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岐圣贤：论周公的“德治”思想

3000多年前的周公姬旦，已经提出了畏天、敬德、保民、礼乐、尊贤、修身等主张，成为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源头。周公的德治思想，受到儒家学派的推崇，并被其继承和发展，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一、周公的经历和功绩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位居太傅，系三公之一，故称周公。他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在巩固和发展西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周公先后辅佐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政绩卓著，特别是制作礼乐，闻名天下。据《曲阜县志》记载：“武王十三年定天下，封公于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相武王，成王即位，命世子伯禽就封于鲁”。克商后第二年，武王因病去世，年幼的成王即位，由周公代行王事，摄政七年，成王长大成人，周公还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置。

周人取得政权后，并没有完全消灭殷商国家，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祀”的原则，保留殷人的祭祀。周武王让纣的儿子武庚仍继承殷王位，统治殷商故地，同时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邶、鄘、卫三国，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

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长，按照兄终弟及的惯例，他最有资格摄政，因此武王的遗命被他认为是遭到了周公的篡改，加之周公制定的礼制严格限制诸侯势力，引起了武王诸位弟弟的不满和猜忌。商朝旧贵族本有复辟之心，而周公摄政，又有违于王位世袭制中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惯例，引起周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管、蔡与武庚联合叛乱，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在稳定了内部后，周公奉命出师，亲率大军东征，讨伐“三监”叛乱，进行了“二次克殷”。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于东征，前后三年，平定三监之乱，彻底征服殷族，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并将国家势力扩展至东海。

周公不仅取得了武力评叛的胜利，而且建立了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等制度体系，为新兴的西周王朝奠定了长治久安、行稳致远的根基。周公所制的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礼节仪式。周公所作的乐，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西周的礼乐，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文明。无论是作为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周礼的产生，还是作为儒家经典《周礼》一书的产生，都与周公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周公把抽象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精神信仰转化为具体的礼乐制度和行为规范，使之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功能也更加强化。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道德人文为核心价值奠定了基础。

面对殷商灭亡，西周始兴，改朝换代，社会转型，旧势力企图复辟，新时代需要开辟，人们思想不一，观念不同，国内外矛盾交织、挑战不断的复杂局面，没有文治之才不行，缺少武备之威更不行。周公治国，文武兼备，恩威并施，刚柔有度，这既是其政治才能的表现，也是其治国实践的必然要求。应该说，周公摄政七年，是其人生中最困难、最劳累的阶段，但也是人生最辉煌、最有影响的阶段。周公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集于一身的治国奇才。周公思想不是在书斋里产生的，而是在灭商兴周和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周公治国思想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创造了以推崇“礼乐”为特色的“德治”和“王道”模式，这种治国模式的精髓就是将道德信仰和道德建设摆在政治实践的核心地位。

二、周公的德治思想

（一）畏天思想。

殷商时期，人们的“天命”信仰非常浓厚。这是原始的、自然主义的宗教信仰的表现。周公没有直接否定传统的“天命”信仰，而是按照天命信仰与现实理性相结合，将天意与民意相统一的思路，将人们的“敬畏”心理引向四个方面：第一，敬畏“天命”，不敢违抗上天命令。周室代商之后，统治阶层继续强调敬畏“天命”的观念。如《汤誓》载商汤之语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当然，统治者也借“天威”来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威。第二，敬畏先祖，不能背弃先王的信念和事业。《大诰》载成王之语说：“予不敢不极卒（尽快完成）宁王图事。”就是要恪守祖训，遵循先王所制定的大政方针来治理国家，防止自乱纪纲法度，以免新兴政权脱离正常运行的轨道。第三，敬畏道德，心存仁爱。突出表现为不敢欺侮鰥寡。《康诰》载成王告卫侯康叔说：“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第四，敬畏礼法，不敢求安逸或沉湎于酒。《尚书·酒诰》说：“不敢自暇自逸。……罔敢湎于酒。”因为人之失德多耽于安逸，沉湎酒色。

殷人和周人都认为，谁掌握国家的执政权，这是由天帝的命令来决定的。因此，周人取代殷人掌握政权之后，殷商的遗民很不理解，对周人执政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在此背景下，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也就是说，上天把管理国家的执政权交给谁，或者说谁配受天命，是由其道德状况决定的。殷人因无德而丧其天命，周人因有德而配受天命。如《无逸》载周公之语说：“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然而到了殷商末年，纣王无道，无视天之谴告，不畏可畏之天，怙恶不悛，成为恶德之人。《康诰》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刑；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这是说，文王因为有美好的德行，能够敬天保民，能够明德慎刑，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畏惧可畏惧的事，才有周朝的今日。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告诉殷商遗民，周人取代殷人掌握政权也是天意，具有合法性；二是告诉周贵族要保持爱民、亲民、为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执政的长久性。周公指出要“若保赤子”，就像对待婴儿一样来保护人民，还要“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只有努力实行德政，宽徭薄役，使百姓丰衣足食，才能维护周朝的统治。

