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仪征古迹之外河四闸

四闸是响水闸、通济闸、罗泗闸、拦潮闸的简称，仪征古代“五坝四闸”非常有名，随着岁月的流逝，四闸都已消失。2000年后，因扬州以邻为壑、鸠占鹊巢，将仪征城西胥浦河西岸的仪征开发区改成扬州化工园区，仪征市政府决定在城东新建开发区，美其名曰“挥师东进”，城市发展也避开化工园，开始建设东区滨江新城，2011年在石桥河东岸新建了新东园。新东园内陆续复建了宋东园澄虚阁、明成化响水闸、明嘉靖挡军楼等，笔者紧随潮流，一为躲化工，二为有电梯，在东区买了房，迁入新居不久，即于2018年10月23日，到石桥河两岸实地察看新东园内澄虚阁、响水闸、挡军楼，东岳庙附近东门水门等遗址，并用随身携带的纸尺测量了复建后的响水闸，闸宽（即河道宽度）6.4米，闸槽（即闸板厚度）16厘米。按“明代木工尺一丈合今约3.11米（《仪征文博》总第5期第7页）”换算， 6.4米合2丈。

【复建后的响水闸】

怎么就能确认，复建的响水闸就是古代的响水闸遗址呢？笔者请教了仪征文广新局负责不可移动文物的主任科员朱翔龙先生，据他介绍：响水闸遗址位于仪征新城镇砖桥村砖桥组，西距石桥河45米，南距仪扬运河75米。现为椭圆形水塘，南北长40米，东西宽32米，积淤严重。闸塘东北方向有河道，长约150米，宽10-15米不等，已淤塞。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生产队曾在该处挖出大量的桩木和条石。东侧河道原长约250米，因1959年建泗源沟节制闸而改道停用。

2011年，配合市政府东园宾馆（原晶崴大酒店、今金瓯大酒店）建设项目，文物部门对响水闸遗址进行了清理，清淤面积约1500平方米，深度约5米，基本清到原生地层，发现了少量条石及残断木桩。在闸塘周围发现了一些明代瓷器碎片、城墙砖等。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结合相关县志记载，确定水塘位置应为明代响水闸遗址。

笔者在东门外里河探访东关闸时，曾请教当地百姓，怎么就能确认这里从前是石闸位置呢？老者说，从前这里是石闸，五十年代将条石挖出来搬去建泗源沟大闸，石头没有了剩下个大水塘，大家都叫“闸窝子”，水塘位置就是石闸位置。

这个“闸窝子”理论，在寻找明代外河四闸时很适用。朱翔龙所说的椭圆形水塘，就是响水闸的“闸窝子”。推而广之，已经被基建搞得面目全非的原毛纺厂内罗泗闸（四闸之一）遗址，因百度地图的滞后性，“闸窝子”大水塘还在图上，经请教南门老住户赵修富（原仪征建行副行长），确认无误。按图索骥，从百度地图结合老河道寻找，在S形河道第二个拐弯处，又一个“闸窝子”显现出来，这就是通济闸（四闸之一），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仪征市博物馆《真州城水系及水工遗迹考古工作报告》一文，还发布了一张通济闸遗址大量木桩的照片。四闸之拦潮闸因为被填埋，所以没有闸窝子。

【通济闸遗址】

【五坝四闸位置图】

拦潮闸在大码头，早就走访确定，但那个碑只看到正面“仪扬运河真州段故道遗址”，不知道背后还有字；响水闸碑在新东园健身步道边，闸窝子很明显在，那个碑只看到背面，不知道还有正面；罗泗闸是通过地图闸窝子、再请教赵修富等“老南门”确定的，当时还不知道有碑；通济闸找不到曾大伤脑筋，因为从地图上看，按理说外河应该与今天的泗源沟闸河流向一致，通济闸应该在今大闸附近，是不是闸窝子被新河挖没了？直到后来向东门外老人雎长华寻访三条埂，才发现外河的走向不是直线，是个大大的S形，而且两个拐弯都是接近直角。我在建安路东侧三条埂运河拐弯处的两岸寻找通济闸，想问到或找到闸窝子，没有线索。后来回想起在建安路西侧、大闸南面游乐园路边看到的断碑，才猛然意识到那可能就是通济闸碑，在地图上一查，闸窝子赫然在焉，只是碑和闸窝子相距较远，十几米吧。

