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长云：华夏族、周族起源与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探究

摘 要：华夏族起源于商周之际的历史变革时期，华夏族的族称出自周人对 自己建立的反商部族联盟的称呼。人们崇拜的黄帝原只是周人奉祀的祖先，后随着周人主导的民族融合才演变为华夏族共同祖先。周人出自白狄，与作为白狄祖先的黄帝一脉相承。这些史事的一些重要环节，由于近年来陕北神木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而逐渐得到证明。石峁遗址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石峁一带同时是姬周族人最早发祥地。周人以后辗转迁徙到渭水流域，与气候环境发生变化有关。石峁先民将宫室及其他建筑修建在山梁高处，反映了他们对天的崇拜，这与以后周人对于天、天命的信仰一脉相承。史载黄帝“以玉为兵”，周的氏名亦反映周族出自以治玉为业的氏族，凡此种种均可与石峁出土的大量古玉器相印证。

关键词：华夏族 周族 黄帝居邑 石峁遗址

华夏，是我国主体民族古老而又沿用至今的称呼，汉族则是华夏民族在汉以后的改称，这在今天已是基本的历史常识。然而“华夏”这个称呼的来历如何? 华夏族的来历又是如何? 却是许多人不甚清楚的。长期以来，笔者一直留意于这个与我们民族早期历史有关的问题，经过研究，知道华夏族起源与历史上周族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华夏族对于祖先黄帝的崇拜亦牵涉到周族更早的历史。遗憾的是，学界对于周人的早期历史，尤其是对周族起源的认识，却一直处在比较混沌的状态。好在近年来，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暨考古发掘取得不少进展，特别是不久前陕西省神木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新的契机，不仅揭示了作为华夏族与周族共同祖先的黄帝部族之所在，更提供了早期周族所从事职业的新的线索。笔者愿借此机会，结合石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提供给各位学者。这也是笔者对于这个为世人所瞩目的考古遗址的历史学解读，敬请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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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与周族：从华夏族名称来历谈起

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的华夏族主要是由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族经过长期融合而后形成的。但是夏、商、周三族是怎样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开展的融合，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实际上，夏、商、周三族以及部分所谓蛮夷戎狄的融合主要是在西周春秋时期，并且是在周人的主导下进行的，华夏族的产生与周族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有着更多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可以从华夏族在商周之际的起源谈起。

商周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昔日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便曾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其所指周之制度大异于商者，包罗甚广，不能在此一一论列，唯其中封建子弟一项，对华夏民族之形成影响巨大。可以说，正是周人的封建，才迈开华夏民族形成最关键的步伐。

在周人取代商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以前，整个商人的天下还是一个万邦 (甲骨卜辞称 “邦”为“方”)林立的局面。首先商人就是一个邦，文献或称之为“大邦商”，其他的邦，或者方国，都围绕在商邦居住的大邑周围，同商的朝廷结成各种内外服关系。这些邦、方实际都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属于氏族血缘组织的性质，今天的学者或称之为族邦。他们相互之间血缘壁垒森严，即令有对于商王朝的服属关系，也不影响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氏族组织的存在。彼时各氏族间的征服，包括商王朝对一些敌对方国的征服，除相互仇杀并进行掠夺之外，一般也只要求对方屈服，承认其为臣属、前来朝贡并担任服役而已，尚未有如后世那样将被征服者拆而散之，变作自已直接统治对象的做法。也就是说，整个商代社会还没有出现不同氏族部落人们的混居杂处，这与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应当说还有不小距离。

但是，西周封建却开启了打破古代部族间的血缘壁垒，促使他们混居和相互融合的新局面。所谓封建，是周人发明的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即将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给周室的子弟亲戚，使其在各地建立一些兼具邦国规模和周朝地方政权双重身份的新的封国组织。封建的目的，当然是拱卫周的王室，但这样建立起来的封国已不同于过去那种自然生长的单一血缘组织性质的氏族邦方，而是人为建立起来的由不同血缘亲属关系的人们组成的政治组织。在所有这种性质的封国中，实际都包含了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人群：一部分是征服者，包括周室的子弟亲戚及他们的族属；另一部分是被征服者，包括当地的土著，或是周王赏赐给封君的其他被征服的族群。由于这些封国将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织在一个共同体内，使原本互不相干的族群有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就有利于打破他们之间的血缘壁垒，促使他们在此基础上的混居和相互融合。

西周分封的典型例子，如 《左传》定公四年提到的鲁、卫、晋三国的分封，周初金文提到的齐、燕、邢、吴诸国的分封，都很好地体现了上述封建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后来也都在完成自己国家内部各氏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成具有一定领土规模的地缘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如晋、齐、燕、鲁诸国，还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融进周围不少夏、商旧族，从而成为各地方促进民族融合的中心。所有这些，都为以后统一的华夏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说明周初的封建确实是华夏民族形成的先河，并且周人在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能够对上述华夏族起源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的，还有华夏族族称的来历。因为我国华夏族的族称也产生在商周交替的时候，并且华夏这个称呼也出自周人的自称。从目前我国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的 《周书》诸篇中，可以考见周人自称为 “有夏”的情形。如《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 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三篇文献都出自周初统治者之手，由这些可靠的文字，可知 “区夏”、“有夏”都是周人的自称。

这个 “夏”不同于过去夏王朝或夏后氏的 “夏”。在 《立政》中，周公对成王先谈起 “古之人迪惟有夏”，已经明确表示“有夏”为“古之人”，由于他们的后王表现不好而被上帝革去了命。 “罔后”，即没有了继承人，接着周人又自称“有夏”，可知这个“有夏”绝不同于过去的“有夏”。一些人惑于两个“有夏”名称的相同，或认为周人乃夏后氏的后裔，这是不符合 《尚书》的本意的。

