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凤楼:被遗忘的“护国将军”
“邂逅”韩凤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初春,在我生活的城市郑州,有家都市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则题为《即将逝去的故居》的报道,说在郑州下辖的荥阳市老城南关索河,有座“五峰将军”韩凤楼的故居,因年代久远而破败不堪,亟须尽快加以保护和修葺。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怎么在意,毕竟像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故居、祠堂以及祖宅等,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揪出一大把来。但此后不久,我进京办事,顺道拐了个弯,前往棉花胡同参观蔡锷故居,不想却在看蔡锷介绍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段话,说当年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北京时,是他的心腹爱将韩凤楼想方设法护送他秘密逃出了北京城,而韩凤楼的故乡正是在荥阳。
于是乎,扒拉史料,寻访故地,在日复一日的梳理中,韩凤楼这位已被遗忘的“护国将军”渐渐浮出了水面。
从失意到得意
韩凤楼,字五峰,1885年9月出生于河南荥阳城南关,其父韩乐道在当地开了一家中药铺,并有田地四十亩,因而家里生活富裕,衣食无忧。不想,十一岁那年,家道中落,韩凤楼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地上,从此过起了穷苦日子。
韩凤楼自入塾学习成绩就一直特别优异,父亲不忍因经济拮据让他辍学,就一点一点变卖家宅供其继续念书,希望他尽早考取功名以便出人头地。但没能维持多久,家里很快又陷入困境。还好,私塾教师王仙洲先生与韩乐道是至交,亦怜惜韩凤楼的好学与才识,特准韩凤楼免交学费,继续随班学习。这让年少的韩凤楼感激涕零,愈发埋头苦读。
1903年,韩凤楼投考荥阳县立汴源学堂,以“最优等第一”的分数高中榜首,引起县长张煦初的关注。开学那天,韩凤楼刚放下包袱,张煦初就亲自登门找了过来:“早闻先生学底深厚,今日特来拜会,还请在方便之时移步小衙,为犬子做个伴读……”得称“先生”,且被父母官诚意邀为“伴读”,这在旧时是对有才学的年轻人最高的褒奖,韩凤楼由此扬名荥阳的大街小巷。一年后,十九岁的韩凤楼成了荥阳县最有学识的才子,又得张煦初赏识捐了一个监生,韩凤楼对仕途充满了希望。但当他兴冲冲地进京投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时,却意外地落榜了。却是为何?原来,当时正值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推行“新政”(即逐年递减科举中额,并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算术、法学等新学内容),地处内陆的河南民气尚未全开,学堂教育亦保守和封闭,像法学、化学、物理这样的西学学科几乎闻所未闻,更别说开课讲授了。结果尽管其他功课成绩优异,但韩凤楼还是因算术成绩一塌糊涂而无缘中举。这真可谓是时也命也。
受此打击,韩凤楼心灰意冷,郁郁地返回了荥阳。韩凤楼原以为会就此在家终老一生,但没想到转机很快就出现了——时值袁世凯广罗人才,尤其对老家河南籍的能人义士青睐有加。在张煦初的担保和河南巡抚陈夔龙的推荐下,韩凤楼被保送至北洋练兵处,先入洋文班进修日语,后被选派为赴日留学生——初就学于振武学校,不久转入赫赫有名的陆军士官学校,专习军事。
在日留学期间,韩凤楼不仅在学业上是冒尖的,同时也是各种激进活动的活跃分子。早在上第一堂课时,他就对日本师生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言语和举动非常愤慨,留日学生抱团举办的一些大型对抗活动总是由他主持。与此同时,痛感于个人所受之待遇与国家民族盛衰荣辱息息相关,他又常常同李烈钧、唐继尧、张翼如等人聚集开会,或探讨救国大计,或争论治军策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共识:国事维艰,想要富国强兵,唯有推翻腐败清廷!