雎长华还告诉我，盐津大桥上也有个一样的碑，我立即领悟到那一定是罗泗闸碑，也推论到四个闸一定都有碑，大码头那块碑只是看到的正面，背面肯定有文字；响水闸碑只是看到了背面，正面一定和大码头的一样；通济闸的那个碑由于倒了，只看到正面，背后一定有内容；而罗泗闸在桥上的碑，一定也是正反都有。于是我做个呆事，骑电瓶车将四个碑都跑了一遍，正反面都拍照，这才融会贯通。

有人说你请教有关部门的专家不就全知道了，何必自己瞎撞木钟？这是没领略过探访的乐趣，不知道思考后“豁然开朗”、“恍然大悟”那一刻的愉悦。确认了通济闸位置后，自然又有了新的疑问：为什么外河河道不走直线而要拐那么大S湾？笔者思索的结论，一是充分利用旧河道降低造价，二是弯道可增加水程降低流速（脑补一下盘山公路），减少航行风险，减轻闸门压力。扬州城南运河故道三湾抵一坝的“近堰漕路”，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解放后所建的泗源沟大闸，河道可以取直（胥浦河也是解放后裁弯取直）？因为现代水闸使用钢筋水泥基础、钢材铁门、电力启闭，材料抗压能力大大提高，抵得住水位高差。

四座碑我都去拍过照片了，都是仪征市人民政府立的碑，正面文字都一样：“仪征市文物保护单位，仪扬运河真州段故道遗址，年代：宋-清，仪征市人民政府，二0一四年五月四日公布，仪征市人民政府，二0一五年一月二十日立”。

【拦潮闸文保碑正面】

响水闸的背面碑文分为三部分，左侧为“仪扬运河真州故道示意图”，右侧上半部分文字说明为：“仪扬运河真州段故道，是中国大运河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东起漕河大桥，西至老闸口以西入江，由里河、外河、四闸、五坝等组成，全长约5000米。真州四闸始建于明代，与五坝配合使用，闸能通航，坝能止水，夏秋过闸，冬春过坝，配合运用，四季通航，形成了水利和航运交通的系统工程。”，下半部分文字说明为：“响水闸始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闸长二十二丈，高一丈三尺”。笔者几乎每晚散步必到此碑，太熟悉了。经常嘀咕：复建的响水闸与文保碑不在一处，闸的朝向是东西向，位于闸窝子西边，文保碑的朝向是南北向，位于闸窝子南边，估计闸和碑不是一个单位做的，闸的朝向应该是南北向。

【响水闸位置图】

【响水闸文保碑背面】

通济闸碑离闸窝子稍远，约十几米。且碑身已倒，戗在碑座上，看不到碑文背面，我搬不动碑，只好趴在地上，将手机伸进去，用闪光灯拍到部分文字。看起来，也分三部分，左侧是图，右侧上半部分与响水闸相同，下半部分为：“通济闸又名‘中闸’，始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闸长十八丈，高一丈三尺。”

【已倒的通济闸文保碑】

罗泗闸背面碑文亦分三部分，左侧是图，右侧上半部分与响水闸相同，下半部分为：“罗泗闸又名‘临江闸’，始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长二十二丈。”因毛纺厂拆迁后开发建楼盘，该碑被立到了盐津大桥上。

【罗泗闸文保碑背面】

拦潮闸背面也是三部分，左侧是图，右侧上半部分与响水闸相同，下半部分为：“拦潮闸始建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正德十三年（1518）重修，康熙二十九年（1690）重建。”笔者凡带人来大码头寻古，必看此碑。

【拦潮闸文保碑背面】

响水闸、通济闸、罗泗闸、拦潮闸，是坐落在运河入江口的“外河”上的四座石闸，图上测距，外河总长3.2公里，县志上说是五里许，基本没错。文保碑上所说的约5公里，应该是加上了里河2公里。