周人姬姓，夏人姒姓，二者姓氏不同。古者 “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国语· 晋语四》)，谓周人乃夏人后裔，首先就碰上这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与此相应，我们在文献中不止一处看到周人自别于夏人及其后裔，不把他们当作自己族类的做法。《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 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 ‘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为夏的先王，卫属周之同姓，此明言夏的王族与周人非同一族类。这段话还提到作为夏的后裔只是杞、鄫二国，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曰： “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出于华夏作者之手的《左传》称夏人后裔杞为“夷”，不仅不视之为同类，反而贱视之，更表现了华夏之人自别于夏后氏后裔之事实。有人说，杞之所以被称为夷，是因为它在春秋以后迁到东夷地区并使用夷礼的缘故，但近年发现的做于西周中期的铜器史密簋铭也早就把杞称作“夷”了(铭文中有“杞夷”的称呼)，是周人早就把杞排除在华夏之外。这些，都反映了作为周族自称的“夏”与古代夏后氏之“夏”名同而实不同的事实。

现在要问，周人既非夏后氏的后裔，他为什么要自称为“夏”? 过去人们对此有过许多猜测，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傅斯年在 《夷夏东西说》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周人是出于政治需要，为冒攀亲缘而自称为夏的。所谓“政治需要”，不过是指灭商的需要。为灭商而自称为“夏”，乃是为了表示替冒认的祖先光复旧物，以便于更加理直气壮地去讨伐商人。这种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却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不得以为定论。

其实，周人之自称为 “夏”并没有那么多的深意，他们大概只是使用了 “夏”这个字的本义来表现自己，表现以周邦为首的反商部族联盟的浩大声势。“夏者，大也”，《尔雅· 释诂》及经、传注疏并如此训。 《方言》说得更清楚： “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人兴起于秦晋之间，人皆无异议，他们使用“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谓来张大自己的部族联盟，以壮大反商势力的声威，尤如当年陈涉起义为复立楚国要给自己起个 “张楚”的国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如鲁观乐，当听到 “为之歌秦”时，曾感慨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其称秦所占周人旧地的音乐为“夏声”，并称赞说“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应当和周人使用“夏”的称呼是同一个道理。

我们说“夏”指以周为首的整个西方反商部族联盟，也是根据上引 《尚书· 康诰》而言的。这段话谈到文王“肇造我区夏”，肇者始也，区者区域也，言文王始缔造我华夏之区域。再把这几个字连同下句“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一起理解，则更可以看出，“区夏”就是指的整个“西土”，它所包容的内涵，不仅有周邦，还有其他“一二邦”，也就是合周邦及其他友好盟邦组成的一个地区性反商同盟。其后武王伐商的誓师词 《牧誓》中也有“西土之人”这一概念，那里面不仅有周人，还包含有所谓“西戎八国”。总之，由周文王缔造的这个“夏”是以周人为首的西方反商部族集团，将之比作“夏后氏后裔”，就更没有道理了。

商周之际，与商朝统治者集团的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以周族为首的势力集团 (即所谓“夏”)迅速发展壮大。《左传》襄公四年晋国大夫韩献子云：“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所谓“事纣”，按崔东壁的说法，“不过玉帛皮马、卑词厚币以奉之耳”，实际上是在这个幌子下纠集诸侯准备实行“翦商”。文献盛称“文王受命”，即接受上天从商人手中移交给周人的“命”，亦即“天命”。根据《史记》记载，文王受命之年即他称王和“断虞芮之讼”之年。所谓“王”，在早不过是部族联盟军事首领的称呼；所谓“断虞芮之讼”，亦表明作为部族联盟首领的文王有裁决联盟内各氏族部落纠纷的权力。这些，都可为文王 “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提供具体的诠释。笔者怀疑 “夏”这个称号也就是在文王受命称王之时正式冠在自己所领导的部族联盟头上的。文献记文王受命后七年去世，如果这个推测不误的话，华夏部族联盟的正式形成是在文王的晚年。

随后，华夏部族联盟在周王室领导下展开对商王朝及东方部族的征服，随着征服的顺利进行，周王室又把 “夏”的名称冠在自己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的头上，这些诸侯被称作 “诸夏”。《诗· 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这是周天子在巡行东方诸国时的语言，表示要求懿美之德，以布陈于诸夏。《诗·周颂·思文》：“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这是周王祭祀上帝和后稷的诗歌，言上帝命普遍养育人民，对于所有诸夏之民，不要划分彼此。这些诗歌中的“夏”，都是周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作为周王室的 “夏”与作为诸侯国的 “夏”在宗法关系及姻亲关系下结成一个整体，成为当时中国的主宰。时间一长，凡称作 “夏”的东西都带有正统的意味。 《诗经》中的 《大雅》或 《小雅》被视作华夏正声，“雅”就是“夏”，“雅言”即“夏言”。《墨子·天志下》引 《大雅·皇矣》，“大雅”即作“大夏”。宫廷中的正式舞曲也多称作“夏”。《周礼·春官》： “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左传》襄公四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这“三夏”，注家以为是 《诗经·周颂》中的三篇诗名；“九夏”，郑玄等人也认为是诗篇名，并且是“‘颂’之族类也”。于是，“夏”不仅带有政治联盟的色彩，而且带有共同文化的意味了。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的训释，当由此来历。在此文化心理的背景下，又产生 “华夏”的称呼。华、夏二字本来音同通用，《左传》、《国语》等文献中或称 “诸夏”为 “诸华”。然而华、夏二字的重叠使用显然还具有更深的文化上的意蕴，因为“华”字还具有“华美”、“有文采”的意思。它出现在春秋以后，是表明华夏之人对自己的文化更多了一层自信。所谓 “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当由此得来。

