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典书法欣赏——碑刻100品（选10品）

《历代经典书法欣赏》，倪文东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碑刻书法100品欣赏》，作者傅如明（西安工业大学书法专业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卿衡府君之碑》，又称《卫尉卿衡方碑》，碑主衡方，字兴祖，官至京兆尹，步兵校尉，有政绩。此碑是其故吏门生朱登等人为其所立，以颂其德。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月刻立。碑高275厘米，宽108厘米，碑阳隶书23行，每行36字，末行尾有朱登题名2行，计12字，碑额为圆首。

此碑用笔厚重，笔画丰腴，方圆兼备；结体沉稳，体势阔绰；章法布白上行密格满，字字紧密排列，无越规破列。通篇意气内蕴而深沉，风貌雄厚高雅。清姚华《弗堂类稿》跋此碑云：“《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严正，从严整冲出险峻。” 此碑现藏山东泰安岱庙炳灵门。

《西峡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峡颂》，亦称《李翕颂》。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六月十三日刻于甘肃县天牛山崖壁。摩崖石刻隶书，高290厘米，宽200厘米，隶书22行，每行20字。此摩崖是颂扬武都太守李熹奉敕修治西峡中道之事，武都郡丞吕国等为纪颂李翕政绩而刻勒。

此碑书法用笔方圆兼备，有篆、隶书笔意，提按分明，笔力遒劲，顿挫有致；结体宽拨疏朗，气势开张，在方正宽博之结体中，有点画曲折，以增茂密之势；章法茂密，气象浑穆，古意潇洒。清梁启超《碑帖跋》称其“雄迈静穆，汉隶正

则也。”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刻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正月。碑文颂扬鲁君太守张猛龙的德行，特别赞扬了他兴办学校的功绩。此碑高280厘米，宽123厘米，额题楷书“魏鲁君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3行12字，碑阳楷书26行，每行46字，碑阴12列题名，自第1列至第12列，每列7至22行不等，楷书共156行。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

其碑额.碑阴.碑阳似非一人书丹，全碑书法风格丰富。用笔多以方笔为主,沉着爽利,笔势多左低右高,左舒右敛,上紧下宽,点撇变化多方；结字险峻而富有变化，欹正生情，造型变幻多方。此碑在书法界地位很高，清代碑学兴起后，学此碑的人很多。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张猛龙碑》列为精品上，称其为“正体变态之宗”、“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结构精绝，变化无端。”

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在河北正定龙兴寺，故亦称《正定府龙兴寺碑》，刻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该碑记颂由恒州刺史国公金城王孝零于隋开皇唐六年“大佛寺”建寺之事，据《金石萃编》载：碑“高七尺一存，宽三尺六寸五分”，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碑阳楷书30行，每行50字。碑阴5列，每行30字，右侧无字，左侧3列，上列6行，中列8行，下列2行。

此碑书法用笔瘦劲沉着，深挚冲和；字形结构峻整宽博，结体平整秀雅，婉丽清流，神韵端庄浑穆，雄劲峻爽、秀雅、古拙、宽博，此碑是隋碑中的杰作，被称为“隋碑第一”。初塘四家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薛稷均从此碑中受益，康有为将其列为“精品上”，评价甚高，《龙藏寺碑》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隋笔第一也，虞，楮，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

《雁塔圣教序》，唐碑刻，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亦称《慈恩寺圣教序》。此作共有两石，镶嵌于陕西西安慈恩寺内大雁塔底层南墙，左右各一。右侧为序，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由右向左书写。左侧为记，全称为《大唐皇帝述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为太子时撰，由左向右书写。序、记皆为楷书，均为褚遂良书。《序》刻于唐永徽四年（653年）十月，22行，行41字；《记》刻于同年十二月，20行，行40字。碑高200.7厘米，上宽80厘米，下宽100厘米。

褚遂良（596—658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为学笃实。历官谏议大夫、中书令、吏部尚书等。被封为河南郡公，人称“褚河南”。他和欧阳询、虞世南及薛稷同被列为初唐四大家，他的年辈较晚，他的父亲褚亮与欧、虞两位书法家十分友善。这样褚遂良便从欧、虞那里得到了极好的书法养分。他的书法近学欧、虞，远溯二王，兼收魏碑，容纳汉隶，集古生变，锐意出新，形成自家面目。此《雁塔圣教序》正是其优秀代表作品。

此碑为褚遂良56岁时所书，这时褚遂良的书风已完全成熟，与早年的作品已大不相同，有了许多变化，多了一些生气和韵味，确为其晚年的成熟老道之作。此碑用笔方圆兼施，参入隶法，并以行书入楷书，运笔流利飞动，犹入空灵无迹之境。笔画粗细有度，方圆有别，既瘦劲飘逸，浑穆圆润，又绰约多姿，和谐自然。结构于紧密中求变化，中宫收紧，四面散开，舒展大方，落落有致，俯仰有情。章法疏朗，若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清俊飘逸，神韵多姿。怪不得此碑一出，临摹学习者日众，一时成为风尚。

