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执着与苦难的超越◇朱喜臣

朱喜臣，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世事沧桑，浮沉随浪，悠然品味人生百态，只愿用文字描绘世间万象。

梦想的执着与苦难的超越

◇朱喜臣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一生的辛酸，对于一生坎坷不遇的人来说，此书无疑深有寄托，“仅成孤愤之书”便是其主旨所在。“孤愤”一词出自《韩非子》，融入了韩非对国家存亡的忧患，对君昏臣庸的愤慨以及理想不得实现的深深不满。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程中，“孤愤”浓缩了优秀士人的身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欲得广厦千万间的杜甫，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苟以国家生死已的林则除……这其中，更多的积淀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和博大胸怀。基于此，人们往往根据蒲松龄的坎坷遭遇特别是科举道路上的坎坷以及《聊斋志异》中对种种社会流弊，特别是对科举制度流弊的揭露，将蒲氏的“孤愤”纳入到传统文人的“孤愤”之中，试图将其“孤愤”定位在传统的忧患之中。然而，透过蒲氏对科举描述以及一生倍受科举折磨的痛苦辛酸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孤愤”更多的是深层心性的真实流露，更多的是蒲氏变相的怨恨发泄，更多的是现实不得而借助虚幻的自由超越。其间，更少一些传统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更多一层人性需求的强烈渴望及个体生存的悲怨心态。

科举是界定蒲氏“孤愤”的重要参考值。可是，纵观《聊斋志异》的科举，深究蒲氏的一生，我们认为，蒲氏并没有从深层的本质上去认识科举，他只是从自己入世的理想及荣华富贵的梦想去认识科举。蒲氏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对科举本身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对科举的羡慕赞美肯定以及现实不得梦中求之的超越。本文试图从蒲氏一生的科举之路以及《聊斋志异》中的科举梦幻来窥探蒲氏的哦“孤愤”心态。

蒲松龄一生确实备受科举折磨，《聊斋志异》确实揭露了科举种种弊端；蒲氏一生困顿场屋，遭逢不偶，作品中的书生也是好事多磨，“久不售”。《司文郎》中宋生在科举之路叹曰：“文字之厄若此，谁复能漠然哉”。叶生甚至“魂从科举”，为之付出了生命。这一切，蒲氏以科举之黑暗、文运之颠倒归结为自己科举失败的原因，作品中的才子游魂也一样地怨天尤人：“盲如师旷，瞽若和峤之辈衡文”，甚或“帘中人并鼻盲矣”。对此，人们总是肯定蒲氏对科举黑暗的揭露，肯定其反复渲染考官胸无点墨、昏聩无能、贪财受贿。因此，也就变相地肯定了蒲氏功名难遂的主要原因是科举黑暗。然而，清初的科举总是那样的黑暗吗？如果我们能历史地考察客观地评定，即使拂去历来官方文人的美化，流弊固然有，但我们还是认为蒲氏由于自身原因及潜隐动机夸张了科举的黑暗。

作为封建王朝任选人才的科举，历数代至清，体制已相当完备：中央直接管辖，皇帝亲自任人主考，考生入场搜身按号入座；为防房师与主考辨认笔迹，由誊录官朱笔誊录，对读官负责对照，不许有任何错误更改；由弥封官将墨卷（考生之卷）和朱卷（誊录之卷）分别密封，朱卷呈房师评阅，佳卷荐于主考；三场完毕，班师与主考对所荐佳卷公开评议，详加审阅，慎重录取；被录取的朱、墨卷加印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解送礼部磨勘。其间若有差错，各程序人员一一追究。清代对科举案惩处之重可谓空前：“主考官有交通、嘱托、贿卖关节”夤然中式事发审实者，将舞弊之官与中式之子处斩，俱立决。清严肃处理的科场案有十数次，这些都说明，黑暗虽有，流弊固存，但并不总是那样的不公。科举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稳定了社会，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更何况，蒲氏所生活的清初，剧烈的社会震荡还没完全平息，平民百姓渴望太平，统治者急需安定，读书人更期待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或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梦想。可以说，在当时，科举是实现这些“渴望”、“急需”、“期待”的有效途径。任何王朝之初的政治都有一定的进步和清明，在当时主要起进步作用的科举，在康乾盛世，应该说，清明还是主要的。作品中的书生最初不就是受知于主考官吗？蒲氏自己不就是“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受知于文宗师施愚山吗？此后的遭逢不偶文学，对历史的矛盾与困惑发生的只是疑问，人类从来无法在文学中得到实质的解放困顿场屋岂能俱归结为科场流弊？传统文人的怀才不遇心态，缺乏洞察本质的痴迷，加之狭隘的心灵境界，使蒲氏忽视了主观，强调了客观。而主观的“吟而成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才是这种生命结局的主要原因。

