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权力的游戏（上）——谁才是真正的“帝国”统治者？| 遗产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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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教育部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了由“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概念的转变，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十四年抗战”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起始点定为九一八事变，强调了1931-1936年间东北地区抗战的重要意义。东三省作为我国受日本侵略和殖民时间最长的地区，遗留了大量的罪证类抗战文物，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的大量军政机构旧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自2015年以来，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陆续承担了伪满皇宫及日伪军政机构旧址的保护规划和修缮等一系列工作。在规划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于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体系的构架及其运行方式进行了分析与挖掘，并利用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将伪满洲国权力体系置入新京的城市空间进行分析。今天起分两篇，分别向大家介绍权力的构成和空间的体现。
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被日本觊觎已久，是其“大陆政策”的核心以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跳板。早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有“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的论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在东北实行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殖民统治。说起伪满洲国，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以“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但他这种傀儡地位到底是如何体现的？日本人为何要费力建立这样的傀儡政权，又是如何对这个傀儡进行实际操控的呢？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名义上的“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关系。
图/伪满洲国执政就任式
日本操控伪满洲国的方针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溥仪作为“新国家”执政的最合适人选，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建立傀儡政权的行动。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秘密带出。1932年2月18日，关东军召集张景惠、熙洽等人发布《独立宣言》，宣布满蒙独立，3月1日，发布《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建立，6日溥仪从旅顺出发，9日在长春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9月，同日方签订了出卖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行帝制。溥仪登基称“满洲国皇帝”。
图/中日代表签订《日满议定书》
早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夕，溥仪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在换文密约中达成协定，伪满洲国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可任用日本人，且“其人选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2]。”日本内阁在通过这一密约的同时，还在《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和《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文件中规定“尤应以日本人充任其领导核心” [3]，“对于满洲国的指导，主要通过日本官吏进行实质性的指导。。。[4]”由此可见，由日本人充任领导核心，以操纵伪满各方面的统治实权，是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早已确定的方针，并且这一方针也在之后伪满洲国政府机构的组织过程中被不断强化。
伪满洲国的政府机构架构
在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政治设计中，伪满政权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形式上呈现出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四权分立的特点———根据伪满《组织法》，“在执政（溥仪）下设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另以应执政咨询的目的设置参议府；司法权也直接隶属于执政[5]”。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套符合当时国际潮流，兼具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独立政府架构。找不到任何日本人操控伪满的痕迹。但实质上，立法院、监察院、参议府等机关纯属虚设，政策法令均出自日本人之手，以“赦令”或“教令”的形式公布，“立法院始终处于未成立状态”[6]；伪监察院在1937年行政机构改革时被撤销，只保留了审计职能；参议府的参议除了少数汉奸外，全部是积极参加侵华活动的日本军阀、官僚和政客。国家的实际统治权只集中于伪满国务院，其作为伪满政府中最庞大的行政机关，一方面直接统辖若干机关；另一方面，隶属于它的还有各个独立的部局。也就是今天我们俗称的“八大部”。
图/1936年的伪满洲国统治组织架构表（根据历史资料改绘）
关东军对伪满政权机构的控制
从上面的政府组织架构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四权分立”下的伪满政府，实际的权力都被集中于国务院之下，而日本关东军正是通过对国务院进行“内部指导”，从而达到了操纵伪满政权的目的。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对满洲国实行内部指导问题》的说明中，充分暴露了关东军对伪满政权所谓“内部指导”的真相：“满洲国的领导机关视关东军为其生身父母，事实上的支柱而予以信赖，进而服从其领导；[7]”
图/伪满洲国国务院
那么这样的“内部指导”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呢？这就要讲到关东军推行的以“总务厅”为中心的双重体制。所谓双重体制，即表面上从伪满大臣至各部部长，均由中国人担任，形成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但实际上从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及各部次长，又形成了以日籍官吏为主的另一个统治体系，后者才真正控制、掌握着伪满政权。作为在满日系官僚的总头目的伪国务院总务厅厅长直接听命于关东军司令官。因此，伪满洲国的一切政令，实际上均由关东军司令官授意或下达，由总务厅长召集召开“次长会议”讨论决定。这样一来，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及各部长完全被架空，同溥仪一样，处于有职无权的尴尬境地。
图/伪满洲国务院内的会议厅
