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东都武周天堂遗址试析

隋唐时期的帝王几乎都与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大多支持佛教。隋文帝杨坚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尊崇佛教的政策。一方面重视修塔建寺、造像和念佛写经的佛教传统，即位伊始就敕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又下令在他曾经到过的40个州同时兴建大兴善寺，修复北周废佛而荒废的寺院。统一全国后，更是大力鼓励公私建立寺院。仁寿年间，他先后三次下诏，在全国111个州，总共修建了111座舍利塔。他还广度僧尼、广写佛经，推动大力营造经像。一方面隋文帝还接受南朝佛教讲经的遗风，重视佛学研究。

隋炀帝时期对南方佛教大力扶植，即位后在长安和洛阳扩建道场，江南名僧涌入中原，使北方佛教讲究坐禅、修行、造像的宗教实践，与南方偏重义理玄谈的传统有机结合，促进了佛教宗派的建立和兴起。隋炀帝还很重视佛经的翻译，大业二年移都洛阳之后，下敕在洛阳上林园设翻经馆，翻译佛经。《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载“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厚，至于佛法，弥增崇树。乃下敕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译馆。搜举翘秀，永镇传法。……四事供承，复恒常度，致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

唐初的统治者利用道教的声威来显赫自己的门庭，道教的地位提得很高，但同时仍给予了佛教合法的地位。唐高祖李渊就很崇信佛教，唐太宗李世民对于佛教也持扶持的态度，还和高僧玄奘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高宗李治即崇道又信佛，曾多次召集佛道辨论，促进了佛道之间的互融。

武则天以周代唐，极力推动佛事活动。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命在长安、洛阳两京及各州置大云寺，仅御用的大云寺就兴建了几百所。光宅元年（684年），为高宗立大献佛寺。垂拱元年（685年），修复白马寺。垂拱三年（687年），又为沙门日照造香山寺。永昌元年（689年），又命在玄武门外建华严高座八会道场，建年修建不止，而且规模宏大。此外，武则天还热衷于开窟造像、广度僧尼、大做佛事。在其统治期间，“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命薛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正是由于帝王对佛教的崇信和支持，使得佛教的发展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天堂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建而成的。

一、天堂的创立

隋唐东都城，位于洛阳盆地的西部，文献记载：“前直伊阙，背依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有河汉之象”，形制布局和规划理念法天象地，并与洛阳的山水融合，主要由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郭城和西苑组成。隋唐至北宋时期，曾多次大规模营建修茸，基本格局没有重大变化，平面略呈方形，南宽北窄，四面皆有城垣。史载隋炀帝继位后巡游洛阳，他登北邙，望伊阙，认为“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是帝王建都的理想之地。“命尚书杨素任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大兴土木营建东都。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苑郁。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洛阳城建成后，隋炀帝率百官自龙门“阵法驾，备千乖万骑，入于东都”（图一）。

隋唐东都城创建于大业元年（605年），隋唐至宋相继沿用，始称东都或东京。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攻入洛阳，焚乾阳殿。贞观六年（632年）号为洛阳宫。高宗武则天时期对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以洛阳宫为东都。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神龙元年（705年），中宗改神都为东都。天宝元年（742年），玄宗改东都为东京。上元二年（761年），改东京为东都。五代时期后梁后唐仍以洛阳为都，称汴梁为东京，洛阳为西都或洛京。后晋、后汉、后周均以汴梁为都，称洛阳为西京。北宋时期定都汴梁，称东京，以洛阳为西京。北宋时期对洛阳城多次修缮。特别是宋徽宗时对西京宫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历时六年，修缮大内房舍数千间。东都城自隋炀帝创建后的历次营建活动中，武周时期的营建活动规模最大，建筑也最宏大和奢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天枢、明堂和天堂也都是与武则天改唐为周这一重大政治活动有关，是为武则天称帝的政治宣势活动。

隋唐时期建造寺塔的风气很盛，隋代有佛寺5000余所，唐代武宗灭佛时全国有大中寺院4600多所，乡间招提、兰若4万余所。寺院的建造有国家出资、富人出资、官僚舍宅、贫者集资等多种形式。其中，官府对于寺院的建造最为重要。隋朝时皇家寺院地位最高，其中大兴善寺是文帝时期的国家大寺，是当时的佛教中心所在。一些敕建的寺院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如大兴善寺、遵善寺等，“佛殿制度与太庙同”，“月给恒料”，“为国行道”，享受“国家供给”待遇。隋炀帝即位后，在京师长安和洛阳广招僧侣，大兴佛寺。大业二年（606）炀帝迁都洛阳，并在宫廷内建慧日内道场，云集了许多义学高僧，而且还招揽了一些异能之士。《续高僧传》卷十三《法护传》载“大业三年，……俄而有敕，远召艺能住内道场。……既居慧日，高彦成群。”唐代官府也进行大规模的建寺活动，高祖时国家在京城设三寺诸州各设一寺。唐高宗麟德三年（666年）在兖州设道观佛寺各三所，天下各州各设一寺一观。武则天载初元年（670年）诏令两京、诸州各立寺一统一命名“大云寺”，中宗复位后又在天下诸州设立佛寺道观，玄宗时初步确立了“按州置寺”的原则。隋唐时期政治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武则天称制前后，进一步密切了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利用佛教的同时客观上也进一步扩大了佛教对政治影响。