《集王圣教序》，唐碑刻。又称《怀仁集王圣教序》、《三藏圣教序》、《七佛头圣教序》等，全称为《唐怀仁集晋右军王羲之书圣教序》。唐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刻立。唐太宗李世民撰序，高宗李治撰记。释怀仁集王羲之书。于志宁、来济、许敬宗等润色，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刻。碑为螭首方座，高350厘米，宽100厘米。碑文行、楷、草相杂，30行，行83、84字不等。内容记述唐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和回国翻译佛经的史实。碑额刻有七尊佛像。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

唐人崇尚王羲之的书法，不遗余力地用“摹写”和“集字刻碑”的手段来传播王羲之的书法。僧怀仁就是以集字而名垂千古的书法家。怀仁，生卒年不详。太宗时居长安弘福寺，积年学王羲之书，点画富于法度。由于怀仁善书而且精通王羲之书法，所以由长安各沙门共推他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他以唐太宗的《序》和唐高宗的《记》为内容，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中逐字钩摹，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至咸亨三年（672年），历时25年乃成，可谓“铢积寸累，累年方就”。

《集王圣教序》由王羲之的书法真迹直接摹出，虽为摹刻，亦纤微毕肖，形神兼备，保存了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成为研习王羲之书法的重要资料，开集王书之先河。据载历代集王羲之书碑有18家之多，而以此碑为最。康有为评为：“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剪裁纫缝，皆若己出。”此碑体势一贵，宛如王羲之复生，基本上保持了王羲之书法的特征，点画精到，结字多变，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绝妙千古。与墨迹摹本《兰亭序》一起成为后世临习王羲之书法的最佳范本。

《李思训碑》，唐碑刻。又称《云麾将军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全称为《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唐开元八年（720年）六月刻立。碑为竖方形，高400厘米，为唐碑中之巨制。李邕撰文并书。行书，30行，行70字。碑现存陕西蒲城县西7公里的麦田中。碑下截已漫漶不清，上截亦布满石花。碑文内容为李邕为其叔伯、唐代著名将军兼画家李思训立的神道碑。

书作者李邕（678—747年），字泰和，江都（今扬州）人。工书法，以行书著名。开元中为官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其书法初学王羲之，后独创其体，以雄肆豪放胜，被誉为“书中仙手”。传世书作有《麓山寺碑》、《叶有道碑》、《法华寺碑》、《任令则碑》等。尤以此《李思训碑》为著名。

《李思训碑》笔力雄健，字势俊丽。用笔取自然之法，流畅自如，瘦劲遒丽，一改二王的圆润蕴籍，既刚劲又妍美，风神外露，气势夺人。结字取势欣长，奇宕欹侧，左低右高，势如斜反正，斜而不倒，恰到妙处。此碑表现出一种豪放、奔突、明快乃至荒率的审美情趣，不计工拙，不经意而出新。毫不掩饰其真情实感。杜甫曾有诗赞李邕书法曰：“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李邕力主革新，一反初唐书坛端庄妍美之书风，代之以笔势雄健，锋颖凌厉，欹侧跌宕的新面貌而出现。其行书外见舒展放纵，内寓遒劲收敛。李邕曾曰：“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确为至理名言。即学书不能只求形似，而要从精神气质上去探寻，要努力在继承中出新意。这正是李邕从二王及初唐书法中创新求变深刻体会和经验的认真总结，对后世书法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晋祠碑》全称《晋祠之铭并序》，立于晋祠贞观宝翰亭内，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碑文28行，全文共1203字，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5公里悬瓮山下晋水发源处。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国，虞子燮即位以后乃以晋水名国号为晋，后世建祠奉祀姬虞，始名为唐叔虞祠，东魏改称为晋祠。唐高宗李渊起兵反隋时祷祀于此，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于贞观二十年（646年）来晋祠祭祀，撰文作铭并书碑刻石，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八月立于晋祠。《晋祠铭》首开以行书写碑之先河，碑的螭首碑额系唐太宗用“飞白”笔法书写“贞观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9个大字，亦首开我国碑版以“飞白”书法写碑额之先河。

碑文书法用笔浑厚自然，笔法遒劲，神气浑沦，其结字，运笔，行气都颇似《怀仁集圣教序》，清构宾《大飘偶记》谓：“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认为，此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

