误释为金，这次根据平山铭文，才弄清楚是“害” 字省体，读为“百”，可见两地文字彼此没有根本差别。
固围村墓，原报告推断其时代为公元前三世纪。平山的一号墓，由铭文估算在公元前308年后不久【6】。两地墓葬群的共同点，正说明它们同属一个时期。由此可见，平山墓葬群反映出中山和华夏各国的文化已相当一致了。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否认平山墓有一些不见于其他地区的因素（如山字形铜器、瓦当的勾状纹等等），但从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共同性是主要的。
二
其次，结合古中山所属地域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白狄中山逐步华化的轨迹。
关于中山的地域范围，前人已有考订，清末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附有《疆域图说》，所论较详。大体说来，中山的北界达到唐县一带，南界迄于高邑一带，包有今保定地区南部和石家庄地区大部。这一带商周遗址星罗棋布，有助于对中山文化渊源发展的探索。
《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云：“新市，本鲜虞子国，今鲜虞亭是。” 这个地点《读史方舆纪要》说在正定西北四十里，《清一统志》从新乐县算，说“县志云在县西南四十五里新城铺” 。这是春秋晚期鲜虞的中心所在。考古工作证明，正定新城铺有面积相当大的商代遗址，出有带铭文的青铜器。距新城铺遗址只有十五里的藁城前西关，也是重要的商代遗址，出有成组铜器和玉器。石家庄地区商遗址多到二十七处【7】，其中著名的其城台西遗址久为人所熟知。这一地区商文化的繁荣发达不难理解，因为这里紧靠着商朝王哉的北部，那时戎狄还没有进入这里。最近在元氏县发现的西周初铜器，铭文记载了戎人侵袭的事迹。本地区内西周遗址反少于商代遗址，很可能是戎狄不断活动阻碍了西周文化影响的结果。
鲜虞等白狄国是在商文化繁荣的地区建立起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鲜虞子姓的传说。《急就篇》注引应劭《风俗通义》和近年武清发现的东汉鲜于璜碑，讲鲜于氏系商箕子后裔。很可能西周时这里有一个子姓的鲜于国，白狄的鲜虞继承了它的国名，境内也有商遗民的后裔。在平山的“ 中” 字形大墓和鸟柱盆这种陶器上，不难看出商文化的一定影响。（至于辉县固围村，地在商畿内，其对商文化的传袭自无须解释。）
再看这一地域范围内相当鲜虞（中山）建立以后的遗迹。姑以平山访驾庄和唐县北城子两地战国前期墓葬为例。
访驾庄的位置非常近于这次发掘的中山墓葬群。墓葬在村北，形制是在长方土坑内用大石板砌成墓室，所出有鼎、豆、壶、盘、匹等铜器【8】。其中的提链壶，形与有名的杕氏壶相近。杕氏壶（《大系》266）的铭文前半说： “杕氏福口，岁贤鲜于，可（荷）是金契（瓷），虎（吾）以为弄壶。” 郭沫若同志指出这四句“意谓秋氏岁时贡献于鲜虞，得此金属之瓶，故以为弄器焉，而刻辞于其上，用知壶本鲜虞之器。” 访驾庄壶和秋氏壶，都饰有络绳纹，是富于北方色彩的器物。
唐县北城子两座土坑墓，所出铜器有鼎、豆、壶、甗、盘、匜，又有北方式的扁壶和短剑。这里还有马坑，埋着肢解了的马骨【9】。这种习俗，大约也是狄人所特有的。
此外，在我们所讨论的地域范围内，有些地点的战国前期墓还出有不少典型的北方式器物，在此不能备举。这类材料表明，在战国前期中山已接受很多华夏文化的影响，然而仍在较大程度上保有北方民族的特色。
这次发掘的平山墓葬群，北方的特色就很淡薄了。比如众所周知的，胡服骑射是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特点，平山发掘于此却没有什么反映。所发现的人像，如人俑灯和许多玉人，找不出胡服。灯上人形宽衣博裾，完全不是洛阳金村胡服俑那种打扮。这里观察不到骑射，却出有车马坑。一号墓（妾+子）（次+虫）壶铭文这样描写了中山王室狩猎的情景：
苗苑田猎，于彼新土，其会如林，驭右和同，四牡汸汸，以取鲜蓖，響祀先王。
这是华夏式的车猎。《左传》襄二十九年提到“夏声” ，服虔云： “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猎之事，……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 像中山这样大规模车猎，更与诸夏相近了。因此，中山的华化是有其渐进的过程的。平山墓葬的发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到战国中期将结束的时候，白狄的中山，至少其统治阶级，已经深深地华化。
三
如果我们把眼光扩大到平山铜器铭文所体现的思想方面，上述中山华化的问题就更为明显。
平山三器
过去人们从来没看到过象平山一号墓三件礼器（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妾+子）（次+虫）壶）这样长篇而且富于思想性的战国金文。这三篇铭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反复引用了儒家典籍，主要是《诗经》，举例如下：