整个西周和春秋，以周人为首的华夏集团通过分封撒向黄河、长江流域的各个战略要地，在与各地夏、商旧族及部分蛮、夷、戎、狄的长期混居杂处中，他们开始是在政治上，继而在文化与语言习俗上，都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当日后他们与其他中原旧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将这个新熔铸成的民族共同体仍称为“夏”，或“华夏”，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总之，华夏族的起源与形成，都是和周族的兴起密不可分的，这是周族为我国历史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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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从周族祖先到华夏祖先的演变

有关华夏族起源的探讨，自然牵涉到华夏族何以称自己的祖先为黄帝这样一个问题。华夏族之所以奉黄帝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祖先，也与周人有关。质言之，黄帝之作为华夏族共同祖先，乃是由周族的祖先演变过来的。这实际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华夏族与周族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并不是人们凭空想出来的。有关黄帝 (及其他传说时代人物)的传说故事，应当说都有其真实的历史素地，需要认真加以探讨，不得以 “其言不雅驯”为借口简单弃置不顾或置而不论。但如司马迁 《史记》按照 《大戴礼记·帝系》及 《五帝德》的说法，将黄帝及其他几位古帝，包括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都比作后世一统国家那样前后相承的君主，并且将颛顼等其他几位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君主都说成是黄帝一人的嫡系子孙，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亦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当年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学者曾着力批判这样一种来自旧史的说法，指出这所谓的 “帝系”不过是战国以来列国兼并走向统一的产物，是出自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并不是真的历史。为此，他提出应当打破我国古代 “地域向来一统”和 “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些看法，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著名古史专家徐旭生也早指出：“我国历史开始的时候，种族是复杂的，非单纯的。”彼时的中国，也就是文明开始前后那段时间，实居住着许多互不相统属的氏族、部落。今人或称之为族邦、邦国或“方国”。它们或因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按地域和按亲属关系，结成为一些较大的部族集团。黄帝以及其他几位古帝，还有一些不包括在 “五帝”系统内的著名传说中的人物，如太昊、少昊、炎帝、共工、蚩尤等，应该就是夏以前各个部族集团的首领，或各部族集团的后人奉祀的祖先。

先秦时期较早且较可信的史学著作《左传》、 《国语》曾记载了上述古帝及其他一些著名部族集团首领的活动。其中《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太皞 (昊) 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其称黄帝等人为“某某氏”，可见黄帝等人的身份原本确实是上古各个氏族部落集团的首领。至于他们的 “帝”的称谓，则是其后人在祭祀他们的时候冠在这些祖先头上的尊称。《礼记·曲礼下》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帝”相当于宗庙里被立了牌位的祖宗。殷墟卜辞及商末金文中有商人尊其去世的先王为 “帝”的例子，如祖庚、祖甲卜辞中的帝丁，廪辛、康丁卜辞中的帝甲，帝辛时铜器铭文中的文武帝乙，等等。周初金文中也有尊周的先王为 “帝”的例子，如商尊中的“帝后”，即是对先王之后的尊称。这样称呼的“帝”，与秦始皇以后作为生称的 “帝”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谓 “五帝”及其他一些传说时代的古帝，应当都是这样一种各氏族部落集团 “祖先神”的性质，这比单纯将他们视作神化中人物显然要实在得多。

经多方讨论，现在人们已大致达成对于 “五帝”及其他部分传说中人物是何部族或部族集团祖先的认识。如认为太昊是东夷风姓部族的祖先，少昊是东夷嬴姓部族的祖先，黄帝是西北姬姓部族的祖先，炎帝是西方姜姓部族或古代羌族人的祖先，颛顼是妫姓有虞氏部族的祖先，蚩尤是稍晚时期的东夷族的祖先 (也有称他是南方苗蛮族的祖先者)，尧是陶唐氏的祖先，舜则是颛顼之后的有虞氏的另一位祖先，等等。对于他们 (及他们所代表的古代部族) 的居住地域，也大致有一个基本判断，如认为黄帝居住在今陕西黄土高原；炎帝居住在今陕甘交界一带及渭水流域；太昊、少昊居住在今山东省境内及安徽江苏的北部；颛顼与共工居住在古河济地区，即今河南与山东交界的华北南部平原一带；舜作为颛顼的后人，也应活动在今鲁西黄河下游平原一带；至于帝喾，由于他的后人商族的起源尚无定说，因而他活动的地域暂时无法确定；尧生活在晋南或是在鲁西菏泽一带，也暂时没有定论。以上这些看法，都大致得到考古发掘资料的印证，并与考古学主流学者主张的中国古代文明多元起源理论相互印证。

