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戒《从藏族冷兵器看汉藏关系之：甲》
不戒，原名龚剑，毕业院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系。 2000年开始常年深入藏区收集各地区的藏刀、长矛、盔甲、火绳枪等，历史十余年确定了藏武备研究方向及理论框架，正撰写《藏武备》。近年从事古法刀剑复制和传统金工技艺研究工作。
《藏族长矛的传承》 2005年《轻兵器》 《戚家刀收藏与辨识》 2006年《收藏界》
《藏兵天下》 2006年《收藏界》
《藏族土司佩刀考》 2007年《时间艺术》 《雪域藏刀》 2009年《收藏界》《藏密金刚杵的源流与鉴藏》 2011年《收藏》《从藏族冷兵器看汉藏关系》 2012年《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专题报告《寻刀记》CCTV7军事频道 2014年拍摄《我从汉朝来》 CCTV9记录频道纪录片 2015年拍摄
从藏族冷兵器看汉藏关系
不戒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国家和民族总会把祭祀和战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藏族在宗教和武备上具有显著、独特的发展轨迹。藏族冷兵器及军事文化是古代藏族最重要的文明组成部分。但由于诸多因素并不被世人所重视。本文将通过大量博物馆保存的实物和文史资料，用图文形式来分析藏族武备的发展,并证明它与中原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藏族古代武备起源甚早，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巨大，是中国武备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在明代藏族文献资料中就对刀剑有过详细的记载和介绍。藏族武备总体来看在唐代是一个显著的发展期，在此阶段大量地学习了唐朝形制。在元、明时期，因整个藏区完全统一归于中央政府管辖，大规模的战争停止了，整个武备的发展逐步停止。因此从形制和锻造方式上，藏族武备均很好地保留了汉、唐、宋等各个时期古代兵器的一些特征。本文力图从甲胄、箭壶、长矛、刀剑四个方面通过历史记载与实物相对应，来证明藏族武备是如何学习并保留中原武备形制的。
一、甲胄
（一）、甲
藏族盔甲最早的起源已无从考辩，在已知的藏族文史资料记载中，铁的冶炼工艺从止贡赞普时代（公元初）出现(史书中记载止贡赞普与娘若香布城首领洛昂木达孜比武中提到止贡赞普的铠甲与刀剑) (<<西藏百科全书>> 西藏人民出版社 P543)。
说明早在公元初时候藏族开始装备了盔甲和刀剑，然其盔甲形制不得而知，材质也不得而知。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盔甲制作均是从皮革时代过度到钢铁时代,中间或有两种材料并存时期。
在西藏地区有一部分早期寺庙中的塑像和壁画都反映出甲胄的造型,而这些甲胄的造型都是以当时的真实甲胄为蓝本来描绘制作的，故而我们通过对塑像和壁画的研究能推断出当时藏族盔甲的部分形制。
1 扎甲
拉萨大昭寺（建于647年）的壁画中能够清晰的看出壁画中吐蕃武士身着甲胄，手持长矛。
图片1：大昭寺吐蕃时期的壁画：武士像
图片2：大昭寺吐蕃时期的壁画：武士像2
（图1、2）(陈宗烈拍摄)中武士盔的形式明显是多瓣甲片编缀或者铆接成，图1武士盔顶装饰羽毛，眉心护额尖且有装饰物,顿项披在双肩之上，底边装饰织锦。
图2武士盔顶饰红缨，在眉心处有尖形护额，顿项披于耳侧，且翻卷起来(唐至五代时期武士壁画和天王造像多出现此类折返式顿项)。
图1、2武士身甲较长，至膝，上下甲身连接在一起，有明显收腰，并用腰带加以束缚，身甲呈现对襟式，身甲与披膊由长方型甲片编缀而成的，披膊连接肩部编缀一体，身甲和披膊下段衬织锦，织锦花纹为典型唐式样宝相花，此类花饰在敦煌、榆林窟塑像和壁画中大量出现。
图片2-1：唐－敦煌宝相花