中山王方壶“不敢怠荒”
《殷武》“不敢迨䞹” “夙夜篚解”
《羔民》、《韩奕》“ 夙夜匪解”
中山王鼎“克思克卑” 《皇矣》
“克顺克比” ，《乐记》引“比”字作“俾”
“放卓仪努” 《访落》“于乎悠哉”
（妾+子）（次+虫）壶“大启邦宇” 《閟宫》“大启尔宇”
“其会女林” 《大明》“其会如林”
“四牡汸汸” 《烝民》“四牡彭彭”
“霖霖流霭” 《大东》“潸焉出涕”
这些都是明显地套用《诗经》的文句。此外如（妾+子）（次+虫）壶“不敢宁处” 近于《左传》桓十八年“不敢宁居”等，不一而足。
中山王鼎
中山王鼎铭：
于系，语不悖哉！寡人闻之，与其汋溺于旃，宁溺于渊。
这一段话类于《大戴礼记·武王践昨》的 “盥槃之铭” ：
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但鼎铭的时代未必迟于《武王践昨》篇的形成。《御览》引此语，说是随武子（即春秋中叶晋臣士会）之盘铭，也许不无根据。就思想而言，这段话既见于《大戴礼记》，其属儒家则是无疑的。
平山三器铭文关于燕君子哙、子之禅让一事的态度，也同样表现了儒家的政治观点。大家都很熟悉，燕王哙“好贤” ，宠信相国子之，在隐者厝毛寿（见《战国策·燕策》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一说系苏代）的怂恿下，在公元前316年把君位让给子之，自己反而称臣。前314年，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聚众进攻子之，失败身死，燕国内乱，齐宣王乘机伐燕，迅速攻占燕都，子哙、子之都死难了。当时在齐国的孟子，在伐燕一役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他一开始就主张燕国可伐，说：
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孟子·公孙丑下》）
他认为燕国的禅让是私相授受，是不义的，而齐国的趁火打劫反而是正义的，可以与武王伐封相比美。他希望齐王能恢复燕君的统绪。孟子的这种正统思想，和平山器铭是完全合拍的。
三件礼器铭文，都有谴责燕国禅让的话，方壶最为详细，用今字写出是这样的：
适遭燕君子哙，不分大义，不告诸侯，而臣主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蜕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旅，寡人非之。赒曰：为人巨而反臣其主，不祥莫大焉，将与吾君并立于世，齿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旃。赒愿从士大夫，以靖燕疆。
请看，白狄中山的统治者竟以周室制度的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和孟子一样，他们宣称伐燕是拯民于水火之中，是维护“礼义”。他们打着这样的旗号，占据了燕国“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的大片土地。在中山取得胜利之后，确实得到了名存实亡的周天子的策赏。
这样看来，中山的统治者不仅通习作为正宗思想的儒术，而且把儒家的政治观点在行动上付诸实现了。当然，他们并不想真正实行孟子式的仁政，但在用仁义的辞句掩盖征服燕国野心这一点上，他们做得比齐宣王似乎还高明一些。
我们推想，中山的华化和儒学在中山的流行，同魏国在中山的一度统治有密切关系。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进攻中山，历时共三年，前406 年，中山被灭。文侯把太子击分封到中山。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那时不过十四岁。不久子击怀念他的父亲，遣使到魏国，用巧妙的言词说服文侯，召回太子，另把少子挚封为中山君。这个作为魏国别封的中山，存在的时间大概有二十几年。《通鉴地理通释》巳指出，公元前377年赵与中山战于房子，该时中山已经复国。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有前378年中山复国之说，是较合情理的。此后在魏国还有中山君，但那只是魏的封号，对中山这块地区已没有实际的统治了。
魏国二十余年的统治，起了把华夏文化进一步传播于中山的作用。魏文侯时，魏国是儒家的重要中心，《史记·孔子弟子列传》：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 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弟子段干木，都曾为文侯所师事【10】。儒家的一些重要经籍，是通过子夏传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经》的传流。据《释文》的一种说法，子夏传《诗》于曾子之子曾申，曾申传于魏人李克，李克传于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于根牟子，根牟子传于荀卿，荀卿传于大毛公，这是毛诗的来源。李克正在魏国统治中山的时期任中山相，所以平山器铭文所反映《诗》在中山的风行，很可能与此有关。这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先秦经学，是有不小启发的。