《颜家庙碑》，唐碑刻。又称《颜氏家庙碑》、《颜惟贞家庙碑》，全称为《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唐建中元年（780年）七月立。颜真卿撰并书，李阳冰篆额，世称“二绝”。碑为螭首方座，高330厘米，宽130厘米。楷书，四面刻，故又称：“四面碑”。碑阳与碑阴各24行，行47字。两侧各个6行，行52字。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6字。此碑为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的家庙碑。碑文记述了颜氏先世和家族仕官经历及后裔的学问事业等。碑原在颜氏家庙内，唐末长安城毁，缩建时此碑被弃之野外。宋时吕大忠将其与《开成石经》一同移入西安碑林保护。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

《颜家庙碑》历来被认为是颜真卿的楷书代表作品，为其72岁时所书，这时他的书法造诣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颜氏的楷书以篆籀笔意为之，在此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苍劲圆浑，朴拙老辣，深沉雄重，这种独特的书风和他早期的楷书《多宝塔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要说方整劲利的风格在《颜勤礼碑》中还有所体现的话，在此碑中则完全被圆浑苍老、朴拙敦厚所代替。此碑貌拙端严，以力量和气势夺人，表现了典型的庙堂风格，开了一代新书风，是盛唐雄风的具体体现。

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对后世影响很大，为王羲之父子之后书法史上的又一高峰。后来的柳公权、杨凝式、苏轼、黄庭坚、钱南园、刘墉、何绍基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学到了其变法革新的精神。颜真卿在书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论：“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中国通史简编》）

《不空和尚碑》，唐碑刻。又称《广智三藏和尚碑》，全称为《唐大兴善寺故大德大辨正广智三藏和尚碑铭并序》。严郢撰，徐浩书。螭首龟座，碑高305厘米，宽99厘米。楷书，24行，行48字。碑身中部折断有裂缝，文字有残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于长安兴善寺（今西安城南），宋元五年（1090年）移入西安碑林。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碑文记载印度高僧不空三藏来唐王朝首都长安宣讲佛教密宗，翻译佛经的事迹。

书法作者徐浩（703—782年），字季海。唐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唐肃宗时曾任中书舍人，后历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封会稽郡公，人称“徐会稽”。善书法，工行、楷书，得其父徐峤之传授。此《不空和尚碑》为著名的唐楷碑刻，是徐浩的楷书代表作品。徐浩处在唐王朝由极盛转衰落之际，他的书法厚重肥圆，呈现出一种温柔敦厚的升平气象。徐浩比颜真卿早出生六年，早逝三年，与颜真卿相友善，书风相近。受时代的影响，徐浩已在书作中透露出一种革新气息。他的作品已不像初唐诸家那样规矩森严，棱角分明，而是自由而无拘束，横细而竖粗，形体宽，结构稳，表现出一种稳定均衡之美，为颜真卿的书法革新作了充分的准备。

《不空和尚碑》厚重肥圆，含蓄温润，是徐浩晚年的得意之作。笔力劲健，锋棱凛厉，不失法度，更入佳境。用笔方圆兼施，结体取横势，欹侧多变，笔画粗细有别，主笔粗重，副笔轻细，主次分明。章法疏朗，气度空灵。徐浩不满足于在二王和北碑中讨生活，而是结合时代求变化，探索一种既规矩又不拘束，既有法度，又自由自在的抒情方式，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历代碑刻概述

傅如明

中国的碑刻源远流长，它是汉字书法艺术重要的载体之一。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碑刻包含着更为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随着其形制的不断完善及书体的发展，碑刻书法已成为我国古代书法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临习与研究的重要文本。本书撷取古代著名碑刻一百种，主要从史料及欣赏的角度作一简要地介绍，便于书法爱好者对于碑刻书法的研习。

一、“碑”之概念。

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之碑泛指各种种类、形制的刻石文字，即凡石刻文字都统称之为碑，清叶昌炽《雨石》云：“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狭义之碑只是许多石刻文字种类中的一种，是指那些刻有文字、经过精细磨制加工、有一定规格尺寸和形制的长方形立石，《说文解字》曰：“碑，竖石也。”

碑原本有三种：一、竖在宫廷院内，用以测量日影计时，《仪礼·聘礼》曰：“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东汉著名学者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 二、竖在宗庙里，用以系拴用作祭祀用品的牲口，《礼记·祭义》曰：“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即入庙门，丽于碑。”“丽”就是“系”的意思。三、竖在墓穴四角上，上有穿孔用以安装辘轳，牵引绳索将棺材放入墓穴中，《礼记·檀弓下》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竖之，穿中，于间为鹿卢（辘轳），下棺以绊绕。天子六摔四碑，前后各鹿卢（辘轳）也。非石而亦曰碑，假借之称也……”

后来，碑刻发展成一定形制并刻上文字，其中以墓碑居多。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释典艺》载：“陈滋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古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而刻有文字、有一定形制的碑经过长期的演进和发展，又逐渐繁衍成一个成员繁多、规模庞大的大家族。