（二）敬德思想。

周公把商人的“以祖配天”发展为“以德配天”，改造了商人诸事占卜的天命论，使周人的天命观念有所淡化，强调惟德是辅，突出了道德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道德是以人为主体的，突出德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观念意味着“人的发现”，也是人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周公把传统的“天命”观念与新兴的“道德”观念贯通起来，认为“天命”服从于“道德”。这具有道德哲学和政治智慧的意义，为儒家将宗教、伦理、政治相融合开辟了道路，也为儒家提出“仁政”、“王道”思想提供了前提。

《尚书》中“德”字首先出现在《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俊德即是指一种职责德性，它可以使九族亲睦、万邦协和。《皋陶谟》提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的九德来选拔官吏。到了周朝，人们的道德意识更加觉醒，“德”的含义也有了重大发展。《康诰》中记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zhī，恭敬），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召诰》中也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堕厥命（jué，昏厥）”，“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公和周人对“德”的重视。

成王亲政之始，只有20岁左右，正值青春年少。周公担心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政务,便作《无逸》告诫他:为政者切不可贪图安逸享乐,应该知道稼穑之艰难、老百姓之疾苦,勤于政事,敬慎恐惧。只有这样才能够做个好的君王,长久地保有君位。并以史为据,告诫成王要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其祖父周文王这四位贤君为榜样,做个贤明的君主。正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作《无逸》。”

儒家最高的“德治”理想是尧舜时期，《尧典》开篇即讲：“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能修德以感化、团结天下人，“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是千古的大圣人。“协和万邦”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尚书》这种“德治”主张影响深远，它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

（三）保民思想。

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将原本由管叔、蔡叔监管的殷商之民迁到卫，立康叔封为伯，治理卫国。周公旦对这个弟弟十分照顾与爱护，亲自写了《康诰》、《酒诰》、《梓材》（见《尚书》）等治国的条陈文章，交给康叔封，让他据此治理卫国之人。《康诰》是周公对康叔所作的上任政训辞，要求康叔彬彬有礼、明德慎罚。具体而言，一是完善、彰显仁德，宽容管理训教人民，让人民安居乐业；二是在人民面前必须平易、恭敬、谦虚，不欺侮孤寡，让人民安定和睦（善良、美好）；三是慎用刑罚，颁布完善的法律使众人信服。周公说：“要竭力谦逊，要彬彬有礼；要惦记弘扬先王的圣德，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追求，你就会被万民永远爱戴。”一句话，就是要“以德服人”。

周灭商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周人的财富增加，地位提高，其中许多人成为不事农耕，高高在上的贵族。于是，以农业立国的周人逐渐丢弃了“好耕农”的传统，转为无所事事，追求享乐。同时，一些周贵族统治者开始怠于政事，沉迷酒色。此风日甚已对新生的周王朝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腐蚀作用。周公在《尚书·酒诰》中严厉告诫：“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提出“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周，予其杀”的严厉处罚措施。并在《尚书·无逸》劝诫“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消除享乐之风对西周新生政权的消极影响。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实在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但群饮是不行的，绝不可放任。史家称《酒诰》为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其内容具体而言：一是认为酗酒乱德是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导和警戒殷商遗民必须改掉滥饮陋习；二是加强对于官员饮酒的管理，将饮酒列为对官员考察的重要项目；三是对官吏和百姓“群饮”施以重刑，因为勤勉政事的官员“不惟不敢，亦不暇”。

《梓材》的核心，讲的是为政之道、治国之术就如“梓（zǐ，木匠）人治材”。周公要求康叔，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周公的这个政治训示贯穿了三个原则：一要“若恒”。治国者要尊重过去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规则，因为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惯性与历史延续性。二要“宽和”。宽待以前的违法犯罪者。对这些人实行宽大处理，体现了周公在主观上对于“德政”的追求。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轻刑化的政策，还有助于提升当时整个社会对于新政权的认同感。三要“明德”。周公认为，先王打下了江山，相当于木匠把木材砍削成了器具。对于木匠来说，还需要在新做成的木器上刷上涂料，防止木器受到腐蚀，以保证木器经久耐用。同样的道理，对于新的政权来说，则需要走向完美的德政。

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把传统的“天命”观念与新兴的“道德”观念贯通起来，回答了天-德-民的关系。突出了道德的政治功能，也是将“神”（宗教）对人的统治转化为“德”（政治和伦理）对人的统治的开始。这有将“天命决定论”转化为“道德决定论”的的趋向，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智慧，也为后来儒家将宗教、伦理、政治相融合，倡导“仁政”、“王道”开辟了道路。

（四）礼乐思想

周公制作礼乐，闻名天下。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基础就是由周礼奠定的。周礼始于祭天祀祖。巩固信仰、稳定政局和把握人生的需要。最初的周礼可能产生于祭天祀祖的需要。

1、“礼”的内涵。

（1）“礼”是人之为人的基础。《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2）“礼”的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维护社会的秩序和正义。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

（3）“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4）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2 、“乐”的内涵。

（1）“乐”的作用在于培养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2）“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

（3）“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

（4）“乐”可以愉悦人的心情，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生活，提振人的精神,最终使人与人和谐。《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就是用“乐”之“和”，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通过“礼乐”教化，可以使人们向善向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尊贤思想。