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书，吴起曾参预魏攻中山之役。吴起是传《左传》的，传说左丘明传于曾申，曾申即传于吴起。平山器铭虽无明显引《左传》之处，但有类似语句，这一点也值得参考。
有些文献记载表明，魏灭以前的中山保存着浓厚的古代少数民族习俗，和前述考古材料里的迹象很相一致。《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在魏灭中山前不久，西周之君威公见到由晋国出奔来的太史屠黍（《说苑·权谋》作屠徐），屠黍预料中山将亡，他说：
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以异于禽兽糜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淫昏（二字据《说苑》补）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
看来中山白狄的社会生活那时尚与华夏不同，因而屠黍很看不惯。这是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情形。过了约一个世纪，赵武灵王派李疵去观察中山的情况，就与屠黍的描述大不相同。李疵回来报告说：“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 武灵王问为什么？他说： “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阎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并认为： “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战国策·中山策》）这和中山王方壶所说：
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宠爱深则贤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
是同样的礼贤思想。《太平寰宇记》也说中山是“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 自然，儒学不是中山灭亡的根本原因。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魏文侯尊儒礼贤，同时注重武备，当时魏国是兴盛的。中山此时的贵儒学，却削弱了武备，这恰与赵武灵王的政策相反。华夏的赵国以胡服骑射而灭中山，白狄的中山则以举士朝贤而归于衰亡，不能不说是战国史上一件饶有意味的事迹。但从整个战国社会发展来看，中山的华化应视为春秋以来民族文化交会融合整个潮流的组成部分，其结果是为列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这里，有必要简单驳斥一下过去有人提倡的中山流行墨学的说法。墨学确实曾流传到中山，《吕氏春秋·应言》记有“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 一事【11】，双方论辩曾以中山攻燕和赵攻中山作为假设事例。不过墨学没有在中山占重要地位。有人把道家言的魏牟硬说成墨家，又将魏牟与复国的中山强拉在一起，最后竟把《淮南子·人间》“代君为墨而残” 窜改为中山的事情，这是毫不足取的。
注释
【1】《战国策·叙录》。
【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六。
【3】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平山发掘组《战国时期中山国遗物遗迹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1976年8月6 日。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卷首彩色版。
【5】【6】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待刊。
【7】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资料丛刊》1期。
【8】唐云明、王玉文《河北平山县访驾庄发现战国前期青铜器》，《文物》1978年2 期。
【9】河北省博物馆、文管处《满城、店县发现战国时代青铜器》，《光明日报》1972 年7月16日。
【10】《史记·魏世家》。
【11】高诱注云：“司马喜，赵之相国也。”是错误的，前人巳加驳正。
刊《文物》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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