武周时期全国修建寺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诏令各州置大云寺。《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条：“（载初元年）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唐会要》卷四十八“寺”：“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在此政令之下，全国各地都兴建了国寺大云寺。此外，天授二年（691年）三月还颁布了“释教在道法之上制”的诏令，规定：“……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以归依，极群生于回向。”即从法律上确立佛教优于道教的地位，因此也推动和扶持了佛教寺院的兴建。载初元年（689年）薛怀义等向武则天呈上新撰的大云经，营造武则天称制依据。在各州置国寺大云寺，并在各大云寺内藏一部大云经，由大德高僧讲授。

武则天称制之前，僧尼事务归鸿胪寺管理，即后来改名的“司宾”。武则天命令佛教事务归礼部祭祠部司管理，把佛教事务提高到了与国家礼制事务相同的高度。随着佛教礼仪与国家礼仪同等重要的地位，举办这些佛教礼仪的建筑也就有了与国家礼制建筑并列出现的政治基础，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明堂和天堂并列的局面。

同时，内道场的设立也为这种佛教建筑的创建营造了政治空间，《旧唐书》记载薛怀义和其他大德在内道场念诵经文，垂拱年间前后已经有内道场存在。“自是与洛阳大德僧法明、处一、惠俨、棱行、德感、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记载武则天迎禅宗法师神秀入东都洛阳，就是由东都洛阳内道场对其提供供养，“则天太后闻之，召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内道场是武周时期宫廷内核心的佛教机构，武则天通过与活动在其中的高级僧尼集团的密切接触以获得佛教支持，实现武周政治的正当性。

《河南志》“唐城阙古迹”条载：“应天门内曰乾元门。隋曰永泰门，武后改通天门。开元五年改乾元门。……乾元门内正殿曰含元殿。隋之乾阳殿。武德四年平王世充，遂焚之。麟德二年，命司农少卿田仁汪因旧址造乾元殿成。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武后长寿三年改造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高三丈，号万象神宫，薛怀义充使检校。去都百余里外，遥望见之。其北造天堂，以贮佛像。证圣元年，大明堂、天堂同焚。又敕更造明堂，侔前制。其上初置宝凤，后以金珠代之，号通天宫。其中号端房殿，不复造天堂。其所为佛光寺。明皇开元五年幸东都，改为乾元殿。十年，复为明堂。二十七年，毁明堂之上层，改修下层为新殿。二十八年佛寺火，延烧廊舍，改新殿为含元殿。”于是，建在宫城内道场的礼佛建筑天堂应运而生。

二、天堂的建筑形制

天堂是武周时期武则天命白马寺主持僧薛怀义主持建造的礼佛堂，具有内道场的性质。《旧唐书》卷二二志第二《礼仪二》：“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唐纪二十一《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长寿元年（壬辰，公元六九二年）》：“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按文献所记天堂在明堂之北。

1973年洛阳博物馆在洛阳建筑机械厂的基本建设中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并进行了初步的保护工作。1977年至1980年期间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出了当时所称的圆形建筑基址，即天堂遗址。发掘认为建筑为圆形建筑，台基为夯土筑成。直径64.8米。中心为石砌圆形坑，砌筑整齐严密，十分规整精美。直径9.5米。底部有三块大型条石组成的方形础，中心有圆形凹槽榫眼。方形础面上有一周中心带十字的圆圈阴刻线，及围绕圆圈的十二条间距相等斜线。台基上有两圈石砌方形石柱础，每个柱础由四块方形石块拼合而成。内圈十二个，外圈20个。台基周围有一圈包边基槽，宽1.4米，深0.5米。当时推测为包边砖基槽（图二）。

此外，还发现了丝织品、鎏金小铜花、小串珠和彩绘泥皮等与佛教有关的遗物，特别是出土了一件鎏金造像题记铜牌，该书“维大唐神龙元年岁次已巳四月庚戌朔八日已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释迦牟尼佛一铺用此功德滋助皇帝皇后圣化无穷永久供养”52字（图三）。结合建筑所处位置、建筑形制与出土遗物判定为佛教建筑，即武周天堂遗址。

