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尘封的历史：成都“四先生祠”考略

蒲江文博 • 2022-02-09 • 阅读 341

范景仁、范纯甫、张南轩、魏鹤山

清宣统元年（1909 ），赵启霖出任四川提学使。经他的倡议，宣统元年（1909 ）立四先生祠于成都南城外，以祭祀范景仁先生镇、范纯甫先生祖禹、张南轩先生栻、魏鹤山先生了翁。

范镇（1007-1088 年），字景仁，今四川双流区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宝元元年（1038 ）举进士第一。仁宗时，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生平不信佛事。为翰林学士时，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在政治上，范镇支持司马光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劾青苗法扰民，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哲宗即位，起为端明殿学士，固辞不拜。累封蜀郡公。镇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辽人目为长啸公。卒，谥忠文，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范镇与司马光最为相得，二人的道德文章足以师表一世，公认为是天下之大贤。著有《东斋记事》及《文集》等。

范祖禹（1041-1098 ），字淳甫（淳或作纯），一字梦得，今四川双流区人，北宋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少孤，闭门读书，所交皆一时闻人。叔祖父范镇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举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称其“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他讲学，必正衣冠，命子弟侍，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苏轼称为讲官第一。著有《范太史集》《诗解》《古文孝经说》《祭仪》《三经要语》、《经书要言》《家人卦解义》，及《唐鉴》《帝学》《仁皇政典》，学者尊之为“唐鉴公”。

张栻（1133-1180 ），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右相张浚之子，今四川绵竹人，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孝宗乾道元年（1165 ），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奠定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孝宗淳熙七年（1180 ），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卒，谥曰宣，人称张宣公。理宗淳祐元年（1241 ），从祀孔庙，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世称石鼓七贤。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 东南三贤” 。朱熹赞曰“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著有《南轩先生文集》《张宣公全集》《南轩先生论语解》《南轩先生孟子说》《南地易说》等。

魏了翁（1178-1237 ），字华父，号鹤山，今四川蒲江人，南宋教育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宁宗庆元五年（1199 ），“恩赐进士第一”。官至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签书枢密院事。宁宗嘉定三年（1210 ）与理宗宝庆二年（1226 ），相继创办蒲江与靖州“鹤山书院”，形成鹤山学派。理宗端平二年（1235 ），宋理宗亲赐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以示嘉奖。卒时，皇帝闻遗表，辍朝震悼，叹息有用才不尽之恨，诏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清雍正二年（1724 ），从祀文庙。魏了翁为北宋名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争取谥号，程朱理学由党禁之“伪学”发展成为南宋末期的官方哲学，在宋明理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都占有重要一席。他是宋代继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张栻、朱熹、陆九渊之后的著名理学家，有“南方共宗鹤山老”之誉。著有《鹤山先生大全集》《鹤山先生长短句》《鹤山诗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周礼折衷》等。

赵启霖（1859 －1935 ），字芷荪，号瀞园，今湖南湘潭人。光绪八年（1882 ）以优贡，历署麻阳教谕、武陵与澧州训导。十八年（1892 ）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编修。三十二年（1906 ），署河南道、江苏道、山西道监察御史。翌年，直隶道员段芝贵以1.2 万金购歌妓杨翠喜献于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为妾，以10 万金为庆亲王奕劻祝寿，迁署黑龙江巡抚。赵启霖乃疏劾段芝贵夤缘亲贵，庆亲王父子广收赂贿，以致得罪皇室权贵，却反遭诬“奏劾不实”而被革职，旋经陆文慎等营救起复。由此名声远震，与江春霖、赵炳麟被时人称为“乌台三霖”。宣统元年（1909 ），摄政王载沣爱其人物，以道员擢任四川提学使。第二年，见清政不纲，以母老乞养，三月二十六日获准，遽自引退归乡，不问世事。民国24 年（1935 ），病逝湘潭家中。他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船山学社社长多年，著有《瀞园集》六卷。