二、碑之溯源及形制的演变

先秦时期是中国碑的胚胎期，也是中国碑文化的萌芽期，出现了有刻字但无一定形制的两种原始形态的碑：刻石（所谓“竖石”）和摩崖石刻。汉代而逐渐演变成由人工采制形成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碑。碑座又称为碑趺，汉碑的碑趺一般是长方形巨石,有的雕有“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到唐代，除了一小部分碑仍沿用方趺外，一些较为重要的碑都采用了龟趺，龟趺的“龟” 叫“赑屃”，大约从“玄武”演变而来，一说它是龙的儿子，因未成龙形，又好负重，故用作碑座。碑身正面称为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碑阳刻碑文，碑文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有散文纪事，称之为“志”，后有韵语赞颂，称之为“铭”。汉碑在碑阴及碑侧极少有刻字，碑阴一般刻立石人的姓名之类。唐代，碑身与汉代无多大区别，但在雕镌上，唐碑变得华丽，在碑阴，碑侧镌刻有几位精致、华丽的图案和花纹，有的四面刻满字。碑在汉代其碑首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制，大体上有尖形（称圭首）、半圆形（称晕首）和方形（因一般雕有龙形，故称“螭首” ）。到唐代，源于汉碑的“碑穿”、“碑晕”已不存在，而是发展成雄丽的螭首。 所谓“螭”，许慎《说文解字》释“若龙而黄”，是一种黄色的龙，是由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变而来的封建社会皇权的象征。据考“螭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

三、碑之书体演变及书法风格特点

碑由最初的刻石纪事，而逐渐演变成为书法的载体，其主要的价值在于书体的演变。

随着汉字的演变和发展，秦代以篆书入碑，如《泰山刻石》、《峄山碑》等。篆书入笔表现为用笔沉着凝重，古劲厚实，结体匀称，雍容浑朴，端庄肃穆，威严庄重， 被称为“玉箸篆”，有一种图案花纹似的装饰美，符合黄金分割的法则，章法秩序井然，具有节奏韵律感，被后世习小篆者奉为圭臬，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但由于这种书体规矩森严，缺少变化，过分追求对称和均衡，而缺少艺术趣味。到清代，书法家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力求变法，方圆兼施，结体多变，才使篆书出了新意。

汉碑则经历了篆中带隶到亦篆亦隶，到篆意蜕尽而形成波磔分明汉隶，汉代碑刻的主流字体是隶书，留下了大量的汉隶书碑刻名品，如《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乙瑛碑》、《张迁碑》、《封龙山颂》以及摩崖刻石《石门颂》、《石门铭》等。隶书入碑较之篆书有较大的变化，用笔方圆兼备，笔道浑圆厚实，线条富有弹性和力感，变圆转为方折，出现了波势；结体由纵长而为方扁，中敛而四面拓张，四满方正，规范典雅，有庙堂之气。在摩崖石刻中更是表现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书风，这些碑刻基本上代表了汉代碑刻书法的最高水平。东汉以后碑刻中蕴藉楷意，开始向楷书演变，出现了一些隶楷杂糅的碑刻，如《广武将军碑》、、《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等。北魏主要是楷书入碑，出现了如《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名品。

楷书入碑至隋唐而达到高峰，唐代的楷书大家均有碑刻传世，如《雁塔圣教序》、《九成宫醴泉铭》、《勤礼碑》、《玄秘塔》等名品。唐人楷书尚法，规矩森严，点画精工，结构严谨，以欧阳询为代表，确立了唐楷尚法之典范。到颜真卿楷书风格为之一变，颜字碑刻端庄雄伟，以正面示人，气势开张，一碑一奇，开创了一代新书风，为盛唐书法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唐代的碑刻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出现行书碑刻，《温泉铭》、《晋祠碑》肇其端，李邕继其后，其行书碑刻《李思训碑》、《麓山寺碑》对后世影响极大。特别一提的是唐怀仁《集王圣教序》摹刻，亦纤微毕肖，形神兼备，保存了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成为研习王羲之书法的重要资料，开集王书之先河。碑刻至唐代其形制及书体演变基本完成。

过去的碑上没有书碑者的名字，东汉后期，碑上开始出现书碑者的姓名。

四、碑的文化内涵

“刻石立铭，以示后昆，亿载万年，子子孙孙”人们立碑的动因逐渐由最初的记功、颂德、记事、纪念死者，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用途也越来越广泛，立碑的数量越来越多，演化派生出许多的种类。明代学者徐师曾《文体明辨·碑文》中论述道：“碑之所以来远矣……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土风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的植被；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

“中国的碑文化集记事、纪功、颂德、褒奖、警策、训谕、惩戒、昭示、纪年、约束、抒情、标识等功能于一体，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诸学科与一炉，内涵博大精深，影响贯及古今中外，是一座藏量极为丰富的名副其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宝库，是不可多得的国之瑰宝。”（《中国碑文华》 金其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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