(图2-1)（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藏品）此类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披膊非独立披挂，而通过编缀串联在身甲上，与中原两汉时期的甲胄编联方式相同。这两张壁画是迄今能看见的最为高古的西藏甲胄式样。此甲胄从绘画中所表现的织锦纹饰和甲片的颜色，应是两领铁甲。
从拉萨桑耶寺（建立于公元762年）门柱旁的一尊披甲胄天王塑像(图3)(<<WARRIORS OF THE HIMALAYAS Rediscovering the Arms and Armor of Tibet p37>>)来看，该塑像头带具有装饰的胄，身着披膊与甲身连接式样铠甲。
图片3：桑耶寺 武士雕像
距拉萨西南25公里的曲水县聂塘区的聂塘寺也保留着盔甲天王像。古印度高僧阿底峡大师到拉萨传教弘法就长住于聂塘，并于北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在这里圆寂。说明聂唐寺塑像建造时间不晚于北宋至和元年。
门廊中的四大天王造像完全承袭了唐天王造像，其甲胄形式为典型唐代明光铠，其左侧西方广目天王所戴胄的顿相为折返式，两尊天王像身甲均是长条形甲片编缀而成。与敦煌天王塑像几乎相同，说明同时期吐蕃盔甲应于唐盔甲外形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图4）(无法获取图片来源)。
图片4：西藏卓玛拉康度母寺 天王像1
吐蕃分治时期（9-13世纪）的古格遗址保存了完整武官身着甲胄的塑像（图5）(<<宝藏 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二册 P16 朝华出版社 2000年>>)和红殿武士持剑壁画（图6）(无法获取图片来源)，塑像中的盔甲高度写实,塑像和壁画中所展现的甲胄与拉萨大昭寺壁画中的武士基本相同，头盔由于拍摄角度的关系无法清晰辨识，但是身甲部分是明显的片状扎甲，胸腹皆有束甲丝绦，其腿护甲与敦煌塑像中唐甲护腿造型高度相似。
红宫壁画中武士一手持盾一手持兵器，头盔由八瓣铁片组成，盔边有小铁甲片环绕一周，顿项披于颈后，前端在喉部相连接。身甲和披膊相连，中部收腰系腰带。甲身中开襟，长及膝部。披膊和身甲都是由长条型甲片相互编缀，甲片似乎较大，也可能是出于绘画效果的原因表现出甲片偏大。甲裙边和披膊边都是饰有织锦。
古格壁画中所呈现的甲胄造型是大昭寺壁画中甲胄形制的延续,而壁画中的头盔在古格有实物出土，其造型与壁画完全一致。
图片5吐蕃分治时期-泥塑武官像
图片6：古格红殿将军宝
在古格遗址藏兵洞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残存的大量的盔甲、盾牌、箭等武器装备，见（图7）(中央新闻电影截图)
图片7：古格甲胄
所示。此处出土宋、元盔甲实物中有多瓣铁盔和残破的甲片，出土的头盔与壁画上所展示的式样完全一致。此视频截图是中央新闻电影摄制组在1957年对古格遗址考古摄影时候留下的影像（图8），(新闻电影截图)
图片8：古格头盔
在影像资料中可以看见遗留的兵器中还有典型印度北方的塔拉瓦弯刀（Stalwart）（古格的灭亡直接的原因就是拉达克出兵，拉达克在一直都是连接西藏和印度的通道，所以在古格藏兵洞中遗留了北印度弯刀也不足为奇）。在画面中能看见除了多瓣式盔之外，也能看见元明钵式盔，由于资料有限不能得知其中的铠甲有几领，但能看见的铠甲均是由铁甲片编缀的札甲。
“藏兵洞中扎甲主要是一种长及膝部的带袖对襟铠甲衣，这种甲衣胯部两侧开叉，领、袖二处衬织物做底，以皮条直接编缀铁甲片，其中一件较完整的残甲衣重近20公斤”。(西藏古格王国故城探察记：荒原古堡 张建林 四川教育出版社)
现存的藏族铁札甲的制作过程复杂，要选用多种规格的铁甲片连缀而成。其甲领部用一种向外弯成弧形的铁甲片编成单排，外面用羊皮整体包缝，如同竖立的衣领（图9）(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品) 。
图片9：藏族铠甲的盆领
“根据文献,汉代铁铠除身甲外,保护颈部的称作‘盆领’或者‘锻铔’”(中国古代兵器论丛 杨泓P24)，朝鲜半岛出土的汉时期铁甲和国内出土的汉时期铁甲都有“盆领”。唐宋以后兵书都未记载铠甲的这个部分，说明“盆领”是汉铁铠甲的重要特征。