与人们肯定蒲氏对科举黑暗的夸张相应，人们也往往拔高了蒲氏的人生境界，拓宽了蒲氏的狭窄胸怀，将其“孤愤”上升到对科举的怨恨批判甚或否定。因此，人们也忽视了夸张背后的潜隐心态：不能不说是吃不到葡萄说其酸的心态，也就因此忽视了不满背后的赞美，怨恨背后的艳羡，批评背后的生死相许，否定背后的极力肯定，现实沉沦背后的虚幻超越。这才是《聊斋志异》的孤愤，这才是蒲氏的寄托，这才是深层本真渴求的潜隐显现。这一切自由蒲氏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一切自由《聊斋志异》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来明实。

通过《聊斋志异》中对科举的种种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蒲氏重点铺述的是为科举九死而犹生的痴迷，着意欣赏的是穷困书生变泰发迹后的扬眉，更多流露的眼热他人功名而悲叹自己数悭的情绪。叶生为科举竟忘死，这不正是蒲氏一生痴情科举的写照吗？叶生死后不仅弟子中举，自己中举，连子孙都因此荣华富贵，这不正是蒲氏一生的梦想吗？宋生甚至为酬平生愿，一睹飞黄之快，不愿魂归冥府不惜推迟冥任殊荣，这不更是蒲氏执着的目的与动力吗？

与文中的痴生们相比，蒲氏自己对科举的狂热痴情有何逊色？青年时期日夜攻读，至五十余犹不忘进取，年过花甲犹见猎心喜，七十二岁还援例岁贡；己之所欲，施之儿孙，“顾儿孙入闱，”褊心不能无望，往往情见乎词。“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午夜闻鸡后，死灰欲复燃。”这其间，有什么怀疑？有什么批评？有什么否定？孤愤的背后分明是一往情深的执着。蒲氏自幼饱受儒家浸染，晚年仍以“吾儒家”自居，入世的思想深入骨髓，治国平天下是其理想抱负。在“宰相需用读书人”的时代，这种理想的实现除了科举还能有什么途径？同时，从个体生存及世风来看，科举的成败决定士子的荣辱：得之荣，失之辱；得之光宗耀祖，失之徒辱门庭；得之荣华富贵，失之困迹蒿菜；得之龙攀凤附，失之墙倒众人推。这其间巨大的反差，往往在文人士子的心灵上留下难以抑制的震荡和终生无法平复的创伤。无论是入世的理想，还是荣华富贵的梦想，都为科举增添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令士子们欲罢不能。

然而，长期的遭逢不偶使原本兼善天下的壮志凌云让位于独善其身的心灵渴求，传统强加的忧患退让为本就潜在的个人悲怨，平天下的理想让位于深层的羞于明言的欲望，先师忧道的遗训变成了个体生存的忧贫。这一切，固然是源自蒲氏所处的时代和一生坎坷的遭遇，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其狭隘的人生观、强烈的功利观及私欲难以释怀的人生境界使然。漂泊不定的教书生涯使蒲氏更基于个体生存而渴望优越的生活，科举的磨难更使蒲氏渴望发迹之后的扬眉，“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的不公命运更使蒲氏渴望得到不甘沉沦的自我证实。这使得蒲氏难以洞察科举，难以表达深层的传统意义的孤愤。这拉不开现实距离的孤愤更多的是个人的悲怨，它的背后分明是失衡心态的愤懑，是急待舒解抚慰的心灵。它是对自身命运的不甘与自我证实的超越，它是要在现实中寻找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定位的生存本真。然而，这一切于现实中哪能寻得到。