2008年至2010年，在隋唐洛阳城宫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中，对天堂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工作。天堂遗址位于明堂遗址西北150米，基址仅存台基基础,东面紧靠宫城中心区南北向西廊与宫城正殿宫院北廊相交接处,与宫城中心殿宫院北廊东西一线。台基西面正中向西有东西向廊与其他建筑相连，并与宫城中心殿宫院北廊东西一线相对。台基西面残存有砖铺散水。台基略呈方形，南北宽77.7米,东西宽69.15米。方形台基上有五重建筑承重基础，由内而外为中心圆形坑青石砌壁、两周础石、一周夯土基础、一周碎石基础。方形台基外围还残存有包砖和散水,东西两侧有步廊与其他建筑相连。这是一座规模宏大、形制独特的建筑（图四）。

台基中心为石砌圆形坑，其外有两圈础石，内圈础石12个，外圈础石20个，础石为四块青石拼合而成，由础石层和0.5米厚的夯土层层叠加而成。再外有一周夯土基础和一周碎石基础。一周夯土基础宽5.35米,直接打在生土之上。一周碎石基础，为由残石块堆砌而成的建筑基础，宽约0.5米，或为建筑檐柱基础。此外，台基北侧有东西向水渠曲折环绕，渠壁以砖和石块并以白灰粘砌而成，在台基北侧曲折以环绕台基北部。水渠宽约2米，北折部分南北长约15米，台基北侧部分东西长约63米。

通过考古发掘搞清了天堂遗址的沿革变化关系，遗迹大致可以分为五期。第一期为隋至初唐时期，遗迹为宫城中心区南北向西廊与宫城正殿宫院北廊相交接处遗迹（图五）。第二期为武周时期，即大型建筑基址天堂遗址（图六）。第三期为中晚唐时期，仍为宫城中心区南北向西廊与宫城正殿宫院北廊相交接处建筑遗迹（图七）。第四期为唐末五代时期（图八），第五期为北宋时期建筑遗迹，皆为宫城中心区南北向西廊与宫城正殿宫院北廊相交接处建筑遗迹（图九）。从遗址的沿革变化关系分析此建筑基址存在的时间较短，与天堂遗址的时代关系一致。《旧唐书》卷二二志第二《礼仪二》载：“则天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洛阳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棍，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鸑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另据《河南志》：“（明堂）其北造天堂，以贮佛像。证圣元年，大明堂、天堂同焚。又敕更造明堂，侔前制。其上初置宝凤，后以金珠代之，号通天宫。其中号端房殿，不复造天堂。其所为佛光寺。”由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天堂建筑存在了仅七年左右时间。这与考古发掘建筑基址的时代沿革关系一致。

关于天堂建筑的形制面貌相关文献记载非常少，而且没有明确记载建筑的形制布局。《旧唐书》卷二二志第二《礼仪二》载：“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旧唐书》卷一八三列传第一三三《外戚传·武承嗣传附薛怀义传》载：“垂拱四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怀义充使督作。凡役数万人，曳一大木千人，置号头，头一，千人齐和。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三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广袤亚于明堂。”《新唐书》卷七六列传第一《后妃传上·则天武皇后传》载“诏毁乾元殿为明堂，以浮屠薛怀义为使督作。怀义，鄠人，本冯氏，名小宝，伟岸淫毒，佯狂洛阳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宝可入侍。”后召与私，悦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发为浮屠，拜白马寺主。诏与太平公主婿薛绍通昭穆，绍父事之。给厩马，中官为驺侍，虽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谨。至是护作，士数万，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又度明堂后为天堂，鸿丽严奥次之。堂成，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载：“（垂拱四年）十二月，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号万象神宫。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唐纪二十一《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长寿元年（壬辰，公元六九二年）》载“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综合文献记载分析，天堂是一座规模十分宏大的建筑，是在方形台基上构筑的圆形建筑，方形台基上的五重承基础也因应了其高五层的记载。中古时期的宫殿建筑基本上是以横长方形夯筑台基的建筑为主，而天堂方形台基上的圆形建筑体本身就显示了其性质的特殊性，与其做为“以贮佛像”的礼佛堂建筑性质相符。其次，天堂建筑以方形台为基，其上筑圆形建筑也融入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天象地设计思想的体现。

三、天堂建筑性质内涵探讨

天堂建筑的形制以方形台为基础的圆形建筑体，蕴涵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思想观念在建筑上的体现。同时，天堂建筑的涵义还受到了创立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其本身的佛教建筑性质的影响。