1909年,韩凤楼学成回国。世事难料,昔日的恩公袁世凯业已“倒台”(被摄政王载沣撵到安阳“养病”)一年有余,他只好怀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接受了清廷的发配式派遣,前往千里之外的桂林出任广西陆军干部学校工兵科长,一年后又被调往昆明担任云南新军工程队第十九营管带——就此成为同在新军任职的蔡锷的部下。孰料,正是这次外派,让韩凤楼的命运发生了一个巨大转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蔡锷率唐继尧、刘云峰、韩凤楼、雷飚、黄永社等一干新军将领发动兵变,一夜间攻占昆明全城,成立“大汉军政府”,被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在这场战斗中,韩凤楼不顾生死冲锋陷阵,连破数道火线,深得蔡锷的赞许,事后被提拔为步兵第五团团长。同月30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并自认督军,继而整军进发桂、川、黔。在诸路军中,韩凤楼率第五团为先锋随唐继尧北上贵州——一路上,他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横扫一波又一波阻击之敌,直令敌军谈韩色变,为大汉军快速进入贵州立下汗马功劳;这还不算,在进入贵州之后,针对当地哥老会联合围攻的严酷态势,他果断出击,或合兵破之,或许利诱之,或设计瓦解之,在极短时间内即将哥老会平定,为贵州的安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锷惊喜不已,当即签署委任状任命韩凤楼为贵州督署参谋长兼贵州卫戍司令。
在韩凤楼声名鹊起的同时,袁世凯也在辛亥革命后经南北议和于1913年成功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可想而知,在为巩固政权将“西南王”蔡锷笼络进京后,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韩凤楼这么一员能征善战的干将,遂一纸调令将韩凤楼也调了过来,先委以北洋政府将军府参军兼讲武堂堂长,继而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不久又破格任命其为陆军混成模范团副官——可别小瞧这个陆军混成模范团,它是北洋政府下大力气培养出来的一支类似禁卫军性质的部队,虽规模不大,但规格甚高,团长由大总统袁世凯亲自兼任,王世珍、袁克定、张敬尧是办事员,蔡锷任教官,而韩凤楼任职副官,可以说是相当高的提拔(后来“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经人多方打点和疏通,也才进入模范团当个学员)。这一年,韩凤楼二十九岁,与十年前的应试落第相比,真是风光无限。
变乱中的辉煌
来到北京,韩凤楼感到一身轻松,他期盼着能够为实现国富兵强的梦想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不久他就发现,恩公袁世凯已与之前判若两人,非但没了往昔推行新政以救国的凌云壮志,反而频频流露出对皇权的迷恋和向往。至1914年时竟悍然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韩凤楼坐不住了,他不想眼睁睁看着民主共和之花始一绽放就被肆意摧残,更不愿跟着袁世凯行违背民意之举,就跑到棉花胡同找老上司蔡锷商量对策——其时,因不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锷被袁软禁于棉花胡同六十六号院,四周更有暗探监视,难得离开半步。从蔡锷嘴里,韩凤楼获悉袁世凯要称帝,他拍案而起:“不行,决计不能让他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如愿得逞,咱必须筹划一下,进行反对!”蔡锷当然赞同。
进入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昭然若揭,心急如焚的韩凤楼已暗自有了初步的打算。10月10 日,韩凤楼在自家摆了一桌宴席,以欢度国庆为名,高调邀请蔡锷过来小坐以叙旧。这一招实在高,负责监视蔡锷的暗探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也不敢得罪韩凤楼这位高高在上的副官,遂对蔡锷给予放行。于是,席间,在觥筹交错中,韩凤楼和蔡锷悄悄商定了一个逃出北京的计划。说来,蔡锷的出逃,流传最广的说法当属其与小凤仙的故事:在青云阁,蔡锷意外邂逅京城名妓小凤仙,演绎一段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并于关键时刻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成功离京。这段离奇的故事后来(20世纪80年代)还被拍成了电影《知音》,红遍大江南北。然而,从种种史料看,加之对当时境况的分析,最接近真相的事实是这样的:从宴席上回来后,自1915年10月下旬开始,蔡锷就以身体不适为由不断试探性地向袁世凯告请病假——当时蔡锷确实有病在身。三番五次过后,或许是看到蔡锷的病情后于心不忍,又抑或是蔡锷老在眼前晃悠让他觉得烦躁,袁世凯终于准许蔡锷可以在有人“陪伴”时自由活动了。于是,11月的一天,韩凤楼借口一起外出游玩,带着蔡锷左钻右拐了几条胡同,摆脱暗探的盯梢,直奔北京东火车站——那里,早有韩凤楼安排的人事先买好了前往天津的车票。