赵启霖

赵启霖，乃晚清名臣，一直推崇儒家理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 ），他在继郭嵩焘、孔祥霖、陈宝琛、潘祖荫、尚贤之后再次提出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儒从祀孔庙，被朝廷允许。宣统元年（1909 ）二月十八日，赵启霖出任四川提学使，四月十三日抵成都到任. 即向川督赵尔巽提出建四先生祠，以祭祀范景仁、范纯甫、张南轩、魏鹤山。宣统二年（1910 ）元月，他在《请奏设四川存古学堂公牍》中说：“中国之所以立国，既在文教”，“不可无讲求国学之学堂以培植本源”。二月，川督赵尔巽批复，设宋四先生祠兼作存古学堂。三月，赵尔巽的奏折被清廷学部批准。

赵启霖在《成都宋四先生祠堂记》《请建立四川宋四先生祠公牍》中，阐明建儒家祠堂祭祀范镇、范祖禹、张栻、魏了翁的缘由。

其一、他认为非儒家不可以挽救民族危亡，道学乃治国之根本良方。他说：“尝独以谓道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人身，天下方患沉疴积痿，医者但就一枝一节治之，又不深察病之所由，与夫阳络阴纽之差分，贸然杂采针方，幸于一试，所谓一枝一节治者，仍困剧无有效，神明且益耗，可不谓惑焉。本根之不培，妄冀扶羸起尪其奚由哉？”所以，他疾呼：“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其二、他认为义理之学非空谈无用，提出“清本源回风气”乃强国大业之道。他指出：“维夫斯道之嬗衍，二千余载，既已不绝如发。十数年来，稗词外说，益浸淫其间，消长之几，不可得而究也。或者以时势日艰惫，见谓义理之学，空谈无用。”他指出：“当此江河日下，营私罔利，靡靡然从风，谓宜推崇儒先，立之表范，冀可以转培植于无形。”针对时弊，他说：“夫天下方荧心溺志，惟私利之为竞，鄙夫得失之念，自上以下狃于俗，此而无与荡涤之，虽智略辐凑，治具粲然，犹之无济也。孰有本原不清，而可以斡回风气，与图强国之大业者乎？”故而，他勉诫：“四先生之遗躅相望，循其途辙，何必让古人，推而明之，以广溉其乡，更进而轶之，弥纶夫圣绪，纲维夫宇宙，皆吾党所有事也。孰得而围之？庶几来者感兴于斯。”

其三、他非议科举制与新学堂之弊端，提出“明义理清本源”造就经天纬地之伟才。他指出科举制度的弊端，“在昔科举之所以为世诟厉者，以人皆视为禄利之途。”他指出新式学堂的问题，“一若所习学科，不过为他日谋生之藉、猎名之津”，“科举之弊，仍递嬗于学堂之中。所不同者，科举多失之腐陋，学堂多失之浮嚣，要其志趣之卑下，则一而已矣。”他提出以理学之道培养人才，“提振其高尚之思想，荡涤其委琐之襟怀”，“立身之大节，经国之远怀”，“造就伟才”，“能认公尔忘私之义”。他列举文天祥、倭仁、曾国藩服膺理学，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奉王阳明为师法，结论：“可知学无中外，必有敦崇本源之士，而后有宏济艰巨之才。”

其四、他称道范镇、范祖禹、张栻、魏了翁为蜀中理学名家，堪为士林所效法。他说，“川省自汉以来，承扬马之流风。降及近世，尚以文雅称盛。独有宋一代讲明义理之学者为多，而其尤著者，则推范景仁、范纯甫、张南轩、魏鹤山四先生，皆以羽翼圣道为己任，实邦人所宜景行，士林所宜效法。”他指出，“省会之地，祠宇阙焉，莘莘学子，或不知乡先正有绍明学正，师表人伦者，何以动其抗希往哲，闻风兴起之念乎？”

其五、他称道范镇、范祖禹、张栻、魏了翁为蜀中学者典范，堪为学校之师表。他说：”古之圣哲往矣，就蜀中论，若景仁、纯甫、南轩、鹤山四先生，皆上绍孔孟之学，希圣之志，事立朝之风概，荦荦具于史册。由此，他感叹：“辽乎，迥哉！追踪蹑尘之无人，久矣。”