天堂的创立无疑是武则天改唐为周的一种政治宣示，是为武周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服务的，同时也是为其称制营造了政治氛围的佛教集团势力的一种政治安抚。武则天改制后的政治性建筑除天堂外，还有明堂和天枢两座标志性建筑。明堂为历代建于城南的礼制建筑，而武则天改制后将其建在了宫城正殿的位置，自我做古改变了历代规制，展现了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旧唐书》卷二二志第二《礼仪二》载：“则天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洛阳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棍，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鸑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考古发掘资料证实明堂建筑的台基是八边形夯土基础，《唐会要·卷十一明堂制度》唐高宗永徽三年所出的明堂规制内样记载：“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这种“八方之基，以象地形”的记载正是中国古代宇宙观和哲学思想的反映。并采用上下贯通的中心柱式建筑结构，有天地贯通之义，并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和“四时十二辰”的时间观念融为一体，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建筑规划理念。

天枢建于皇城端门之外，是一座歌功颂德的纪念牌。《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记载：“延载二年，武三思率番夷诸酋及耆老请作天枢，纪太后功德，以黜唐兴周，制可。使纳言姚护作。乃大哀铜铁合冶之，署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置端门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石镵怪兽环之。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乃悉镂群臣、蕃酋名氏其上。”《资治通鉴》记载：“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铁铸的天枢以铁山为基，八面柱状本体，并铭文纪功。这种形制造型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宇宙观和天地观。

武则天称帝后创立的天枢、明堂、天堂三座政治宣示作用的标志性建筑，都融入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天象地规划思想的体现。天堂做为武周时期的佛教建筑，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有关天堂的文献记载却很少，仅从文献记载难以窥其建筑形制和面貌。同时，做为内道场贮有巨大佛像的礼佛堂，在文献记载中很难看到在天堂中举行的大型礼佛活动，而做为国家礼制建筑性质的明堂却频频举办大型佛事活动。“《资治通鉴》载：“（则天后长寿二年）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资治通鉴》卷二百五记载：“正月，辛巳朔，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证圣。”《资治通鉴》卷二百五记载：“（则天太后天册万岁元年）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丙申，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这些佛事活动也是武周时期的重大政治活动，可见大型的佛事活动基本上都是在明堂进行的。内道场是武周宫廷内的佛教机构，武则天在天堂通过和高级僧尼集团的密切接触，获得佛教对其政治统治的支持，实现武周政治活动与佛事活动的结合，加强了政治与佛教的关系。而天堂做为专事佛教活动的场所即内道场仅做为皇帝与大德高僧之间礼佛问道的私密活动场所，这可能也是天堂在文献中记载较少的主要原因。

天堂做为一座内道场专事佛教活动的建筑，其形制渊源除融合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和设计理念外，与佛教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密教包括藏传密教和汉传密教，汉传密教从汉末就传进来了，而中国密宗则是在玄宗时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来中国，才真正形成了佛教宗派密宗。但在此之前密教已有广泛传播，密宗从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来中国，就一直受到李唐王朝的崇信和优遇。密宗的高僧大德也一直处于国师和内道场主持的位置。史载善无畏就是遵先师遣命，应唐中宗邀请来中国的，由此可见密教在此之前的武周时期已有较大影响。密教也积极地为武则天改制制造舆论根据，如广传金轮法、宣扬《大云》、《宝雨》诸经。以薛怀义为首的僧侣在弥勒净土信仰的基础上制造了新经《大云经》，建立武则天与弥勒佛的联系。还完成了《宝雨经》《华严经》，为武则天称帝制造理论依据，这些活动都与密教有密切的关系。

密宗修法之时要筑坛，这个坛叫曼荼罗。在胎藏界曼荼罗里，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四百十六尊。金刚界曼荼罗里也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神一千四百六十一尊。曼荼罗是密教宇宙观的核心，即修法之地。梵文含义是坛，或坛城，指万德聚集之自证境地。方形者模拟王城，圆形者模拟制底。故以国王之城郭表法王之都。如彼《金刚顶经》所指之曼荼罗，方坛之中央部抨为圆形，此盖表示王城中之楼阁者也。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中绘有多幅金刚界曼荼罗，密教中的这种曼荼罗即坛城的形制与天堂的整体形制极为相似，特别是天堂做为内道场修法之地的性质也与曼荼罗的意境相似。那么，天堂的形制布局与设计思想或许也受到了密教宇宙观和曼荼罗形制的影响。

四、结语

天堂和天枢、明堂都是武周改制的政治宣示性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杰作，也是中国中古时期哲学思想在建筑上体现。这三座武周时期纪念性建筑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格局，从空间、技术、艺术和思想等方面达到了中古时期宫殿建筑的新高度，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水平。天堂做为武周时期宫廷内道场的礼佛建筑，不但融合了中国古代法天象地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同时也供鉴和吸收了佛教思想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的典范之作。

（作者：石自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

主办：洛阳市隋唐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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