就这样,蔡锷在火车鸣笛开动前的一刻,随着蜂拥的人流挤上了火车,抵达天津,随后取道日本,辗转回到了滇军大本营云南昆明。蔡锷走后,韩凤楼亦没有闲着,第二天就化装逃出了北京,转道香港追随蔡锷来到了昆明。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君主制,接受皇帝之尊号,并在23日着衮冕于天坛祭天,下令次年改年号为洪宪元年。25日,蔡锷通电全国云南独立,宣布组织护国军武力讨袁,以维护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度。蔡锷将护国军兵分三路:第一军出滇入川,由他自己亲自率领;第二军进击两广,由李烈钧任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负责留守云南。而后三军会师武汉共同北伐——为表救命恩情,同时亦怕韩凤楼有所闪失,这次举兵时,蔡锷没让韩凤楼上前线,只是安排他担任第三军参谋长兼第一梯团团长。然而,到底是血性军人,韩凤楼虽感念蔡锷的特殊关照,但也为没能亲上前线杀敌救国而坐卧不安、茶饭不思。看到广西、四川等地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于1916年5月径直率部经贵州直捣湘西,准备给主政湖南的袁世凯的心腹大臣汤芗铭以狠狠一击。韩凤楼身先士卒,第一梯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路过来直打得汤芗铭的部下跪地求饶,缴械投降。
也真应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老话,韩凤楼横插的这一杠子,竟成了护国军武力讨袁的一个转折点——韩凤楼兵临城下,汤芗铭无力回天,为求自保只好宣布湖南独立。而湖南战场的瞬间逆转,对满怀希望的袁世凯又是致命一击:“唉,人心已变,大事已不可为。连汤芗铭都离我而去了,还有什么可倚重的呢?”之后忧愤成疾,至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病逝。
眼看“洪宪帝制”闹剧随着袁世凯的死去而收场,韩凤楼欣喜不已,他认为在蔡锷的带领下,护国军荡平“各地复古余孽”,继而推行民主共和制度,指日可待。但所谓“恨东风,不借世间英雄”,韩凤楼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心追随的蔡锷将军竟会在袁世凯死后不到半年,也因病离世而去。唐继尧继任蔡锷职务成为“西南王”后,虽然还高喊着“民主”“共和”的口号,并且积极参与这个“护法”、那个“讨逆”,但其所作所为已不再是为国为民,而是蜕变成满足私欲的利益争斗者。韩凤楼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苦于不能左右局势,最后只好沉湎于主持云南讲武堂的工作中。
云南讲武堂始建于1907年,系清廷为编练新式陆军和加强边防而设的军事学校,与北洋讲武堂(设在天津,创办于1906年)和东北讲武堂(设在奉天,创办于1908年)并称大清三大讲武堂。辛亥革命后,蔡锷主政云南,即选派能征善战且具留日背景的韩凤楼为云南讲武堂校长,主事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韩凤楼没有让蔡锷失望,他走马上任后,既果敢探索又勇于尝试,对讲武堂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摈弃清廷的“忠君”思想,以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为宗旨,提倡“军人武德”;多方联络往昔一起留日的同窗同学,延聘其担任学监和教员;在原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五兵科的基础上,又根据实战要求,先后创建了飞行及空降兵科以及学习军事学科,学习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等,同时要求学员在学习兵科教程的典、范、令等之余,必须自选国文、伦理、器械、算术、史地、英文或者法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野外演习等课程中至少三门以上的课程;仿效早先留学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制定严苛的规章、纪律和制度等。
在种种“治军先治校”的改革下,韩凤楼治下的云南讲武堂一改过往慵懒、拖沓的习气,代之以令行禁止、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从这里走出来的毕业生组建的作战部队,在战争中战绩辉煌——事实上,护国战争中,蔡锷之所以能指挥滇军一路高歌进入川、黔、桂、粤、湘数省,及至后来唐继尧鞭及滇、川、黔、鄂、湘、闽、桂等南中国大部地区,均得益于有这支令人生畏的生猛力量。故而,在民国初期的中国,云南讲武堂声誉日隆,威名远扬,引得数省众多有志热血青年纷纷来昆明投考求学,这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共和国元帅朱德、叶剑英,民国将军王柏龄、朱培德、盛世才、龙云、范石生等,甚至还为朝鲜和越南培养了一批高级将领,比如后任越南人民军总司令的武元甲大将等。
解甲后的韩凤楼