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也是控制一个国家的重要手段。对于伪满洲国的军事机关，日本人主要通过从关东军内部选派“军事顾问”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督指导，从而达到自由调度指挥的目的。在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下，伪满洲国军队实质上成为了日本对内镇压抗日武装，对外配合关东军作战，进行法西斯侵略的工具。由此可见，伪满洲国的军政大权，均被牢牢地掌握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手中。他才是凌驾于伪满洲国政权之上的最高首脑。
图/关东军司令部控制伪满洲国政权体系示意图（1938）[8]
（注：灰色虚线为以中国人为主的表面上的统治体系，红色实线为以日本人为主的实际统治体系）
溥仪的傀儡地位
在1936年关东军司令部炮制的《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中，把溥仪同天皇裕仁的关系形象地比作“其状宛如月亮借太阳之光而放射光辉”，溥仪如果不遵循天皇的旨意，则随时都将下台。“而关东军司令官则应作为天皇的代表，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9]”虽然溥仪自宣统登基以来，早已经习惯了做“儿皇帝”，但认关东军司令官为“太上皇”，所受屈辱却又是不可同日之语。
受制于日本关东军，溥仪不得不同关东军司令官进行每月的会见，接受关东军司令官的“训话”。溥仪在回忆手稿中称之为“‘风花雪月’的寒暄与口是心非的谈笑酬对”[10]。训话的内容，既包括宣扬日伪的“亲善”和“日伪一体不可分”的“辅车唇齿”关系，也包含着警告溥仪不得去干涉或是驳改伪国务院、参议府所决定和通过了的议案或法令。
1934年，关东军在勤民楼内设置随侍溥仪的“帝室御用挂”，调来了吉冈安直担任此职。吉冈从此成为关东军安置在溥仪身边导演傀儡戏的牵线人，此后十余年间，吉冈都以监护人的身份控制着溥仪，从政治到生活无所不包，正式场合的讲话、召见拜见者等均要经过“帝室御用挂”的批准。溥仪也自此彻底丧失了人身自由。
1935年溥仪访日归来后，日本关东军又迫使溥仪的拥护者郑孝胥辞去国务总理，由更为“可靠”的张景惠继任，在本庄繁和土肥原贤二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中，曾这样形容其人：“(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从中可以非常真实地看到日本人在选择伪满官员上的考虑。通过此举，日本完全切断了溥仪同伪满政权的联系，他也彻底地沦为了既无实权又无自由、任人摆布的傀儡。这里的“傀儡”二字，并无意识形态上的否定、贬低之意，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
图/吉冈安直和其设在勤民楼内的办公室（出自《图解档案解密伪满皇宫》）
日本扶持傀儡政权的目的
可能看到这里，有的读者会问，既然日本早已取得了对东北的控制，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地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日本的目标不仅限于东三省，而是意图侵占全中国，东北只是其战略的第一步。“以华制华”早已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利用傀儡政权制约当地人民的反抗，能够减轻日本军事上的压力，同时实行"满蒙"民族分化政策，制造民族隔阂与对立。
第二，利用溥仪的满清皇族身份，可以达到欺骗、蒙蔽民众的目的。在战后城野宏[11]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时称：“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一般的农民，对由满洲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而实际上，日本借溥仪之手，发布了《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等一系列诏书，对东北民众进行了大量的奴化宣传和教育，更通过溥仪带头捐献伪满皇宫内的金属制品等行为，起到带头示范作用，迫使东北人民为战争提供支援。
第三，当时英法控制下的“国际联盟”意图将东北变成国际社会共同支配的地区，这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妄图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对外宣称是支持“清朝复辟”来欺骗国际社会，以此绕过国际联盟的制约，国联派“李顿调查团”前来调查满洲问题时，日本极力回避“侵略”，强调“既成事实”，用狡辩和表演粉饰其侵略行径，这实际上是当时日本不具备和英法公开翻脸的权宜之计。
图/日本侵略者美化宣传“满洲国”独立的宣传画册
结语
日本一直以来都将伪满洲国作为“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对外宣称，其对伪满洲国的殖民控制具有很强的蒙蔽性，不但欺骗了国际社会，更是通过清朝逊帝溥仪的影响力麻痹奴化东北人民。后来的华北自治、成立汪伪政权等一系列事件都是日本如法炮制的产物。蒋百里曾言：“中国不惧鲸吞，只惧蚕食。”成立伪满洲国，正是这种“蚕食”的重要手段之一。
上述对伪满洲国殖民体系的挖掘整理，使我们认清了关东军、伪满政府和溥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使我们对伪满皇宫及日伪军政机构旧址的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然而这种权力关系格局是如何体现在新京城市的空间与建筑中的？对于我们下一步的保护又会带来哪些启示？敬请期待下期：伪满洲国权力的游戏——新京城市的权力空间。
注释：
[1] 出自《田中奏折》，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主题是商讨如何加快推进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策略、步骤等，会后，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所谓“满蒙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
[2] 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 1932年3月10日.
[3]《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
[5] 伪满洲国《组织法》. 《满洲国政府公报》 1932年第001号.
[6] 伪满洲国通讯社：《满洲国现势》，1938年，第41页.
[7]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 第86页.
[8] 该表根据《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机构年鉴》第249页1938年组织架构表改绘，为改组后的伪满傀儡政权
[9] 《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 1936年9月18日
[10]历届关东军司令官与溥仪. 此件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
[11] 城野宏，1914年出生在日本长崎市，1938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1949年4月被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在山西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
参考文献
1、赵继敏.《图解档案解密伪满皇宫》[M].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
2、伪满皇宫博物院.《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机构图鉴》[M].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3、中央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伪满傀儡政权—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M]. 中华书局. 1994
4、满洲国政府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处. 《满洲国政府公报》. 国家图书馆
5、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伪满皇宫及日伪军政机构旧址保护规划文本及基础资料汇编》. 2016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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