那么，黄帝又是怎样由一位早先的西北姬姓部族的祖先演变为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并且是排在第一位的祖先的呢? 这需要从黄帝与建立周王朝的周族人的关系谈起。周人姬姓，在上古时期先后参与逐鹿中原的各个著名部族，包括夏、商、周、秦、楚各族中，只有周族属于姬姓，以此，古今人们一致认为周人是黄帝的直接后裔。黄帝姓姬是因为他的居住地在姬水，即《说文》所谓“黄帝居姬水，因水为姓”。这个说法又显然来自《国语· 晋语四》“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的记载。我们无法判定姬水的准确位置，但大致可以认定它是在陕北某个地方。徐旭生先生就曾明确指出：“看古代关于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早期的周人，即所谓先周族也一定是跟随着整个黄帝部族居住在他们的根据地陕北高原一带。周人后来迁居到关中渭水流域，乃是经过许多代人不断向南迁徙的结果。一些学者惑于《史记》有关周人祖先后稷居邰的记载，认为周人原本就居住在渭河平原，并且早就是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这是不对的。文献记周人祖先自不窋开始就“自窜于戎狄之间”，过着粗耕农业的生活。其孙公刘所在的豳地也处在戎狄包围之中，一直到公亶父迁居岐下后才始“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不可能是一个向来就从事高等农业的民族。对此，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周人本来是白狄的一支，并不是农业民族……如果说后稷作为我国最早的农神，其时周人已达到高等农业阶段，他的儿子不窋却退到粗耕农业与戎狄同俗，传至不窋的子孙公刘又能在戎狄之间恢复到后稷的高等农业水平，这是不太合理的。”他认为周之先祖应从不窋始，从不窋到公刘皆世居豳地，属于黄土高原地带从事粗耕农业的戎狄部族。姬周族原本不住在渭滨，也不具有《诗· 大雅· 生民》那样高的农业水平，他们的农业技术乃是后来从其母系姜族学来的，以姜嫄、后稷作为自己的始祖，也应是继承了母系的传说。

总之周人早期并不居住在渭水流域，而是追随其祖先居住在陕北黄土高原。刚好，文献记载黄帝原本也是北方戎狄族的祖先，特别是姬姓的白狄族的祖先。白狄姬姓，白狄的别支犬戎、骊戎及以后建立古中山国的鲜虞族亦皆属于姬姓，他们都出自黄帝。汉王符所作《潜夫论》及比它更早的记录远古神话传说的《山海经》都有他们作为黄帝后裔的记载。其中《山海经· 大荒西经》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所谓北狄，便是白狄族所属的古代北方一支大的族群。《大荒北经》则称：“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所谓白犬，也就是白狄，这是犬戎属于白狄的明证，他们也都是黄帝的后裔。《潜夫论·志氏姓》盖出于对汉以前有关古族姓氏源流的总结，更有 “隗姓赤狄，姮 (姬)姓白狄……短 (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于黄帝”的记载。这些，都可以作为周族是黄帝后裔并出自陕北黄土高原的说明。

无论何说，作为黄帝后裔的周人至迟到晚商时期便在岐山下面的周原安顿下来。他们先是与这里的原住民姜姓族人结为婚姻，继而结成稳固的政治联盟，同时努力汲取姜人以及商人的文化，使自己很快获得长足发展。到公亶父之孙文王的时候，已积累起相当实力的周人窥测到东边商人统治内部出现的危机，又不失时机地打出反商的旗号。之后，周朝实行的封建统治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部分周边蛮、夷、戎、狄长时期的往来交汇，最后，当春秋战国之际，所有黄淮江汉地区的旧的氏族性质的群落终于熔铸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华夏民族。

何以认定春秋战国之际黄淮江汉地区的人群才最终熔铸成一个统一的华夏民族呢? 因为只有到这个时候，各地区的人们才都去掉了对于自己原先氏族出身的记忆，有了对于统一的华夏民族的认同，即都一律认同自己是华夏之人。顾炎武《日知录》卷13 “周末风俗”条曾谈到春秋时期与七国时期社会风俗之重大差异，其中一点是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之矣”，即战国时大家都不再论自己的氏族出身了。文献中也不再见称某人的“族籍”，而仅见称某人的地区出身 (如今之户籍)，这显然是人们都认为大家出自同一个民族，有了民族“共同地域”的意识表现。尽管各国还在兼并争战，但谁都认为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顾炎武还谈到另一个战国时期与之前不同的社会现象：“春秋时犹严祭祀，而七国则无其事矣”，即战国之人不再严格区别各自奉祀的祖先，不像过去那样严守“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的规矩。这当然不是说战国之人不再注重祭祀祖先，而是说战国之人认为大家既然都是同一个民族，就没必要将各自的祖先划分得那样清楚，只要是为华夏先民作出过贡献立有大功的祖先，不论他们出自何族，大家都可以祭祀。如秦人原本只祭祀自己的祖先少昊，《史记· 封禅书》记秦襄公至秦文公先后立了两个畤 (祭坛)，都是为了祭少昊白帝，其后秦宣公作密畤祭太昊青帝，太昊也是秦所属东夷部族的祖先。直到进入战国以后，才有秦灵公的“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个举措当然首先是为了争取在关中居住的原周族统治民，但亦是适应了各部族融合的新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将各氏族部落原来的祖先编在一个共同的谱系上，使他们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祖先的做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战国后期，《大戴礼·帝系》、《五帝德》，即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书的。这些书里面所列华夏族奉祀的所有祖先中，排在第一位的自非拥有最多后裔并主导这场民族融合的周人的祖先黄帝莫属。这样，黄帝就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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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

长期以来，学者对于黄帝及其所代表的部族的居处，只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即认为他们居住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带 (如上举徐旭生先生之说)。尽管这个认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毕竟只是一种推测。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现使这种推测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将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令人兴奋的是，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石峁进行的考古发掘，正使上述推测一步步得到印证，石峁应当就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

