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鹾贾:淮安河下的徽州盐商

淮安西北运河畔的河下,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至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又为淮北盐运必经之地,明清两朝均有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

此前淮北盐运分司驻安东(今江苏涟水县),大批徽商主要集中在那里。安东为河、淮入海之路,淮北锁钥,百万盐策辐辏,其中就有不少徽州盐商。但由于明代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频仍,安东等地时常受到洪水的威胁,盐运分司不得不改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淮北巡检也移驻乌沙河

随着盐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与此同时,还有的徽商从扬州适居淮安河下,如歙县程量越(1626 -1687)等人。歙县程氏还有不少人迁居河下,程氏为徽中之旺族,迁淮十三家,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的说法。

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有公(功)字店、班字店、大字店等,都是按主人名字中的偏旁为号。如慎吾公是程量越的父亲,所以程量越“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其旗号也”。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街巷因盐号而得名。

徽商之间关系密切,最具地域商人集团色彩。徽商的家族形态和商业组织,使它具有潜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程氏为例,它的家族支脉遍及浙、淮、扬三地,且以早期获得“商籍”的杭州为基地,逐渐向北面的扬州和淮安发展。

徽商很注意交结官府要人,无论是在京缙绅、过往名士,还是当任大小官僚,都是结交的对象。被称为“禺策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他曾与王勋辉、王绳武、徐临清、薛怀等为“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

徽商靠拢官僚,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保护其专卖权益。而官僚则通过这种交往,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实惠。

徽商资本中就有一些来自官僚,据《清实录》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乙酉条谕,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与盐商交结往来,以资财托其营运”,也就是将宦资都寄存在淮北盐商家中。据调查,淮北盐商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程氏女婿、清江浦典商汪绍衣,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另外商人程容德和程迁益,各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为的是“代为营运”。

徽商与清朝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都参与接待。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这些活动就是由盐商组织和策划的。当皇帝行至 乌沙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设盐场彩亭七座迎接。

康熙在淮安时,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都由盐务总商程维高料理。程曾三次接驾,因供奉宸赏不遗余力,康熙御书“旌劳”二字赐之。总商程易在嘉庆元年(1796)应诏入朝,参与“德叟宴”,赏赐内府珍奇宝物,享受四品京官的待遇。他以布衣上交天子,为商界远近欣羡。

据黄钧宰的记载说,徽商在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为汁作粘合剂。城外多寺观,盐商修筑石路数百丈,将寺观连结起来。盐商出行,仆从如烟,骏马飞舆。

又据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自明嘉靖间迄至清代,河下构筑园亭共有65例。其中主要是盐商构筑的,尤其是程氏盐商为最多。其中以曲江楼、菰浦一曲和荻庄诸胜,尤负盛名。

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搜藏古籍,刊刻著述。园中的胜景,令过往文人留连忘返。

明代河下一带号称“小扬州”,时人有《过山阳县》诗这样写道:

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清人袁枚也曾有题诗曰:“名花美女有来时,明月清风没逃处”,描述了河下园林的概貌和盐商们的生活追求。

文字来源:3N3N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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