尊贤，就是尊重贤者，任用贤者。周文王访贤，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甫”的千古佳话，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周人尊贤、爱才的体现。所谓贤者，指识见卓绝、道德高尚、才能出众，能治邦经国的人。如文王之爱民、武王之雄烈，周公之忠心，召公之廉明，太公之韬略。周公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它之所以寻找贤德之人授于大命,目的就是让他安保人民。所以它在授大命于贤君的同时,还赐以中正和平的官员以为辅佐。周公认为,君王最主要的任务就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在这方面文王已做出了榜样。所以继位为王的年轻人、文王的子孙(指成王)也一定要向文王学习。周公不仅以立政唯贤的用人思想教导成王,他还告诫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克用劝。”一定要“明德慎罚”,以教化为主,万不得已,不得不使用刑罚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六）修身思想。

在周公辅政的过程中，周公反复劝诫君王虽然身处高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命不于常”，只有牢记先王的德政，努力正身修己，任用贤能，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长治。周公这种守业艰难的忧患意识在《尚书》中处处可见。《君奭》（召公）载“：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天命不易，天难堪（kan,能）。”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教导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

《尚书》中的修养观还蕴含了为人要“诚”的思想。《康诰》中讲：“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这里的“忱”为“诚”之意。这里是说不要让埋怨的情绪、错误的办法和不合国家大法的措施隐蔽了诚心，人君应效法敏德，使民心安康。可见，“德”产生于内心的“诚”，说明“诚”的重要性。

周人确定“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方针，办有乡学、国学，聘请“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学者为教师做好学校教育，设立学官对全民实施亲情、品德、职技、法制、美育、诚信教育，制定“五礼”使全民处于终生教育之中，以《诗》进行文学教育，以《书》进行历史教育，以《礼》进行行为文明教育，以《易》，进行思维方法教育，以《乐》进行综合美育教育。在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周人也很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周公告诫康叔作为统治者要勤勉以政，不要贪图享乐。这种正身修己的思想在周公本人身上也有完美体现。《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可知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愿以己身替武王死。周公辅政七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朝的各项政策、制度的创立多来自于周公的身体力行。

三、周公“德治”思想对儒家的影响。

周公的德治思想，对后世儒家崇尚“仁爱、礼教、王道”的价值观，产生了直接影响。

孔子说：“周监（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个“文”，大概就是指周公制礼作乐。“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范畴。《论语·颜渊》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按照孔子的解释，“礼”不仅是西周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也是实现仁的途径，是人视、听、言、动的道德规范，按礼的要求去做，才能达到仁的目的。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他已经把“仁”作为礼乐教化的目标提了出来。“礼乐”的表达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玉帛荐献、进退揖让；黄钟大吕、干戚羽旄是礼乐之美，但是欣赏盛美的仪式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更重要的是要体会礼乐文明引领人向善的本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记·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返）人道之正也。”这些论述说明，礼、乐文明，既有美的形式，又有德的内容。

孟子将“礼”的内涵具体化为“五伦”、“五常”，为儒家推崇“礼教”开辟了道路。“五伦”，即“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不仅是礼的具体体现，而且本于人的“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因为人的这“四心”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性是善的。针对现实中不少人为追求各种利益而违背仁、义、礼、智、信的情况，孟子明确提出以“义”为本，“去利怀义”的价值选择原则。这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就有表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由于双方对话都很直截了当，总的说是不很愉快。孟子的德治思想是对周公德治思想的继承,也代表了孔子仁政德治的主张。

荀子对“礼”的起源、意义和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儒家推崇礼教、王道的理论基础。关于礼的起源，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荀子·礼论》）关于礼的重要性。荀子讲得很多。如“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天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关于礼的作用，荀子是从三方面回答的：第一，他认为：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即礼是区别上下贵贱的法式。第二，荀子主张“隆礼重法”、“变礼为法”。因此，他的两个著名学生韩非和李斯，都成了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说“礼也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以定分，礼以定伦。”意思是说法和礼相通、相关，法的任务是区别等级名分，而礼则规定五伦，即确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法度和准则。第三，荀子认为礼既是诸德之纲，又是最高的道德。他说：“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悌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又说：“学止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这就给礼赋予了一切道德规范和最高道德境界的内涵。

由于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周公崇德尚礼的“德治”思想，受其影响，汉代儒家、宋明儒家，也都推崇王道德治，具体表现为重视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评价。在功利与道义的关系上，强调以“义”为先，反对见利忘义；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强调德主刑辅。这样的价值取向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显著特点。

当然，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以农业经济和皇权政治基础的。近代以来，人类已经进入到以工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社会。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正在向信息化、智能化社会迈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法治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是德治的作用仍然不可否定。因此，将法治与德治相统一，已经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参考文献：

《尚书》，广州出版社2001年6月版。

《论语》，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9年3月版。

《孟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山东华宇工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价值哲学、伦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论文130多篇，出版专著、合著17部，主持及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校级资助项目10多个）

文章来源：岐山周文化研究会

编辑：寒 雨 审核：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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