石峁位于陕北神木县高家堡古镇附近。石峁遗址早就为人所知，因为那里自20 世纪初就陆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古玉，其中许多玉器流散到欧美。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曾对遗址做过多次调查。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石峁进行的小范围试掘，初步明确了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及所处年代的范围，认为该遗址的上限应与陕西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亦即陕西龙山文化的晚期相当，下限已进入夏纪年的范围。对于遗址的规模与性质，人们的认识却较模糊，初以为遗址面积仅5万平方米左右，后定为约90万平方米，遗址的外城墙则被误认为是战国秦长城。近年，伴随着对中华文明探源的热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新进行了仔细勘测，并对其部分地区进行了重点发掘，始确定该遗址是史前时期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址。整座古城建筑在镇东北面的山梁上，由 “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墙体由石头砌筑而成，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年代在龙山中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古城。城内密集分布着宫室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作坊等遗迹，除继续出土不少玉器外，还出土有青铜器、骨器、大型陶器、彩绘陶器、石雕人头像、几何纹壁画及其他一些器物。“皇城台”为宫殿所在，台顶端面积达8 万平方米，前面有台前广场，台后上方有类似宫廷池苑的大型蓄水池，其中并出土有鳄鱼骨板等物。种种迹象表明，石峁遗址是一处当时人们居住的大型聚落及地方势力集团权力中心的所在地。

石峁遗址的发现迅即引起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不少考古学者得其先睹之便，纷纷对遗址性质发表见解，有称其是“当时北方一个很大的集团”，或一个“酋邦”势力控制的中心，有称其为 “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这些看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如此巨大的一座古城，确实应当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地方势力集团或一支强势部族活动的中心。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似乎都不愿意将石峁古城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尤避免将其与文献所载我国传说时代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探究。大概是认为目前有关考古材料在时间与空间上尚未能取得与传说中某个族群或 某个历史人物的完全契合，人们不愿意冒然作出将上述考古资料与历史挂钩的判语。

笔者因对西北地区古国古部族有过持续的关注，早就持有黄帝部族与其直系后裔先周族居住在我国西北，特别是陕北及其附近地区的观点。笔者曾设想黄帝部族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一地区一定有比现在更适宜农业定居生活的条件，也应有比较大型的城址或居邑。及闻陕北神木石峁发现巨大古城及其他遗址的信息后，笔者便立即想到它应当就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在笔者的认识领域，有关考古材料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毫无疑问都与传说中黄帝部族的活动地域是相契合的。于是，就有了《光明日报》连续发表的两篇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的文章。

为说明问题，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同时对一些未及充分阐述的问题进行补充论证。首先，关于黄帝部族的活动地域，《史记》、《汉书》都有关于黄帝陵墓在今陕北子长县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汉书·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汉阳周县当今陕西子长县北。桥山今称高柏山，属子长县，正在汉阳周县南。《汉书·地理志》并于上郡肤施县下记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榆林。这两个地点都毗邻于石峁所在的神木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古人认定的黄帝的冢墓，还有多处人们奉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居住、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其次，从先秦古部族的分布看，作为黄帝后裔的白狄族亦活动在这一地区。上文已通过《山海经》及潜夫论》揭示了黄帝确实是此姬姓白狄族祖先的史实。至于白狄族分布在陕北一带，则有《左传》、《国语》等一系列记载可为之证。其中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春秋晋国吕相的《绝秦书》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其称白狄与秦同处的雍州，即今陕北一带；所谓晋与白狄的婚姻关系，系指晋献公娶犬戎狐姬而生重耳事，《国语· 晋语四》记此事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俊才。”韦昭注说：“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韦氏说狐氏出自唐叔无据，但明言狐氏为犬戎的别支，可见犬戎确为姬姓。后来重耳为避晋难而奔狄，其地在今陕北清涧、子长一带，那里至今还留有“重耳川”的地名，可见史载之不诬。

其他谈到白狄处于今陕北一带地区的史载还有不少，如《管子·小匡》“(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西河”系指今陕晋间黄河两岸地，自包含有陕北一带；后来《史记·匈奴列传》径称白狄“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圁水即今无定河(或说为今秃尾河)，洛水为今北洛河，是更明确指明白狄所居在今陕北榆林、延安一带。

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白狄族的一些支系后来不断地东徙南移。现在知道，春秋时期活动在今山西省北部及河北西北部以无终氏为首的群狄部落，就是从陕北地区东迁过去的。因为陕西绥德发现了铸有“无终”铭文的商代青铜器，证明这里便是无终氏的老家。而据文献，无终氏似乎在更早的时候就已迁到今河北省东部玉田至天津蓟县一带地方，因为 《吕氏春秋· 慎大》、《礼记·乐记》及《韩诗外传》诸书记有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是无终氏作为黄帝的后裔，曾被周武王分封到这里。或者东迁的无终氏早就分成两支亦未可知。无论何说，作为黄帝后裔的白狄族的东迁是不可否认的。其后白狄鲜虞、肥、鼓及仇由等族的东迁，想必也是循着同一路径。笔者甚至怀疑 《逸周书· 尝麦》、《史记· 五帝本纪》等书记载的黄帝与炎帝、蚩尤在阪泉、涿鹿交战的故事，也是由黄帝后人在东迁过程中为宣传自己祖先的业绩再加工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作为黄帝后裔的周族人亦是起源于陕北。笔者曾有过这方面的论文，有关内容由于牵涉过多的考证，留待下节再做详细叙述。但须强调的一点是，该文除引用大量文献资料外，还引用不少考古发掘的资料，包括过去邹衡先生和田广金的有关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尤其邹衡先生，他是明确主张先周族来源于今陕北一带，也就是黄帝族活动的地区的。

