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里的虾蟆陵葬的是谁？

古代长安城里有个挺著名的地方，名字也特别奇怪，叫“虾蟆陵”。听这名字有点玩笑的意味，但不少唐诗都有提及。最有名的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女自述身世——“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此外，还有僧皎然的“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行》）、谢良辅的“取酒虾蟆陵下”（《忆长安》）等。

虾蟆，跟虾没有半毛钱关系，其实就是蛤蟆。这里的“虾”，是多音字，读成há。作为当时的世界大都市，长安竟然有个地方是蛤蟆的陵？有心查了一下出处，十分有趣。

原来位于长安城常乐坊内街之东，有个大冢，据说是董仲舒的墓。董仲舒是儒学大宗，就是向汉武帝提出“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那位。董仲舒推销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等主张，都深得汉武帝之心。出于对他的尊敬，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墓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以上为儒生文章说的，真实情况待考）从此以后，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

老百姓可管不了这么复杂的典故，下马陵下马陵，口耳相传，就成了“虾蟆陵”。今日闽南话、粤语的“下”还读“há”，可见当时应该是同音的。

可怜董仲舒一代大儒，葬所竟成了“蛤蟆陵”？其实也不尽然。北宋历史学家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中关于“常乐坊”的条目下记载着：“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按这说法，这“大冢”还不一定是董仲舒的墓，不然不会写“误以为”。当代有专家考证，唐代长安常乐坊在今天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这个下马陵或虾蟆陵，在汉武帝时代属于皇家上林苑范围，根本不可能有董仲舒墓。到二十世纪末，西安交大在修建浴池时，发现一座砖砌古墓，按形制为一中型汉墓，按方位，与原校址图中的土包完全重合，这一重合点即位于常乐坊内十字街之东沿，与《长安志》的记载亦相吻合。但这个陵墓已被盗空，完全无法证明其与董仲舒的关系。

有趣的是，“下马陵”这个地名，现在西安仍有，但位置在和平门里西侧，而且附近就有董仲舒墓。这并不是真货，而是明代的一项“政绩工程”。

明正德年间，儒学地位被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董仲舒也因此被抬高，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一带建了座董子祠。到明嘉靖二十一年即公元1542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却下令把这座位于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即今天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了一座墓。6年以后，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立了墓碑，今天依然耸立在祠中的树荫之下。从此，陕西、西安方志上记载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墙脚下，即如今的和平门里。不过从明代至今，也算货真价实的文物了。

关于地名的误读，其实各地都有。比如厦门的朱紫巷，是“猪仔巷”的雅化；泉州的台魁巷和九史巷，是“杀鸡巷”和“狗屎巷”的雅化；台湾省的基隆，是“鸡笼”的雅化等。而把好好的“下马陵”反而俗化为“虾蟆陵”，只能说大唐的百姓，心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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