如果不存在一个仁慈公义的上帝，那么，个人拯救的唯一希望就是借助幻想去自己充当上帝。幻想是本真心性的流露，是对现实苦难的超越，是对精神自由的向往。“艺术是苦难的救星”，是现实不得志的情感寄托。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现实的不得志者，他们在艺术中寄托了难以言说的隐痛。

蒲氏钟情科举却屡试不第，命运的遭遇使其心中蕴藉独特的孤愤，而不甘沉沦的欲望又使其郁结未尽。现实行不通，只好去艺术中实现心中的梦想。于是，搜抉奇怪，“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可以说《聊斋志异》中的现实世界是蒲氏一生苦难的外在写照，而其中的幽冥世界则是蒲氏内在的超越。这种苦难的超越正是蒲氏对自我的超越，是蒲氏本真生命的自然流露。

《叶生》可以说是蒲氏的小传，生未成就却事业死后中举便是其执着科举而又梦想超越的影射。现实的蒲氏是异化的，幽冥的叶生才是其本真。表面上是丁公的知遇之恩成就了这种超越，实际上更重要的超越还在于叶生即蒲氏的内在渴幻：自幻的联想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这种超越的深刻在于它无法实现的悲剧性，其中深历的辛酸使无数身在其中的士子们泣怜，它自身就是自我本真生命的演化。

《王子安》中蒲氏刻画了考生的现实境界，这个用可笑的比喻描绘的处境又是多么的令人可叹可悲。“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然而，超越现实的生命追求的苦涩和自我异化的心态，又使蒲氏何能放下这虚幻的梦想，又使蒲氏何能忍下这种人生悲剧？忍不下，放不下，就只能到幽冥世界中寻求超越的途径。于是，“竟忘死耶”的叶生中了举，身为游魂的于去恶中了第。幽冥世界中虽有蒲氏极力否定的一极，浓缩着人间的罪恶，但里面更有蒲氏希望的寄托，有主持公义的阎罗及显昭公理的张桓侯。对衡文官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只能把满怀的希望寄托于清明的神灵。三十年一巡阴曹的张桓侯大受士子游魂的爱戴，就是阳世中的蒲氏们又何尝不是翘首以待，以至于发出“三十五年，来何暮也”的悲叹！超越的生命只能在游魂中得以延续，苦难的解脱只能在梦境中得以实现，心灵的困惑只能在幻境中得以消解，生命本真的自由只能在幽冥中得以展示，这一切于生人是何等的不幸？孤愤的寄托只能在艺术中是人生的不幸，而古往今来的柳泉氏们则是人类的不幸。

孤愤是幸与不幸的集合。然而，这幸与不幸之间自有蒲氏生命价值的追求和意义所在。对生命个体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梦想的执着追求界定了其“孤愤”的特定内容，悲狂旷逸的精神又演化了内在的生命逻辑，而这种痴性寄托在孤愤中又幻化成绝对的精神自由境界，“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癖好则成就了这种精神自由。在《聊斋志异》的梦境、幻境和冥境中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包括他自己，而仁慈公义的上帝只能是他自己。

作为科场失意人，在现实的枰场上，蒲氏是被无情弃置的废子。然而，正是这无情的弃置，才点燃激活了寄托孤愤寓有本真的艺术精灵。这点燃与激活是对现实苦难的无限超越，使蒲氏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无限自由的境界。在此，蒲氏找到了新的精神归属，使现实的自我与深层的精神得到了对话与交流。然而，文学对历史的矛盾与困惑发生的只是疑问，人类从来无法在文学中得到实质的解放，蒲氏的孤愤在《聊斋志异》中找不到真正的解答，超越无限的自由中寄寓的只是被伤害的情感及迷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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