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华侨身影
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东方古国来说，刚刚过去的110年如白驹过隙。但此间的故事却也耀眼夺目：亿万中华儿女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当我们把视线越过百余年的惊涛骇浪，看到辛亥革命发生那天的曙光时，不免对先烈感怀至深。再把目光投向更细微的地方，一个个华侨身影让我们倍感亲切：有些人毁家纾难，把挑水的钱通过侨批汇回家乡；有些人最先睁开眼看世界，以妙笔著文章，向国内外传递先进思想。黄花岗上，七十二烈士的墓碑每年都有人拜祭；翠亨村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种子播撒在每一位参观者的心里。
华侨组织想要改天换地
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背靠犁头尖山。漫步村中，“中山”两字随处可见——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影视城和中山纪念中学……这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在此。小时，孙中山常听人讲述太平天国反清的故事，也许就在那时，少年对这个国家有了自己的构想。
生逢乱世孙中山原在香港学医，并成为西医医师。鸦片战争的爆发，让他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1894年的夏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力荐改革。被拒绝后，孙中山于秋间出国，前往他早年求学的檀香山。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在著名的侨乡香山县（1925年改名为中山县，1983年改名为中山市）翠亨村
犹如一具腐烂的尸体刚刚被啃咬，彼时的中国，甲午战争战败、海陆军连遭败绩、东北已被日军入侵……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愈益忧愤。11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在檀香山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大幕由此开启。
孙中山振臂一呼，华侨应者云集，成为中国革命最早的一支重要力量。
近代华侨饱受歧视、迫害和奴役，而衰弱、腐朽的清政府无力保护这些浪迹天涯的子民。“寄人篱下的悲惨遭遇、弱国小民的切肤之痛，使海外华侨深深领悟到：祖国的强弱、统一与分裂和海外华侨的命运息息相关，没有富强和统一的祖国，华侨就摆脱不了受歧视和排挤的命运。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思想。”
十三岁赴檀香山读书、做工的孙中山先生，他长期住在海外，同华侨有广泛接触，亲眼看到了华侨的悲惨遭遇。他在海外宣传革命主张，唤醒和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团结发动了广大华侨投身民主革命。
很快，兴中会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规模不断扩大。香港、日本、美国、南非、台湾、越南等地先后建立分会组织。到1905年，兴中会会员中华侨占70%以上。可以说，没有华侨的参与和支持就没有兴中会。
想要改天换地的华侨组织越发壮大，革命的地火越烧越旺。
位于东京文京区的白山神社，以八仙花著称。在神社入口处靠近大殿的一角，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石碑。这就是“孙文先生坐石碑”。根据碑文记载，孙中山和日本友人宫崎滔天曾一起坐在这块石头上，谈论中国的未来和治国方略。
1897年7月，孙中山在横滨与宫崎滔天首次相会。此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宫崎滔天在1902年出版的《三十三年的梦》一书中写道：“他（孙中山）思想高尚，见识卓群，抱负远大，感情真挚，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倾心于他的。”宫崎滔天是熊本县荒尾市人。结识孙中山后，他曾邀请其到自己位于荒尾市的家中居住过两周。如今，宫崎滔天的故居保存完好，故居内还展示着孙中山书写的匾额“博爱仁行”。
孙中山先生与新加坡同盟会会员在晚晴园合影
也正是在宫崎滔天斡旋下，1905年7月，孙中山与华兴会的黄兴在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神乐坂的一家名为“凤乐园”的中餐馆举行会谈，协商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问题。当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赤坂的坂本金弥议员宅邸举行。到会者约有一百人，除甘肃尚未派留日学生外，其余关内17省均有人参加。
大会选举了孙中山为总理，并通过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宣言。这年11月，《民报》作为机关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将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此后，香港、南洋、欧洲、美洲等地也陆续建立了分会。广大华侨为了革命事业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加入组织，仅新马地区的同盟会会员人数就达三四万人。
广东南海华侨冯自由是兴中会和同盟会中的知名人物，曾负责革命党文字宣传。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他这样写到:“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