谈到石峁古城的年代与黄帝部族的关系，古城的发掘者不止一次声称，石峁古城建成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黄帝作为我国进入文明前的一位部族领袖，其生活的年代自应在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朝建立前不久。夏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则说黄帝部族生活在石峁古城建成的公元前2300年前后，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黄帝与传说中其他几位古帝实际上是一种横向的关系，即他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 (尧、舜二人或稍微晚一点)。后人将这种横的系统改作了纵的系统，而将黄帝置于其他几位古帝之前，并以所有其他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王室皆是黄帝一人繁衍出的后嗣子孙，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当年顾颉刚先生反对的所谓 “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即是针对这种人为的编造而言的。当然，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这种编造还是有 一定历史意义的。

以上各点，无论在史实举证上还是逻辑结构上，应该说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需要对拙文做出进一步解释的，恐怕还主要是黄帝族生活的年代这个问题。大家习惯了“黄帝五千年”这句口号，对于黄帝族生活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说法有些接受不了。一些学者只接受石峁古城是黄帝族后裔居邑的说法，不愿直接说石峁是黄帝族的居邑。可是，只要我们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文献，就完全可以体会到唯有上述说法才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查先秦、两汉时期较早的文献，实无一处说到黄帝距今五千年的；前人，包括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学者，也没有说黄帝距今五千年的。即使按照 《大戴礼记· 五帝德》、《帝系》这两篇最早提到“五帝”世系的文献计算，黄帝距今的年代亦只有4200年至4300年左右。有学者提到所谓 《竹书纪年》有“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之语，以为可以作为黄帝距今五千年的证据。其实，这句话并非《纪年》原文，乃宋罗泌《路史》撮述今本《纪年》之语。晋杜预所作《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早已指出，“《纪年》篇起自夏、殷、周”，是其根本不可能有关于黄帝世系的记载，何况这种撮述性的语句! 其不可信是很显然的。另有学者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将石峁与陶寺遗址相比较，认为陶寺文化作为尧的活动遗迹，其时代可早到公元前2500 年，若以石峁为黄帝居邑，与史载黄帝远在尧舜之前岂不是颠倒了吗，由是判定 “黄帝或其集团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此说看似有理，实亦经不起推敲。首先，陶寺遗址是否尧的都邑，向来就无定说。过去顾颉刚先生、徐旭生先生均对之表示过异议，《史记· 货殖列传》更明确记载“尧作于成阳”，成阳在今山东定陶，是明确指出尧兴起在山东菏泽地区。其次，说尧距今2500年亦是无据，此何以解释尧舜禹相互禅让而致禹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夏朝? 岂尧至禹中间隔得有四五百年的光景? 至于说与黄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在今5000 年前，则更属空想。因距今5000年前的我国中原地区尚停留在仰韶文化时代，其时虽有一些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初步社会分化，恐怕与文献所载黄帝时期战争频仍，黄帝为此而制作礼乐，建立都邑，制定兵符，设置 “左右大监”之类官署等社会进步现象不相吻合。倒是考古学家李伯谦对黄帝所在的时代说得比较客观，他虽然主张将黄帝的纪念地搬到中原去，却是说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距今4500年前后或者4300年前后”，此实与石峁城建成的年代相当接近了。

有关石峁与黄帝族的关系，还有一个方面的证据也必须提及，就是石峁出土的大量古玉器。我在上两篇文章中提得不多，后来在为孙周勇、邵晶 《石峁古城是座什么城》一文写的 “导言”中有过补充，但仍有欠缺。按石峁自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以来就陆续有玉器出土，但多流失海外，据说其数达4000余件之多。20 世纪70 年代，曾有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到石峁农家进行文物征集，曾一次征集到玉器127件。之后，又有地方文物收藏者继续在石峁进行采集与收购，所得玉器亦有五六百余。其器类有牙璋、刀、钺、戈、斧、铲、璜、璧、牙璧、鹰首笄、虎头、人 首、蚕形器等，但以牙璋、刀、钺等器类居多。由于上述玉器的出土皆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对石峁玉器的年代众说纷纭。最近，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这些玉器多藏于石峁古城的墙体里面，从而证明石峁玉器的年代不晚于古城的建成年代，也就是公元前2300 年。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史前玉器，特别是各种款式的玉制兵器，人们不禁想到古文献提到的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尽管这所谓玉兵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实用的兵器，而只是某种驱邪所用的礼仪用品，但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新的器类的出现所具有的区分时代的标志性意义。若然，玉兵及其他玉器在石峁及周围地区的大量涌现，正可以作为黄帝部族活动在陕北地区的证据。

作为这个说法的旁证，还可以在《山海经》等反映传说时代的古地理书中找到距黄帝族活动区域不远的内蒙古阴山一带出产玉器的相关记载。如《山海经·西次三经》中便记有黄帝所在的峚山 (即密山，在今内蒙古阴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作为黄帝下都的昆仑山 (约当今内蒙古卓资山) 亦是“其中多玉”；帝之平圃 (即玄圃)所在的槐江之山 (约当今内蒙古狼山)则是“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考虑到《山海经》全书除黄帝之外，更无其他古帝与玉或类似玉的矿藏发生联系，则黄帝与其所统率的部族生活在今内蒙古、陕北一带，并为石峁出土玉器的主人，应不是无端的揣测。顺便谈谈，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中确实蕴藏有大量玉石矿藏。特别是距包头市不远的大青山里面开采出的佘太玉，产量丰富，材质与玉色与石峁古玉亦相近似。其地距石峁不远，是否与远古石峁居民釆集的玉材有关，颇值得研究。如此，我们也不必囿于传统的 “西玉东输”的说法，总是把石峁玉器的来源死死盯住在遥远西方的几个固定的位置上了。对于过去《穆天子传》所载穆王西游途中采掘到大量玉材的地点，似亦应作如是观。实际上，《穆天子传》有关穆王西游的路线有相当部分都是和《山海经·西次三经》相重合的，穆王所登的舂山就是《西次三经》的钟山，其采取玉石的主要地点群玉之山离它并不算远，绝不会是在遥远的西域某地。

