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摘丨北宋“舞楼”碑刻的再发现

中国文物报》2019年4月30日

北宋“舞楼”碑刻的再发现

安建峰 张建军

阳城博物馆藏有北宋开宝三年(970)《敕存汤王行庙之记》碑刻一通。碑圭首,高0.9米、宽0.5米、厚0.15米。

碑文歌颂了商汤历史功绩和舍宫弃位、焚躯祈雨的远古圣王情怀,记叙了泽州阳城县长安长兴村(今阳城县马寨村)唐宋时期修建汤王行庙的情况和汤王行庙的形制。《阳城县金石记》对此碑只进行了简单记录,并未录入碑文。由于历史的变迁,碑刻湮没又被重新发现。经过拓印、释读,发现碑刻的内容不仅对中国古代“舞亭”发展研究有新的史料价值,而且对阳城商汤信仰以及宋代祠庙建筑的形制研究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现简析如下:

最早舞楼(亭)的记载

据车文明先生《北宋“舞楼”碑刻的新发现》一文可知,我国存最早的舞楼碑刻是刊刻于北宋天禧四年(1020)的《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碑阳记述了后土庙创建的缘起和过程,碑阴第三栏有:“修舞亭都维那头李廷训等”记载。由于庙宇已毁,现展示于山西省博物院“戏曲故乡展厅

但此碑刻的发现改写了这一历史,碑刻最后赞辞中提到:“南楼化(华)废,龟头舞亭”一语,最早的舞楼碑刻记载从北宋天禧四年(1020)至少提到了北宋开宝三年(970),整整提前了半个世纪。

目前,包含舞楼(戏曲)信息的北宋碑刻共有五块,但北宋舞楼建筑实例已无遗存,现存最早的舞楼是高平市王报二郎庙舞楼,创建于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者们一般认为中国戏曲形成于宋金时期,而祠庙“舞楼”之创,亦始于北宋。所以,此碑刻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论断。

另碑刻中还提到:“咸通一十五载重修殿宇廊轩”。《山右石刻丛编》中收录的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大宋国解州闻喜县姜阳乡南五保重建汤王庙碑铭》中记载到此汤王庙创建于唐光化年间(898-901),被认为是目前山西境内最早建立的汤王庙。但根据此碑记载,唐咸通十五年(874)马寨汤王庙已然重修,按照古建筑五十年一修的规律,马寨汤王庙比姜阳乡汤王庙至少要早七十余年,这对阳城地区商汤信仰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证明了以析城山为中心的商汤信仰的久远历史。

舞楼演剧的记叙

既然修建了舞楼,就应该有剧目表演,碑刻的宝贵之处还在于记录了当时的演剧剧目和形式:“乐奏箫筝,标尽胡部,吸管吹笙”。

《宋史》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开元后,其人寖多,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飨则用教坊诸部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本隶太常,后稍归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由此可知,宋初的宫廷用乐完全继承了唐制,碑文中提到的“胡部”就是四部之一,《新唐书》卷二二二记载:“凡乐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胡部,有筝、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属舞筵之隅,以导歌咏……”。那么属于民间祭祀的马寨汤王庙也用“胡部”可从同样是《宋史》卷一百四十二的记载中觅得端倪:“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太原,得十九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宫廷乐工既然是从民间征得,那说明民间祭祀用乐和宫廷用乐基本一致,只不过是礼制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罢了。

胡部的乐器包括:筝、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短笛、横笛、大小觱篥、拍板、方响、小铜、钹子等十几种。这和碑文中的记载也基本吻合。

由此看来,这个处于宫廷舞筵之隅,以导歌咏的胡部乐曲在不断和民间祭祀歌舞融合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后来的戏曲表演形式,这一点值得戏曲研究者们今后深入探讨。

北宋祠庙的形制布局

官方祭祀的祠庙形制布局不难发现于各类史籍、志书之中,但对于民间祠庙的形制布局,特别是唐宋时期的却很难窥得一斑。这又是此通碑刻的珍贵之处。

飞檐化(华)废,五脊合楹,鸱兽俱备,火珠圆明,殿门两畔,/进黻峥嵘,波斯苗贡,象牙骐麟,宝彩晃耀,人马□□,南楼化(华)废,龟头舞亭,/屏壒照壁,乐奏箫筝,标尽胡部,吸管吹笙,拾间廊宇,两位停匀,四隅厨库,/瓦板俱新。

汤王行庙属于礼制建筑的范畴,官方祭祀的是汤王陵(庙)或本庙,而民间行庙建筑更是正统礼制思想在民间的体现。根据以上记叙,可以将马寨汤王庙的布局整理如下:

中轴线:影壁、大门、南楼(龟头舞亭)、正殿;

两侧:廊宇各五间;

四隅:厨库等角房(楼)各一。

正殿和南楼的形制中均出现了“华废”一词,华废见于宋《营造法式》,是古建筑瓦作两山檐部的一种处理方式,指垂脊之外与垂脊垂直安放华头筒瓦及重唇板瓦的作法,相当于清式的铃挡排山。此种作法可见于歇山顶和悬山顶建筑,但正殿的描述中又提到“五脊合楹”,由此可推断正殿应为悬山顶建筑,两侧有鸱吻,中部有火珠形脊刹。

至于南楼,正如《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所言:“戏台在碑里有时又称作南楼”。“南楼化(华)废,龟头舞亭”,其形制可能是在三间南楼的北侧正中突出建一间舞亭,正对正殿,以作祀神之用,具体的实例可参见后来襄垣城隍庙的舞亭。

仔细研读,碑文中所包含的信息并不仅仅体现于以上所罗列,限于学识等原因,笔者未能更深层次发掘其内涵,以期更多有识之士加以研究,使其珍贵的历史价值真正绽放。

安建峰,山西省晋城博物馆;张建军,山西省泽州一中。

泽州访碑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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