清代四先生祠，选址在成都南城外锦江南岸黉门街，杨遇春别墅处。据民国《华阳县志》卷二十八，“古迹第九之二”中的“杨忠武公宅”，记载：“后设存古学堂于此，建四先生祠，祀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存古又废，改为中学，无人知为侯门第矣。”杨遇春别墅，占地约120 亩，建有六角形“望禾亭”，庭院设有杨氏神主、黑石虎坐像。光绪末年，杨氏玄孙杨永洪，将该处典于学务公所。宣统元年（1909 ），杨永洪呈请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表示愿将该处以半捐半售作为公用。

《华阳县志》载“杨忠武公宅”

成都的宅院

（摄影：亨利·威尔逊，1910 年7 月31 日）

赵启霖《瀞园自述》记载，宣统己酉（1909 ）暑假，他以廖平所讲经学离奇怪诞将其辞退，“因就学务公所筹款，购南城外杨侯故第，立蜀中大儒范景仁、范纯甫、张南轩、魏鹤山四先生祠。”据赵学政自述，成都四先生祠建立于宣统元年（1909 ）夏，而获得川督赵尔巽的正式批复则在宣统二年（1910 ）二月。杨正苞《四川国学院述略》云，宣统元年（（1909 ）“时总督赵尔巽及学使均重宋学，遂设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四先生祠于内，藉以崇尚宋学并尊蜀贤，仍设杨遇春栗主于四先生龛后”，宣统二年（1910 ）“准设存古学堂，遂以四先生祠为学堂斋舍教室”。

成都四先生祠，大门联云：“典型在昔，道义为根”，堂联云：“任五洲学说如许纷庞，沧海横流，从此诞登道岸；萃两宋名贤以为师法，岷峨万仞，无忘仰止高山”。

宣统二年（1910 ）三月，清廷学部批准四川成立存古学堂，赵启霖于四先生祠处设存古学堂。自此，成都四先生祠与四川存古学堂合二为一。他在《赠谢无量》诗中，自注云：“予于成都南门外立祠祀范景仁、范纯甫、张南轩、魏鹤山四先生，即于祠内设存古学堂，择无量为监督。”陈继训在《清四川提学使赵公墓表》，称赞赵启霖在四川“立先儒范景仁、范纯甫、张南轩、魏鹤山四先生祠，以树师法；设崇古学堂，以翊经术。”

1912 年2 月10 日，四川存古学堂更名为四川国学馆，11 月并入四川国学院附设国学学校。1914 年2 月，四川国学院停办，改组专办四川国学学校。1918 年，更名为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1927 年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 年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

历史变迁中，据民国《华阳县志》记载，民国期间成都四先生祠与四川存古学堂原来的所在地已改为中学，四先生祠逐渐废弃不存。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中的“存古学堂”条，考证：“遗址为济川中学校舍”，“解放后改为成都十六中学”，“又存古学堂开创时曾建四先生祠以祀宋代四川学者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其后因学校屡经变革，祠遂不存。”

据1928 年《成都市市政年鉴》记载，其时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地址，已改在“小天竺”。“小天竺”，在黉门街，“为浙人乡馆”。1934 年，私立济川中学成立，以黉门街四先生祠遗址为校舍。周芷颖编著《新成都》中在介绍“杨忠武公宅”时说，“一在外南黉门街，为其别墅。后改为存古学堂建四先生祠，即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存古废后今为济川中学校址。”四十年代，四先生祠被废毁。郭勇、张丽萍在《四川存古学堂及四川国学学校考略》一文，考证：“1931 年中国文学院迁至国立四川大学本部皇城壩，原存古校舍的一半改建为济川中学（即今成都十六中前身），20 世纪40 年代，存古学堂门联、内设的四先生祠与杨侯故邸遗迹一并毁去。”袁庭栋《成都街巷志》中的“黉门街附黉门后街”条，说：“黉门街在国学巷以西，直通老南门大桥”。解放后，济川中学改名为成都市第十六中学，现名为成都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