一场改天换地、波澜壮阔的史诗，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成功酝酿。
1910年3月18日，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将兴中会改为同盟会分会。图为孙科（左一）、同盟会檀香山支部主盟人卢信（右一）与孙中山合影
纸笔间划出思想曙光
广东省江门市，天沙河与华侨广场擦肩而过。广场会展中心东面的3座小会馆里，华侨华人博物馆每天都会接待数百名游客。
江门喜以“五邑”自称。“五邑”，即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及最后并入的鹤山。一百多年前，正是从五邑走出的报人，撕开了封建中国面具的一角。
辛亥革命前后，台山华侨在美国、加拿大、古巴、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办的报纸有19家，这些报纸对辛亥革命的思想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广东最早的两份侨刊《香山旬报》和《新宁杂志》为例，它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刊发了大量的新闻、时评和论说，提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振兴实业、发展经济、革新教育、注重卫生、改良吏治、实行地方自治。同时，还宣传孙中山民主革命派在海内外的活动，讴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辛亥革命志士，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侨报侨刊在辛亥革命前的飞速发展，与近代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当时中国人所有的思想争端都在这些报刊上有所体现。
据考证，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日报《沙架免度新录》是由祖籍来自广东开平的司徒源创办的。这是一份16开两版的中文日报，毛笔楷书刊刻,文字通俗。该报第一版内容主要是报道当地唐人(华侨)新闻，并参考英文报刊摘译各地新闻和有关美国官方的消息、法令等。第二版主要介绍火车、轮船的启行期和时间，以及刊登其他商业广告。
所有侨报的内容基本都是如此，但关于祖国、家乡的新闻始终在重要位置。二十世纪初，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增加，报刊上关于家乡的一字一句开始越来越牵动海外华侨华人的心。
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康梁为首的许多维新志士被迫流亡国外。他们组织保皇会，积极争取华侨的支持，为此而创办报纸宣传维新立宪。稍晚时期，大批革命志士反清失败而流亡国外，他们也创办了革命报纸宣传暴力排满。
这一时期，两派思想斗争的主要阵地就是报纸。
1900年，广东江门人陈少白奉孙中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亲任社长兼主编。文思敏捷、辩才无碍的他以报纸为阵地，针砭时弊，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为初期的民主革命宣传发挥着“笔阵千军”的力量。在陈少白亲自撰写的《中国报序》中称：“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声振聩，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之起舞，奋发有为也。”在后来众多海外华文报刊和印刷品中，这份报纸被誉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维新派和革命派所创办的华文报刊，尽管对待革命的观点不一致，但是他们客观上对华侨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唤起了华侨对祖国命运的关心，激发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关注和热情。
尤其是《中国日报》创刊后，一大批由五邑先侨创办的报纸相继问世。1909年，李是男和温雄飞、黄伯耀等一批台山籍华侨青年在旧金山出版了《美洲少年周刊》，后来扩大为《少年中国晨报》，成为美国同盟会的机关报。这家报馆以犀利的言论和鲜明的革命立场，与各种保守、腐朽的思想和势力展开论争，成为海外华侨扩大和统一民主革命思想的鲜亮旗帜。华侨郑振秀在加拿大主办的《大汉公报》，台山华侨梁朝杰任主笔的旧金山《世界日报》，鹤山华侨陆佑出资在新加坡创办的《星洲晨报》等等，在宣传革命思想上各展其长，可堪翘楚；台山人伍盘照则是美国旧金山《中西日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曾免费印刷并发行民主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恩平人唐琼昌1902年在美国创办的《大同日报》，在后来的革命党人刘成禹主持下，表现出强烈的进步倾向……
华侨创办的刊物
在中华大地遭受帝国主义侵袭时，海外华人华侨也在焦急地探索中国的道路。“他们的道路和思想不尽相同，但对国家未来的担忧正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底色。他们用一支支妙笔，划出了新思想的曙光，最终引导我们来到了今天的和平年代。”