藏族扎甲的身甲一个重要特征是披膊与身甲编缀在一起，而出土的两汉时期铁甲几乎都是披膊与肩部编缀在一起。可见藏族盔甲的这些细节保留了汉代札甲的部分形制特点。
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未见出土唐甲实物资料,但唐壁画多对盔甲仪卫武士进行描绘,唐甲造型可见一斑。其中以西安唐长乐公主（621－643年）墓壁画中一组仪卫武士像最为典型，见（图10）（唐昭陵壁画研究 长乐公主墓 仪卫图）。
图片10：长乐公主墓仪卫领班
仪卫武士所戴之胄是多瓣盔，由多片甲片编缀成型，有尖型护额，顿项较长，前端在颈部连接，环绕整个颈部。身甲长度在膝盖以下，侧开襟，系蹀躞带束腰，胸口镶嵌两个圆形护心镜。
披膊独立于甲身，置于顿项之下和身甲之上，顿项、身甲、披膊都是由长方型甲片编缀连接成。此类甲胄形制与大昭寺壁画武士甲胄造型非常接近，身甲几乎一致，唯有开衩方式不同，披膊和护心镜明显区别于藏甲。说明唐墓壁画武士甲胄正处于明光铠的初级阶段。
进入盛唐时期，明光甲胸甲的两块护心镜装饰华美，身甲和甲裙也分开了，且也没有早期铠甲那么长。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保存的唐武士俑（图11）（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真实的表现了唐甲的造型。多瓣甲片编缀的头盔，眉间处有尖护额，身甲长至膝处，身甲下端包裹织物装饰，腰部有明显束腰。
图片11：出土唐盔甲俑
从诸多吐蕃塑像、壁画到唐代壁画、陶俑，我们不难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头盔皆是多片甲片编织而成，身甲长及膝，甲下段包裹织锦，甲片皆为长条形。它们在外形上高度相似。
由于吐蕃甲、唐甲都是通过不同长短和大小的长条型甲片编缀而成，故亦可通过开孔方式进行对比，找出一些共同之处，以便研究藏、汉盔甲之间的联系。
1974年在西安曲江出土过一领唐代铠甲，共三百二十二片铁甲，出土后散乱。甲片都是长条型，四角抹圆，分为不同宽窄的三种。最宽一型现存一百三十九枚，长9.6厘米、宽2.6厘米、厚0.28厘米，甲片上七组十三个编缀孔，甲片的剖面下部平整，上部向背后弯曲，略呈瓦形。中型的现存七十二枚，长9厘米、宽 2厘米、厚0.24厘米，甲片开孔方式为七组十三个编缀孔。如（图12）（杨弘 《中国股兵器论丛》）
图片12：西安曲江出土唐甲片资料
藏族身甲在甲片上也有大小和部位的区别，如（图13）（龚剑、李永开藏品）中1、2号属于身甲下段编缀使用的甲片，较其他部位的甲片大，甲片呈长条型，一端弧度较大，另一端较平，剖面同样略成瓦形。
1号甲片长9.1厘米，宽1.6厘米，厚0.1厘米，七组十三个编缀孔；2号甲片长9.6厘米，宽2厘米，厚0.1厘米，六组十二编缀孔。3、4、5号属于中型甲片，甲片四角抹圆，一端较圆一端较平，剖面略成瓦形。3号甲片长6.5厘米，宽1.8厘米，厚0.1厘米，一端向瓦片凹面弯曲，七组十三编缀孔，属于胸部甲片；4号较小的一类，长5.9厘米，宽1.6厘米，厚0.1厘米，剖面呈瓦型，六组九编缀孔孔，属肩部和肩部与披膊相连接部分的甲片；5号甲片最小，长5.2厘米，宽1.4厘米，厚0.1厘米，属于披膊部分甲片；6号甲片长7.7厘米，宽1.9厘米，厚0.1厘米，属于顿相最下缘甲片；7号甲片长11.1厘米，宽1.7厘米，厚0.1厘米，剖面除了呈现瓦面型，较平的下端向瓦面弯曲，属于腰部甲片。
七种甲片均为青黑色，扣之声音发哑，无普通钢铁敲击时发出的脆响，硬度和弹性极高，单侧边缘有明显高于甲片面的突起棱线。
图片13：藏族甲片
藏族盔甲的甲片上能够明显的看见锻造时候留下的纹路（图14），（龚剑、李永开藏品）
图片14：甲片锻造纹路
说明甲片是不同硬度的铁混合锻造而成，纹饰是锻造闭合留下的痕迹。甲片在锻造中使用了锻造刀剑的揉锻技术，将不同硬度的铁和钢进行混合，复合锻造出来的甲片强度比简单使用铁锻造出来的甲片在物理性能上有极大的提高。
所有甲片都呈现瓦片型，这样的造型使甲片的受力强度大幅度增加。在甲片侧面所保留的突起棱线应该是冷锻前甲片的厚度（图15）（龚剑、李永开藏品）
图片15：甲片 冷锻痕迹