外河是相对于里河而言的，先有里河，后有外河。里河就是东门外连接城南天池的那条河。

大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鲁哀公九年（前486）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东晋永和“江都水断”重挖的欧阳埭，这是仪扬运河的前身。隋、唐、宋对漕运的依赖越来越重，北宋真州漕运量达700万石，淮盐7810万斤，在真扬运河上诞生了“真州复闸”，这是世界第一座复闸，比荷兰运河复闸早380年。

由于长江岸线后退，到明代时，宋代运河入江口已经淤浅，明洪武十四年（1381），致仕兵部尚书单安仁主持开挖了连接仪真南门天池与长江口黄泥滩的玉带河，并修筑五坝，将天池与长江隔开，保证运河之水不泄，天池即为运河终点。从此，漕船从湖广沿长江行至仪真进玉带河，翻坝到天池进入运河。

明代漕运，不用宋之转搬，而行直达之法。漕船过坝是非常麻烦的，江船载满货物到达五坝后，先要卸货，坝上铺上泥浆水草以减少摩擦力，用人力或畜力转动绞盘（辘轳），将空船拉上坝顶，翻过土坝后，空船轰然入水（天池），再将货物装船，沿里河、东关闸进入运河，驶往北京，船只过坝通行效率很低，损坏率很高，坝下积压的船只很多，为过坝直接服务的劳工兵卒，起初为四百五十人，以后增加至九千二百馀人，这还不算为官员、运商、劳工、兵卒提供生活服务的人员，这也是造成仪征南门外大码头地区市井繁华的主要因素。

为克服漕船过坝损耗巨大、费时费工的弊端，成化十年（1474），巡河工部郎中郭升开挖仪真外河，并在其上新建罗泗闸、通济闸、响水闸，至此，有了内河与外河之分。五坝内的天池经东关闸与运河相连的河道，叫里河，走盐船；郭昇开挖并建了三座闸的新河，叫外河，又叫闸河，走漕船。

但三闸建成后，漕船不再过坝，影响了以翻坝为生的挑夫、工头、商铺店主等“奸豪”们的生计，他们大造舆论，说开闸门是受贿拿了运商好处给他们方便，频繁开启闸门造成了河水下泄，而河水下泄一直是自古以来运河大忌，淤浅的河道是漕运的极大威胁。遇到干旱运河水浅，往往开闸北山塘、陈公塘给运河补水，极端干旱年份甚至组织人工车水济运。“宣和二年（1120），真扬漕河涸，车挽畎浍，以济运舟”，三闸虽好，但有司怕承担放水责任，所以“闸复废焉”。

“奸豪”们反对建闸，除了大造“泄水”舆论，还侵占纤路建造店铺祠宇，阻碍开闸通航。东门外的文天祥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欲使后来不敢轻易改拆，而守备指挥亦于闸上擅自盖亭，索取财物。”

围绕外河上的三闸建还是不建、开闸还是闭闸，始终进行着激烈的争辩，各方博弈的结果是出台了规定：“当河溢潮涨，则四闸昼夜启勿闭；如江势平，河水未溢，则以潮水涨落为启闭，放舟、潴水，两无所失；至冬寒水枯落，则闭闸勿启”。

外河三闸建成后，漕船春季运粮进京方便了许多，但是冬季空船回来时，外河水涸不能通行，粮船还须过坝，为了不影响里河盐运，就在外河大江口关王庙前，临时筑坝，开渠放水，车绞过船完毕后，还要将临时土坝拆除，以便明年粮船再来过闸，如此一年一次，劳民伤财，所以弘治十四年（1501），漕运都御史张敷华在江口新建了拦潮闸，极大地提高了通航效率，“是岁，江河会通，舟无留行。扬旗伐鼓，通数十百艘于饮食谈笑之顷”。从此，外河上就有了四座闸。

外河四闸除了通行漕船外，还有保证里河水位的功能，所以外河及四闸的挑浚、维修经费，往往由两淮盐运使司支出，“岁贴绳版银七十两。”乾隆四十年（1775）后，外河逐渐浅涩，漕船转由瓜洲进口，“仪河惟为淮南盐船由经之道矣”。

大运河仪征入江口的内河五坝和外河四闸组成的航运体系，正如四个文保碑所说，“是中国大运河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在明清两朝的漕、盐转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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