总之，说位于陕北神木高家堡的石峁古城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是证之有余的。笔者想不出还有什么对此说法加以否定的理由。

4

石峁与周族起源关系再探讨

石峁不仅是黄帝部族的居邑，而且也是古代周族更早的发祥地。关于周朝的建立者周族的起源，是学术界长期关注而未得解决的重大问题。不仅历史学者，考古工作者亦常关注于此。过去有关这个问题的解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东来说，即主张周人来源于东边的晋南；二是西来说，以为周人出自西边的羌族；三是本土说，主张周人出自关中土著。大家各持己见，至今未有一致认识。

笔者于周人起源的看法与以上三种主张皆不相同，主张周人来自北方，即来自陕北的黄土高原。笔者曾写过一篇《周族起源诸说辨正———兼论周族起源于白狄》的论文。文章首先批评了上述三种说法中的东来说及本土说(西来说的影响不大)，指出东来说的主要问题是与今考古发现先周族早在公亶父时期就已在陕西岐山周原一带定居下来的事实相冲突，本土说的问题则在于无视文献所载周族祖先长期处在戎狄之中的事实。文章发表虽已过去多年，但笔者相信这些批评仍是站得住脚的。

文章的重点自然是在后面，即从文献、古文字资料及考古发掘的资料等各个方面分别论证周族应出自陕北黄土高原一带的白狄族，也就是远古时期的黄帝族。其中从考古学角度论证周族起源于黄帝白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邹衡及田广金二位。邹先生主张先周文化与李家崖文化存 在着密切关系，甚至主张先周族人群的一部分亦来自李家崖文化。而众所周知，李家崖文化正是由陕北内蒙一带的朱开沟文化发展而来的，石峁遗址及附近一些地方的遗址就包含有不少朱开沟文化的因素，这里出土的许多器物，如三足瓮、花边鬲、尖裆袋足鬲等经过稍稍演变，都 一直流行到先周时期和西周早期。近年来发掘的一些先周文化遗址，如长武碾子坡、旬邑枣林河滩、孙家等也能看到北方朱开沟、李家崖等文化因素南移的现象。田广金的主张更为明确。他在论著中直截了当地说：“关中地区的殷商时代遗存，无论是 ‘商文化遗存’、‘郑家坡遗存’，还是 ‘刘家遗存’，在距今3500年左右，均吸收了来自东北部黄土高原的朱开沟文化因素。”他同时联系当时北方地区气候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指出：“在公元前1500 年以后，随着气候向冷干方向发展的同时，首先是北部黄土高原的文化南下，随着西北地区的诸文化亦向东南方向移动，这才出现了北方和西北方诸文化向关中地区进逼的趋势。从而迫使关中地区的商文化逐渐向东 退缩，至商代晚期时，商文化已退出关中地区，而此地的文化则被吸收了北方和西北方诸种文化因素的先周文化所取代。”田先生指出造成朱开沟文化及李家崖文化渐次南移到渭水流域的原因，乃是气候环境的变迁，这就为周人自陕北高原迁居至岐下渭水流域找到了实实在在的依据。当然，田先生指出公元前1500年前后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有依据的，目前环境考古学已提供这方面的大量数据，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周人出自白狄，这是著名先秦史专家徐中舒提出的观点。白狄姬姓，黄帝亦是姬姓，中原华夏各族中，只有周人与黄帝同一族姓，其中缘故正是因为周人出自于狄族，或者说周出自白 狄族南迁的一个支系。黄帝为北方狄族的祖先，前面已有论证。文献记载周人祖先自不窋之时起便“在戎狄之间”，其孙公刘迁豳，豳地据称处在戎狄包围之中，实际也是属于戎狄的一个居邑。故文献称公刘以后的周族人仍保持着浓厚的戎狄习性，直到公亶父迁岐，才“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在自公刘至公亶父长达八代人的这段时间内，甚至周人的语言也仍然保持着戎狄的特征。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这八代周族祖先的名字为庆节、皇仆、差弗、伪揄、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组绀诸盩，学者便认为此类人名杂有戎狄语言的成分。不窋的称呼亦同此性质。

以上是笔者过去所写论文有关周人出自陕北黄土高原的白狄族人的主要论点。我相信先周族以前的那个时代，陕北高原必定有比现在更好的自然环境，也有比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更为繁庶的人群和聚落群。而今陕北石峁古城的发现，连同周围不断挖掘出来的同时期的聚落和城址，不仅证实了笔者的设想，也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周族祖先原本就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主人。

石峁古城不仅以其巨大的规模展示出它是那个时期当地某个族群 (即黄帝部族) 重要的政治中心，它特殊的建筑方式及它蕴藏着的大量古代玉器，更显示出它与周人之间所具有的直接的关系。