台山市台城环城南后街38号，外侨局大楼4楼，《新宁杂志》编辑部至今依然忙碌。新一期杂志出街，大家正忙着将其中的大多数邮递海外。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侨刊，到今年整整112年了。几度荣枯更替，任通讯方式变化万端，《新宁杂志》至今仍以纸质的馨香、以侨乡特有的魅力，慰藉着五洲四海的华侨乡亲。与这本小小杂志相伴随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华侨及侨乡知识分子以兴办报刊为依托，传播先声、推动社会的风云事迹。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华侨办报的高潮中，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侨乡知识分子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乘洋务运动的改革风潮提笔而起、以报为业，冀以现代观念启蒙民众。他们也为民众发声，为知识分子报效社会找到了新的阵地。
家国情怀寄尺素
“忠孝传家训，勋猷建国谟”。
这是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中芬里村黄氏祖祠门口的对联。2003年，由黄氏宗亲捐资，重建了这个祠堂。门口的对联为黄氏家族留下了忠孝爱国的印证，揭开了民主革命先驱黄景南的过往。
1860年，黄景南（原名黄启祥）出生在这个村。年长后，黄景南携两个弟弟前往越南堤岸卖云吞面谋生。后来黄氏兄弟开设了“黄祥记”，贩卖芽菜。“芽菜祥”因此得名。
《华侨开国革命史》记录了黄景南卖芽菜的一些细节：“‘鸡鸣而起，宵分而息’，平时‘赋性勤俭，不事奢华’，每天卖芽菜都‘跣足徒步，不假车舆’”。当时人们管这种谋生行为叫做“下南洋”，闽南语系也称为“过番”。大概发生于19世纪中叶以后。当时我国东南、华南沿海民众为了讨生活或躲避战乱，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说是经商，但大部分挣的都是“辛苦钱”。
就是这样辛苦赚来的钱，黄景南却毫不犹豫地“挥霍”了。
1900年，孙中山到海外华侨中宣传革命道理。初到越南时，这里却已被“保皇派”捷足先登。孙中山第一次到越南西堤进行革命演讲，有些人甚至不知“国民革命”为何物。然而，人群中一位商人听着听着就暗生敬意，就此成了“粉丝”。此后，孙中山宣讲之处，必有他的身影。这位“粉丝”后来与演讲者结下兄弟情谊。他就是“芽菜祥”黄景南。
1902年冬，黄景南加入孙中山在堤岸组织的兴中分会，成为堤岸华侨入会的第一人。这位勇敢的革命分子，甚至想组织“铁血团”回国刺杀清廷官吏；又在堤岸吧逼街12号设立“萃武精庐”，被任为财务会计，并捐1000元作开办费，开展文艺宣传……
为推翻满清而闹革命，成为“芽菜祥”人生的第二份事业。第一份事业挣来的钱，几乎都贡献给了第二份事业。
“下南洋”、乃至走遍全世界的华侨们，也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变卖自己的商店及农场，作为起义捐款，并跟随孙中山回国革命；越南华侨关唐以挑水为生，每担水赚得一文钱，却将一生挑水积蓄的三千多元全部捐献出来……
大量的资金通过一张叫做“侨批”的凭证传递回国。福建方言、广东潮汕话和梅县客家话里称“信”为“批”。
201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黄清海先生编著的《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1907—1922）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从另一个侧面揭开了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神秘关系。
黄清海共珍藏了200多封黄开物家族的侨批实物。编著这本书时，他从中选录了123封，按照家庭亲属侨批、辛亥时政侨批、商业往来侨批、捐资公益侨批、亲友问候侨批五类进行介绍。这当中有50件侨批使用于辛亥年与民国初期，是菲律宾、香港、厦门等地辛亥革命志士与黄开物之间频繁联系沟通的证据。“这些侨批记录了当时有关同盟会活动的细节，让一些被淹没的辛亥革命志士，如林书晏、黄开物、颜太恨等人物得以显现。”黄清海说。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也早在2004年就建成投用。这是国内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12万封侨批文物展现了华侨华人的移民史、创业史及其勇于开拓、守信重义、爱乡爱国的精神，辛亥革命前后的侨批更是向人们揭露了那一段岁月背后可歌可泣的故事。
华侨们寄家国情怀于尺素的故事，将被人们世代铭记。他们为中华大地之命运奔走奋斗的身影，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血肉之躯 前仆后继
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平岗村百年老街与古泰新桥相映成趣。青山绿水间，生态小村的人民平安喜乐。每逢重要纪念日，这个四面环山的小村都会迎来新的客人。人们前来缅怀的，是一个存在了仅仅、整整21年的生命——马来西亚华侨李炳辉。
21岁生日这天，李炳辉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附诗一首，诗云：
回头二十年前事，
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
只缘报国误乌私。
这一天他回国，不是为了参加生日聚会，而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到广州参加辛亥革命的起义。
此前，李炳辉赴南洋大霹雳埠（在今马来西亚），入教会所设学校学习英文，旋又由该校保送麻六甲学校读书。入耶稣会后，分发新加坡英国长老会教堂从事传教。
这位年轻人的故事被记录在1932年胡汉民写下的近五百字的题词里。从中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不是生于那个年代，这个21岁的生命应该可以安稳度日。
但是年轻的传教士“救国之志，未尝一日去诸怀”。恰逢民主革命者罗仲霍在南洋宣传革命思想。李炳辉的一番热血忿涌不禁，经由萧锦兰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