甲片成型之中经过冷锻，使甲片的厚度减少三分之一，如此以来甲片强度会进一步增加。说明藏族工匠掌握技巧高明的制甲技术。
（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九对“青唐羌”的冷锻制甲法专门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栖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椟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札，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利，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原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末留著头许不锻，隐然如瘊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笋也，谓之瘊子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隐起，伪为痕子，虽里瘊子，但原非精钢；或以火镶为之，皆无补于用，徒为外饰而已。” ）
藏族甲片无论在造型、尺寸还是开孔方式上都与唐甲片一致，我们可以推断出二者的编缀方式也应该是相同的。
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保存的15世纪西藏甲胄（图16）（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藏品），形制与唐壁画和唐陶俑中的唐甲几乎一致。此甲胄由五类形状的甲片编缀，头盔顿相甲片较小，披膊处甲片更为窄小，身甲上部甲片较头盔顿相甲片大，身甲腰部甲片较长，身甲最下部甲片最长。不同部位使用不同的尺寸甲片，与出土唐甲结构原理相同。
图片16：15世纪西藏甲胄
2 锁子甲
锁子甲又称“锁子铠”“环锁铠”。锁子甲是藏区装备比较广泛的一种盔甲，而且列装年代早于唐朝。《通典》卷一九ｏ《吐蕃传》有载，言吐蕃“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这大约反映了吐蕃使用“重装完全型锁子甲”的情形。
《旧唐书》卷一Ｏ三《郭知运传》载，唐将郭知运开元六年（７１８）在九曲（今青海共和南）袭破吐蕃，“获锁子甲”，此乃汉文文献中首见吐蕃使用锁子甲的确切年代。由此可推断吐蕃应该是公元八世纪左右就在使用锁子甲，锁子甲自公元一世纪左右从西域传入，首先应该就是传入吐蕃控制的于阗和罽宾，进而通过吐蕃和唐朝的战争传入中原，甚至在明朝茅元仪著《武备志》记载“钢丝连环铠甲古西羌制”。
虽然从藏区的早期壁画和雕塑中无法追述吐蕃锁子甲的造型，但是敦煌壁画中的天王像真实保留了锁子甲的造型。（图16-1）（伦敦博物馆保存敦煌绢画）
图片16-1敦煌天王像内衬锁子甲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保存的十八世纪的藏族锁子甲（图16-2）（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藏品）与吐蕃时期的锁子甲在制作结构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图片16-2西藏锁子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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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由作者提供。
本文曾发表于《收藏/拍卖》2016年1-2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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