不过,冲锋陷阵的战功和锐意治校的功绩,并没有使韩凤楼“心绪平静”。那时候,他满心希望早日结束内乱,好让国家尽快走上富强之路。但滇军最高统帅唐继尧却不这么想,在和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分赃”之后,唐自作主张改组护法军政府,让韩凤楼大失所望。与此同时,由于急剧扩张,滇军势力遍布南方八省,加之缺少有效的管束,大部分士兵军纪涣散,时不时侵扰地方、欺压百姓,“今日之滇军已非当年护国运动时期蔡锷手下那支军纪严明的威武之师”,这又让韩凤楼痛心至极。
1920年,三十五岁的韩凤楼,眼看报国无门,更不愿意继续和那些军阀同僚为伍,便萌生了急流勇退的念头。恰在这时,韩凤楼接到父亲的书信,信上说荥阳大旱,颗粒无收,问能否设法接济贫困亲邻。于是,韩凤楼不再犹豫,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四处筹款,而后只身踏上返回荥阳的路途。
回到故乡后,韩凤楼过起了独善其身的乡野生活。
虽然身份转变,但韩凤楼报国心思未泯,在接济亲邻之后,深感教育重要性的他拿着余下的钱财找到了当年资助过他的张煦初先生,商量兴办教育之事。
在张煦初的建议下,韩凤楼先对简陋的荥阳南关小学进行了改造扩建。当时,南关小学异常寒酸,只有三间破草房,一名教师。韩凤楼购置一块新地皮,建了九间砖瓦房做教室,然后聘请周边县市的数名知名教师前来任教,并增添了一大批各类书籍,使得该校学生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在改造扩建完南关小学后,韩凤楼忙起了创办高中的事情。为何要创办高中呢?原来,当时偌大的荥阳只有一所县立初中,孩子们要想继续深造只能到郑州或者开封的高中去,但由于连年战乱好多人家拿不出太多的钱外出求学,最后不得不辍学回家。为此,韩凤楼就联合楚子襄、丁青云等知名士绅,利用各自在社会上的声望,或寻求亲朋好友的赞助,或拜访学有专长的教师,成功创办起荥阳有史以来第一所高中——河南私立煦初高级中学,韩凤楼任董事长,楚子襄任校长,丁青云为教务主任。而且,为确保教育教学质量,韩凤楼还仿照早先执掌云南讲武堂时的做法拟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和考评制度,一边主张和践行品德教育和文化教育两者不可偏废,一边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勤奋学习、严守校纪的良好校风。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该高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这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实属不易。
如今,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南关小学变身成了索河中心幼儿园,河南私立煦初高级中学更名为由郭沫若亲笔题写的荥阳第一中学,但韩凤楼致力于教育的往事则依旧“存在”,索河中心幼儿园内保存完好的两块铭刻石碑即是最好的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兴办教育,韩凤楼也曾有过不少“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1922年,老朋友刘镇华邀请其出任荥阳县卫戍司令,但当时他正忙于南关小学的改造扩建,诸事繁杂,难得抽身,因而没多久即“甚是不好意思地请辞了”;1926年,受荥阳县公推,出任郑州商埠督办,后也因离家较远、不便行事而不了了之;1927年,张学良邀请其担任奉军驻郑州总部顾问,却又因随后“中原大战”的爆发而不愿同新军阀为伍遂自行离去……自此,韩凤楼彻底不问政治,发誓再不走出荥阳半步,以至于抗战爆发后,已担任川、滇、黔等地方军队高级军官的往昔部将和学生,率军途经河南北上抗日前线时,前来拜会并且诚邀其出山,也被他当即一口回绝。
不过,虽然不问政治,但韩凤楼依然具有爱国热忱。抗战时期,他熟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加之收听收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抗战的英勇事迹,渐渐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先后多次介绍魏树漠、丁青云等荥阳当地的热血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更应下昔日学生、时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请求,常常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过境的中共党员和组织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韩凤楼以开明绅士的身份被邀为河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聘特别代表,1950年3月出席河南省人民代表会议,时隔两月任河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后又出任政协河南省委首届常委。
1956年2月4日,韩凤楼因病辞世,终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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