当孙中山、黄兴等领袖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决定发动广州“三·二九起义”时，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不下五百人，这其中就包括李炳辉。他们无不明白，这一去就是赴死，但都没有退缩。到后来，牺牲的华侨烈士就有二十九名以上。
1911年4月27日，辛亥革命在城市的第一枪在广州城打响。李炳辉随黄兴进攻两广督署，最后至高第街战死，成为葬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之一。他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1岁那天。
和李炳辉一样，辛亥革命的号角吹响，很多华侨的生命都如流星般短暂而耀眼。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组织了27次起义，其中华侨直接参加策划、组织的就有15次之多。他们的职业是教师、记者、商人、职员、传教士，分别来自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为了救国的崇高理想，从遥远的地方汇集到一起来，最后将热血和头颅留在了广州、惠州、潮州、钦廉、镇南关……甚至不少人连姓名也湮灭在硝烟之中。
百年之后，硝烟散尽。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白云山南麓的黄花岗烈士陵园已是革命圣地。李炳辉的名字被刻在了陵墓的第一排第二位。每年清明节，都会有无数人来纪念这些民主革命的先驱。
鲜为人知的是，七十二烈士的确定其实经历了一段复杂的过程，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完全查出，乃在黄花冈上勒石记名。
原来，1918年由广东革命政府主持，由爱国华侨捐款重修七十二烈士陵园。孙中山为陵园巨型牌坊手书了“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广东革命政府拟将烈士姓名、籍贯、事略镌刻于纪念碑石，但不能尽知烈士们的生平事迹。为此，参议院长下令，由参加广州起义后尚健在的同盟会员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死难的烈士，计得五十六人，时为1919年。1922年又查出烈士十六人，合计共七十二烈士。1932年又查出烈士十四名，再立第二碑以为纪念。
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中的喻培伦纪念碑 摄影/南山
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创会元老温国杰曾在这里义务讲解多年。早在1989年，即将从广州某国营蔬菜公司退休的温国杰和其他几位在广州生活的辛亥烈士遗属创建了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此后，他就开始马不停蹄地为青少年开设爱国主义课堂。广州众多烈士陵园、纪念馆、大中小学都留下了他义务授课的足迹。
讲课没有报酬，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但温国杰对这些毫不在意。“一想到当年先烈们为民族利益抛头颅、洒热血、不计回报的献身精神，我会鼓励我自己，苦一点累一点算不了什么。”
讲得最多的还是革命故事：打扮成新娘掩护革命党人运输军械的同盟会女会员卓国华，18岁就为革命牺牲的黄花岗烈士华侨郭继枚，“吞弹药不畏惧”的同盟会会员喻培伦……还有在广州起义前夕因刺杀清朝将军而被捕就义的辛亥烈士温生才，也就是温国杰的祖父。
如今是革命纪念地的黄花岗烈士陵园，就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热热闹闹的广州城。包括华侨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用血肉铸就的革命精神，也将被世代传承。
江门华侨博物馆内的孙中山雕塑是每一个参观者都会驻足的地方。一旁的竖幅中堂里，“华侨为革命之母”格外醒目。关于这句话最早的出处，史学界依然没有定论。但确有很多证据表明，这是孙中山在多个场合下表露的观点。它既客观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乃至“二次革命”及讨袁、护法之役期间，华侨以财力、人力追随孙中山投身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又生动地表达了孙中山本人对海外华侨的感念之情。
百余年前，当积贫积弱的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海外侨胞希望中国砸碎封建枷锁走向民主共和，资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40年前，当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许多海外侨胞满怀热忱，投资内地，形成了一股助推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今天，中国站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战略交汇点，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关键期。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遍布世界各地的数千万华侨华人，依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作者：李祥。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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