谈到石峁城的建筑方式，一般人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特征是，石峁及其附近所有同时期的城址都建筑在山上，并且往往是建筑在周围地形最高的山梁上。对此，学者可以给出如下解释，说它是继承了石峁以前的老虎山文化或海生不浪文化的传统。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石峁以后，将它与岐山发现的先周时期周人建造的也是在山头上的多座城址联系起来，便会立即感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周原北面群峰绵延的岐山里面藏有先周时期共五座城址，其时代早于周原上周人的聚落，这个消息，是北京大学常驻岐山考古队的雷兴山教授不久前告诉笔者的。他讲早先人们在岐下的周原寻找早期周人建造的城址而不可得，后在岐山的山里面偶然发现有先周时期的城址，才悟及周人始迁往岐山时将城邑建在了山里头。笔者由是判断，将城邑建造在山上，正是早期周人一贯的传统。这样来看待黄帝部族将城邑修筑在石峁山梁上，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黄帝是周人的祖先，后人维持祖先的传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至于黄帝族或早期周人为何要把城址建造在山梁上面，大概也不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只是为了防御。我想更大的可能，乃是出于某种宗教或者信仰。周人信仰天，“天”和“天命”都是周人的发明，或许周人认为，城邑建在山上，有利于与天的交通。《左传》称“黄帝氏以云纪”，“以云纪”似乎也与黄帝———先周族对天的尊崇有关，因为云彩本来就是天上的东西。

石峁遗址与早期周人的不解之缘的更有力的证据，是这里出土的大量的玉器。上举笔者所撰写的论周人出自白狄的文章为了辩驳周人并非是一个自来就居住在渭水流域从事农作的部族，曾经对周族的“周”的字义进行过分析，指出它作为象形字，所象并非是农田种植之形，而是雕琢治玉之形，说明周人原是一个善于治玉的民族。如今石峁发现的大批精美的玉器，正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这么多的玉器绝不会都出自外来的进贡或交流，而主要应出自本地人的制作。 早期周人便是石峁玉器的主要制作者。为释疑解惑，这里不妨对 “周”的字形字义再做一些分析。按周与琱、彫实古今字，《说文》云：“彫，琢文也，从彡，周声。”段注： “琢者，治玉也，玉部有琱，亦治玉也。《大雅》：‘追琢其章。’ 传曰：‘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 《毛传》字当作琱。”其实彫、琱皆非治玉的最初字形，甲骨文、早期金文周字作 诸形，才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下早就称说(即周)字 “象方格纵横，刻画文彩之形”；古文字学家孙长叙更明确指出：“这个字象治玉琢文之形，是古琱字无疑”，并举西周青铜器铭文“畫”字写作从聿从之形，以补充说明字确实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后人有释此字为“农田”，为“鹵”，为“金”，或“绸之初文”者，皆非。结合周人起源及石峁玉器的发现，周为雕琢治玉之形可作定论。反过来说，这样对于早期周人以治玉为业的追溯，亦为发现大量玉器的石峁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提供了又一证明。当然，这种说法亦对周人起源于陕北并为黄帝族的后裔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古人以职为氏，《左传》“殷民六族”有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殷民七族”有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等(《左传》定公四年)，皆是适例。如果说周人的氏名来自于他们祖先治玉的职业，应当不会令人感到是一种牵强的解释罢。

余论：有关华夏族祖先早期历史的更多思考

本文结合石峁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集中论述了华夏族起源、华夏族祖先黄帝的居邑就在陕北及其附近、华夏族缔造者姬周族人就是从这里走出的这一主题，但由此引出的有关华夏祖先早期历史的某些重要环节却足以启发人们作出更多思考。例如，黄帝既是古代白狄族人的祖先，白狄族不仅包含作为华夏先民的姬姓周族这一支，也包含其他姬姓之戎，如犬戎、骊戎、无终、鲜虞等各个支系。这就使人联想到，原来早期华夏与所谓戎狄其实也具有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华夏、戎狄其实就是一家。这些戎狄族有的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融进华夏，如骊戎、无终、鲜虞等，有的则再分蘖出新的族系，或衍变发展成为以后历史上的其他少数民族，如战国时期的林胡 (儋林)、楼烦、匈奴等，甚至今天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也和早期白狄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由此推而广之，今天的中华民族也应当是一个由古代华夏及众多蛮、夷、戎、狄等少数部族融汇而成的大家庭，黄帝不仅是华夏———汉族人的祖先，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由此看来，我们过去长期流行的夷夏观，是否应当做出一些更新或调整呢?

先周族作为华夏先民，也作为白狄族的一支曾经居住在祖先黄帝所在的地域，他们和其他一些白狄族民必定和更偏北方、西北方乃至域外的一些部族有着物质文化上的往来。现石峁及周围地区的考古发掘已能提供不少这方面的线索。例如石峁发现的青铜器物，学者就指出它们或是从阿尔泰地区经由今蒙古国南部和我国内蒙地区直接传播到陕北高原的。其中一件若干年前发现的与数枚玉环、玉瑗套装在一起的砷青铜制作的齿轮状铜环，不仅其冶炼技术可能来自域外，其形制与其所蕴含的宗教意蕴，恐怕也与域外有着直接的联系。石峁玉器的材质有相当部分来自北方和西方，这大概是学者一致的认识。还有那为数众多的石雕人面像，其制作风格和表现形式，包括其背后隐含的原始宗教意蕴出自西方的人群，大概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所有这些，都表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存在，也显示了石峁在早期中西交通要道上处在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这当然也是和石峁作为中国北方人群 (白狄族群) 政治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故学者提出诸如早期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北方草原之路之类有关古代中西交通的命题，这些，无疑都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华夏族早期对外关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古代内地与西域乃至更远的西方的交通，绝不始自张骞。今石峁一带的考古发现，无疑为上述命题提供了新的依据。

这仅是笔者的初步设想，希望更多的人们来关心考察这条古代东西交通的要道。这也是当今历史学者应当承担的一项重要课题。

〔作者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家庄 050024〕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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